不过，真正吸引官员们目光的，是第二天在琼林苑的大宴——枢密使文彦博告病，从消息灵通者口中，还传出皇帝已经下诏召有“小阎王”之称的小王将军与慕容谦将军回京的消息，二人将除益州路经略使副，统率大军，去平定西南夷的叛乱。除了知道王厚是王韶的儿子外，王厚与慕容谦并不为汴京的官员所熟悉，但眼见着二人可能成为未来的新贵，有关二人的背景、能力、性格、喜恶等等，自然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而对拖古烈来说，这正是他收集情报的好地方。宋朝皇帝在各国使臣面前只露了不到一刻钟的面，便留下礼部尚书王珪与鸿胪寺卿李陶作陪，悄无声息地众人面前消失了。拖古烈注意到他离席之时，脚步似乎有点一高一低，他一向很留意宋朝皇帝的健康状态——这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情报——但他知道赵顼的身体并不是很好，这次反而没有太放在心上。他把精力放到了其后——当皇帝离开之后官员们才会不那么拘谨，尤其是年青的官员，他们会率先以同年、同乡、同党为特征，自然而然地分开群落。琼林苑正是花开的季节，来自天下各路军州，甚至是海外的奇花异葩，争相斗艳，亦会引起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的诗兴，这一日琼林苑全部开放给宋朝官员与各国使者游园，所以，很快便会有更多的官员离席，三三两两结伴去苑中赏花，诗词唱和。

拖古烈今日的穿着，与一般宋朝士大夫毫无不同，他说着一口道地的汴京话，穿梭于大宋的公卿之间，倾听着他们吟诗作赋，得心应手地品评着诗词的高下，往往以一句妙语，赢得满座赞叹。他巧妙地拉近自己与宋朝士大夫们的距离，让他们不将自己视为“外人”，然后不动声色地听他们谈论各种看似无关紧要的流言耳语，中层官员对于朝廷的人事、政策，总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他们亦不以为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会是什么军国机密，觉得自己说的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于是亦放心大胆地在拖古烈面前高谈阔论。而即使是一些对辽国抱有敌意的官员，也不怎么排斥拖古烈——要区分拖古烈与一个普通的宋朝士大夫的区别，实在是太难了，而他又是一个很能够获得人们好感的人。有时候也有人会故意在拖古烈面前炫耀宋朝的国威，比如河北某州的一个官员怎样有才干，大宋又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拖古烈总是耐心地倾听着，偶尔不卑不亢地回答几句，既不让他们太失望，也肯不让他们太满意。他对儒家经典、汉赋唐诗，乃至宋朝学者的著作都十分熟悉，常常巧妙地引经据典来回答，即使那些存心想诘难他的人，也不能不在心里佩服他的才智与学问。

但对于韩拖古烈来说，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的职责，为了那个将自己从微贱中提拔重用的雄才大略的大辽皇帝，亦是为了大辽朝的存亡延续。对于自己的国家，拖古烈内心有着极深的忧患意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南朝的潜力——无论南朝现在面临怎样的危机，他都清楚，南朝已非昔日之南朝。这是一种感觉，一种如果你不在南朝生活，便无法体会到的感觉。忠烈、先贤二祠，白水潭学院，朱仙镇讲武学堂，每天练习弓箭的小学生，汴京城墙上的火炮，熙宁蕃坊，还有汴河上每日熙熙攘攘的船只，汴京街道上越来越多的太平车……每一样东西，都让他感觉到南朝的力量——那是一种平静下面的巨大潜力。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而拖古烈便恰恰是这样的智者。但这样的智慧，对他个人而言，却不全是好事。他感觉到时代在变化，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应当如何跟上这种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这只能让他产生极大的挫折感与焦虑感。

拖古烈所能做的，只能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祖国。

他深信大辽皇帝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大辽现在的道路，是契丹人唯一的选择。做为一个辽国人，做为一个辽国士人，拖古烈对一件事看得清清楚楚——游牧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这是有人类以来，就亘古不变的一条铁律。

任何不肯改变的游牧民族，都注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灭亡，其中绝大部分，甚至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丝毫的印迹——能够有机会做出选择汉化与否的游牧民族，都已经是极少数的幸运者。拖古烈不会被历史的表象所欺骗，汉化也是注定要灭亡的，但是游牧民族灭亡，却从来都不会是因为汉化——这是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横向比较，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不肯汉化的游牧民族，在同样的条件下，永远比愿意主动汉化的要死得快，而且是快得多。

大辽的先祖们具备超凡的智慧，他们意识到不汉化就无法生存；但又担心汉化后又失去赖以立足的竞争优势，所以创建了南北面官制度。但是，仅仅在太祖皇帝死后，太宗皇帝一亲政，其理想便是成为中原的皇帝。他统率大军南下，击溃汉人军队，在开封称帝，留下大辽国永远的荣耀，也留下大辽国永远的教训。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自居于中国的正统；也是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对汉人心存敬畏。

辽太宗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中原、河北的义军给击溃的。他离开汴京的时候，留下了一句名言：“吾不知中国之民难治如此！”

这是一句被刻在大辽历代皇帝心中的名言。

从此以后，大辽国就再也没有过野心要真正地兼并中国。与南朝和平共存，保持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实际上成为了大辽一百余年来最核心的政策。

契丹铁骑可以将阻卜人、女直人，将一切游牧民族毫不留情地践踏在脚下，可以无所顾忌地剥削他们，奴役他们，轻视他们。但是自太宗皇帝北还之后，契丹人就再也不曾真正轻视过汉人。

并且，契丹人、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改变。

或者说汉化。

当今的大辽皇帝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也许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拖古烈深信，对大辽来说，对契丹族与奚族来说，这都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惟有农耕，方能带来更多的、更稳定的粮食供应。

惟有将游牧改成畜牧，方能繁衍更多的牛马羊。

惟有如此，方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过上更富足的生活；惟有如此，才会有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以及时间——惟有如此，大辽国才会有前途。

真正的前途！

破坏者只能暴虐一时，建设者才会拥有未来。

这一定会付出代价。也许是非常惨重的代价，但是拖古烈坚信，除此别无他途。为了未来，不能惧怕眼前的牺牲。

但是辽国人也是矛盾的。纵如卫王这样的智者，甚至是拖古烈本人，也认为“北方的朔风，才能锤炼出英勇强壮的战士来”——他们都为自己民族的传统感到由衷的骄傲；而且眼前的代价如果过于沉重，则会遮蔽人们更为长远的目光……不仅仅是那些坚持祖制的反对者，连卫王、拖古烈本人，也并非那么一无反顾。党项人为了正确的道路，已经代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国土。大辽远比他们幸运，经过内战的锤炼，国内主明臣贤，政治清明，兵强马壮……

但是一个想要汉化的辽国，一个正在汉化的大辽，反而却要迫不得已与南朝开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太宗皇帝失败的阴影，在一百多年后，始终笼罩在辽国君臣的心中。

这次，他们将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南朝。

信念坚定如拖古烈，都不由在心里要有犹疑，更何况他人？

大辽国也在一个巨大的三岔路口，一念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三个民族的命运，永远无法回头的命运。

至此时，拖古烈才深深地明白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凌牙门也有这么漂亮的荷花么？”一池绽放的荷花旁边，两个绯衣客毫无风度地坐在池边的大石头上，远离着人群，一面说着闲话。他们都是皇帝面前的新贵，在高丽，在南海，他们都是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人物，但是在汴京，他们却只是普通的中下级官员，他们与汴京的官场，似乎一直相互排斥着。这种排斥，几乎是天然的。在这里，他们很难找到同伴，没有几个人与他们有共同语言。尽管大宋已经开拓海疆十余年，但海洋依然不是大宋关注的焦点。那里只是遥远的域外，是被放逐的地方。而他们的功绩，亦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被汴京官员背地里称为“夷官”。

“有。凌牙门的睡莲，不逊于琼林苑的荷花。但天下最好的荷花，应当是在杭州。”薛奕心不在焉的应道。他今天本来还幻想找机会向皇帝当面陈叙他的设想，但是，九重之上，咫尺即是天涯，皇帝与他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不由感到一阵沮丧——他好不容易见到文彦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文彦博对他海船水军的新设想产生那么一丁点的兴趣，没想到文彦博却忽然告病。种种谣言显示，文彦博在密院呆不久了。原本他也曾寄望于石越再次进入中枢，或者退而求其次，盼着唐康得脱此劫，回来重掌沿海制置司。但是，从各种流言中，他也能猜到，唐康即使化险为夷，也很难再呆在中枢……这么些年来，薛奕从汴京官场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汴京的谣言往往比政事堂的公文，更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秦观久久凝视着池中的荷花，似乎并没有太留意薛奕的回答。半晌，忽然没头没脑地说道：“高丽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议论说，朝廷允许他们出海的商船太少了；另一种议论却说，高丽国物产应有尽有，贸易有害无益，为了造船，不得不让许多劳力去深山中砍伐良木，浪费国力……”

“短视。”薛奕淡淡地回道。

秦观没有理会薛奕的评价，继续说道：“我在想，解决高丽的麻烦，也许应当全面允许他们的商船分享我们的航线与贸易，这样高丽于大宋的依赖，将更深更长久……”

“少游一点也不考虑南边那些海商么？”一个声音在二人背后响起。二人连忙起身回头，笑道：“蔡元长怎的如此神出鬼没？”

蔡京笑着在二人中间坐了，道：“我看你们才是神出鬼没，躲到这个地方来了。”

“叶祖洽拉了一帮人在那里吟诗作赋，我实在没什么诗兴，便和世显躲这里来了。”秦观笑着也坐了下来。

薛奕却笑道：“少游是石门有名的才子，他是怕我一介武夫为难，救我一命。”又道：“元长知道我的，我要有元长一半的本事，亦不至于躲到这里来。”

秦观知道薛奕是说蔡京长袖善舞，当下笑笑，岔开话题，问道：“文太傅到底是怎么了？”

蔡京笑了笑，环顾四周，见并无旁人，方道：“被都堂的那一位排挤了。听说文公是昨天和那一位一道面圣回府后，气出的病来。宫里有人传，帝心生厌，密院要换主了。我看不日之间，文公便要自请出外了。”

薛奕听得更是意兴索然，不由叹了口气。却听蔡京笑道：“薛侯果真要想成事业，吕府、马府、韩府，你总要走一家的门子。”

“罢了。”薛奕摇了摇头，道：“我一介武官，奔走于执政之门，传扬出去多有不便。”

蔡京笑了笑，不再多说，转向秦观，问道：“方才少游说的是当真的么？”

“我想来想去，并无其余良策。”秦观点点头，道：“眼前看是吃了亏，长远来看，却是得利的。鼓励高丽出海，我大宋才是真正把握了高丽的命脉。”

蔡京默然一会，苦笑道：“若出此策，是雪上加霜。大宋的海商岂会答应？少游可知道，朝廷的海船水军，实际是由这些海商们养着。况且这些人在东南势力不小，不可小觑。”

“若能用我之策，便让高丽人分一杯羹，又何伤大雅？”薛奕摇头道，“元长与少游可见过宝云斋的掌柜？二位若听他说一说，便知道大宋的海外贸易，其实还只是一个起点。踢开面前的绊脚石，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学士如何说？”蔡京试探着问道。他知道薛奕已经拜见过石越几次了。

薛奕木然摇头，沉默不语。

“薛侯且耐心等等。”蔡京安慰道，“眼下朝廷关心的是，说到底还是西南的局势。千头万绪的一团乱麻，想理清了，总得要有个下手的地方。西南之事一日不定，朝廷就腾不出手来关心你的海船水军。再怎么说，注辇国也是在万里海域之外，与我大宋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前些年还有注辇国的使者来进贡过……”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又道：“使者今晨已经出发了，小阎王和慕容谦分任益州经略使副。皇上到时候一定会召对，询问军事方略……”

薛奕听懂了蔡京的暗示，却只能暗暗苦笑，他哪里又有本事能结交上王厚与慕容谦？

蔡京见薛奕神情，便已知道自己是白说了。他又与二人闲聊了几句，便告辞离去。对薛奕与秦观的态度，他是十分不以为然的。汴京官场的确十分疏远他们，但这并非是没办法弥补的。一个契丹人拖古烈，尚能与汴京的士大夫们打得火热，何况薛奕与秦观二人都是石越门下有名的人物？秦观不必多说，他随手填一小词，占一绝句，哪里还会有叶沮洽的风头？便是薛奕，其实也是会写诗的，他在南海的几首诗流传回来，也颇受称赞。说到底，二人还是太骄傲了，少年得志，在域外又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自以为做的都是经邦济国的大事，打心眼里便看不起汴京那些风花雪月的官员们。他们只恨不得能和两府大臣天天谋划着国家大事，却浑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五六品官而已。新官制以后，这种级别的官员，汴京城里多如牛羊。

所谓的权力中心，在蔡京看来，绝不仅仅是指两府与学士院。

在外面的时候，你必须表现出吏材来——无论是石越，还是司马光、文彦博，甚至是吕惠卿、冯京，都不是你用“德行”就可以唬弄的人，没有值得称道的政绩，便入不了他们的眼。想出人头地，当然也可以贿赂内臣贵戚请托，“至宝丹”参政，还有吕惠卿、冯京那里，也并非无隙可钻，但蔡京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知道这样得不偿失——门下后省的给事中与御史台的御史们就不必多提，靠这样的手段晋身，在石越、司马光、文彦博那里，无异于判了死刑。若政治野心仅止于五品六品，倒也无可无不可，但若真想有所作为，只要这些人还能发挥着政治影响力，这就是非常不智的。

要想升官，就要摸准上司的喜好，投其所好。两府诸公看重的是政绩，那就好好做出些政绩来给他们看。

但仅有这样是不够的。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同侪的关系若不搞好，就不会有“清议”支持，仅有“德行”不能得到重用，但没有清议的赞誉，同样也会成为仕途上的重大缺陷。两府诸公看的是政绩，但是汴京的士大夫们，却不会象个考课官一样，凭着你的政绩来决定他的喜恶。

你必须谨慎的融入其中，表现出你另一些方面的才华，才能得到他们的欣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乃至品味美食，讲笑话，互相赠送歌伎……只有如此，才可能成为汴京士大夫们中的一员，而不是成为他们的另类。除非你和石越一样，有机会一开始就得到皇帝的赏识，凭着自己的才干牢牢地在皇帝心目中占据一席之地；或者如王安石一样，用几十年的功夫，不断的积累着自己道德声誉与政治资本。但石越那样的奇缘，不是人人可以遇到的；而且，石越在未取得相应的地位之前，照样也结交内侍，与冯京、王安礼等人打得火热；王安石更是得到了韩、吕等世家大族的支持——没有韩维天天在皇帝面前说好话，王安石未必有机会宣麻拜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