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想比烂，这样的数据自然堪为骄傲。但是掩藏在那个让人难堪的平均数字后面的，是更为难堪的地区差异与身份差异。比如除了汴京以外，无论是识字率还是就学率，南方都远远高于北方。而武人更成了识字率最低的一个阶层，武官的识字率都只有可怜的一成，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一半！这还是托了神卫营与卫尉寺的福，才有这样“体面”的数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清议的批评。加大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对在讲武学堂培训过的武官优先晋升等等措拖，便是两府应付批评的产物。这的确是一次极大的转变，仅仅在十几年前，两府还有相公说：“武官要识字做甚？！”而现在，连神卫营的节级们，都得学习算术与几何。

田烈武对这些曲折自是全不知情，密院与兵部新定的磨勘与考课条例中，的确对识字的武官有所奖励，但是这些在西军中影响甚微。西军这些年来，一直在打仗，讲的是军功战绩，什么磨堪考课，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但这些年来，田烈武自觉读书对自己的帮助极大，养成了闲暇时必要读书的习惯。因此突然间见到规模宏大的刘楼藏书阁，当真有点喜出望外，从此每日总有几个时辰，要消磨在这里。

这日他从藏书阁神奇般地借到了一本西湖学院翻译的《谋略例说》——这的确是非常的神奇，这部罗玛人的军事著作，在大宋受到了不公正的轻视，西湖学院翻译过来的书籍，绝大部分是自安息文、大食文版本转译，直至熙宁十七年为止，流传的范围，也主要限于大宋的各大学院，以诸《学刊》的读者为主，主要受到学者与博物学家的欢迎（当时的格物学者往往身兼数门之长，极少有单纯专精某门之学者存在），而印刷之数量，一般也只是几百册，只有极少数作品才会广受欢迎，印数超过千册——而这部《谋略例说》与另一部《安庾战史》，显然不可能受到这些学者的欢迎。得到石越巨额捐助的西湖学院塞夷译经楼，当初译介这两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能给军校当教材，不料军校的主官根本连翻都懒得翻，一句“蛮夷也会写兵书？”便将这两本书丢进了马桶。尽管也耗费了许多的资金与心血，但是最后这两本书，仅以分别出版五十本而惨淡收场。只有最好的藏书阁与专门的藏书家那里，才可能有这两本长年不见天日的泰西经典著作。刘楼藏书阁收藏这部《谋略例说》已经有一年的历史，据其记录，这是该书第一次被借阅。

田烈武因为出身卑微，从不敢轻易地看轻任何人。哪怕这是泰西夷人的作品，他也抱着开开眼界的心态，以为人家既然写得出书，那便总比自己这个大老粗要强上几分，便有可学之处。因此倒也是兴高采烈地拿在手里，准备好好读读。不料刚刚走出藏书楼，便被迎面走来的一个人叫住：“这位可是龙卫军的田将军？”

他愣了一下，打量来人半晌，却到底是认不得此人。田烈武自觉不好意思，慌忙抱拳道歉，一面问道：“恕我失礼，不知尊兄如何称呼？”

那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汴京官话笑道：“是在下冒昧才对。田将军原本便不认得我。在下赵时忠，原是灵州人氏。将军在灵州时，在下曾见过将军一面。”

田烈武这才恍然，笑道：“原来如此。尊兄怎么来了汴京？”

赵时忠笑道：“朝廷收复灵武后，在下便举家迁到了祥符县。这番是想潜心读书，但求考个功名，亦可光宗耀祖。”

田烈武知道但凡举家被迁往东、西两京居住的，在西夏必定是一时之豪强。这人姓赵，只怕还是赐姓也未可知。当时西夏贵族离开故土者，极为显贵者除外，普通贵族中除了部分人依然投身军中，改替宋朝卖命外，有相当一部分意志消沉，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有些人甚至不到三两年间，便家道败落。此人竟然有此雄心壮志，欲要在汴京考个功名出来，倒也让人钦佩。因赞道：“尊兄倒不愧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将军谬赞了。”赵时忠连忙谦道，心里却是极高兴。这些西夏旧人，无论是党项还汉人，在汴京多多少少都不免受到歧视，这还是头一次有人如此诚恳地鼓励他——从田烈武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怜悯之意。他看了看田烈武手里的书，有点拘谨地笑道：“想不到将军原来文武双全。”

田烈武已是不知多少次听人用各种各样的语气说出“文武双全”这四字评语了，倒难得有一次象赵时忠这般的诚恳，甚至还有点崇拜的味道。他腼腆地一笑，看见赵时忠手里抱着的书，最上面一本，赫然便是《天命有司》！

他其实是不善交际的。这时候没话找话地笑道：“这是桑公子的书么？”

“正是。”赵时忠以为田烈武也看过这本书，越发的佩服，用力点点头，一面道：“桑山长真天人也。听说朝廷要征召桑山长与程先生为资善堂直讲，圣人还专门派了内侍出来寻两位先生的书，有人说圣人看了后，甚是称许……若果真如此，还真是名至实归……”

向皇后派遣内侍，在坊间到处搜索桑、程的著作，这事田烈武也早就听说了。他当然不明白这是向皇后给朝廷公卿的一个公然的暗示——桑、程二人的书籍，汴京任何一家书店都可以买全，用得着这些内侍东问西问么？不过，在田烈武心中感情的天秤上，自然也是倾向于桑、程一方的。这时候听赵时忠兴致勃勃地说着他对桑充国与程颐的钦佩与崇敬，他既不好意思打断他的兴致，便只好耐心地在藏书阁外面静静地聆听着。

汴京西角楼大街。此时，时间已是熙宁十七年的八月下旬。田烈武如往常一样，约了几个朋友，在清风楼吃着酒。虽然又变成了翊麾副尉，但宋朝禁军将士待遇一向优厚，翊麾副尉到底还是个从七品的武官，即使新官制规定，没有了实际的差遣后，薪俸便几乎要锐减一半，可只要不过奢侈的生活，在汴京悠闲度日，依然不成问题。更何况，即使在田烈武“发迹”之后，田家的女人们也还是保持着劳动的习惯，从家里的女主人到使唤婢女，都会接一些从大商人那里层层分包下来的针线活，以贴补家用。象这样的家庭，只要国家不发生大的动荡，是断不至于受穷的。只不过，对于戎马生涯，田烈武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向往与喜爱，虽然刚开始闲下来时，感觉是好久没有过的轻松与安定，但时间一长，心里便没来由的发起慌来。而这个时候，凡是与前线有关的消息，便格外能打动他的神经。

“田兄可曾听说了？小阎王与慕容将军昨天下午到京师了。”赵时忠一面告着罪，一面迫不及待地说道。两人自从在刘楼邂逅相识，没几日间，便已称兄道弟。

“看来西南夷能平定了。”一旁的开封府巡检温大有一面吃着酒，一面笑道。温大有是个粗壮的西北汉子，穿着黑色绸缎做的袍子，看起来仪表堂堂、威风凛凛；而坐在他旁边默默吃酒的马绍，却是又矮又胖，长相十分的猥琐，其穿着打扮，便是做温大有的跟班，都有点提携不上的意思。但田烈武却知道二人家世大不一样，温大有是客户出身，斗大的字不认得几个，而马绍家却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也曾读过十几年的书。只是他颇吃了相貌的亏——宋朝在不成文的惯例上，依然保持着唐代的一些遗风，象马绍这样相貌有点影响市容的人，既考不上举子，想另谋出身，自“流外”做起，也不免受到歧视，只得被迫弃文学武。

这两人原本都是泾原人氏，石越在渭州受袭后，二人皆应募为石越帅府的亲兵。其后往来传递军情，护卫帅司安全，还参加了庆州之战，熙宁西讨末期，平定仁多澣之变，他二人也有点微功。虽然比不上战功累累的将士，但到底是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兼之办事还算小心，又有点才能，石越拜为枢副之前，便以军功保荐他们转任为地方武职。几年之间，竟齐齐做到开封府巡检。

“我看未必。”马绍手里的筷子一面急速地夹起一块大肥肉，放到口咀嚼着，一面含混不清地说道。众人皆是望着他，等他继续说理由，但马绍却吞了这口肥肉后，端起杯子来又喝了口酒，眼珠子朝着桌上的菜肴溜了一遍，筷子又伸向一块野猪肉。竟是再也不提了。

三人见他这样，不由相顾一笑。赵时忠不再去理会马绍，只把目光投向田烈武，关切地问道：“田兄以为这回能定了么？”

田烈武笑着摇了摇头，只道：“小王将军是我在讲武学堂时的教官，带兵打仗都没得说。”

“那就好，那就好。”赵时忠连连说道，仿佛是放下一块大石头来。

田烈武与温大有见他这模样，都觉得好笑，温大有玩笑道：“赵兄怎的如此担心？莫不是有相好的在益州？”

“固所愿也。”赵时忠也开玩笑地掉了句书袋，旋即正容道：“兄有所不知，这一个月来，我们那边有不少流言，说什么西南夷终不能平，益州要出大乱子。还有人说，契丹人要趁虚而入，便是在等这个时机……”

“辽狗也配？！”温大有啐了一口，打断了赵时忠，大声道：“他们不来，俺们还要北伐呢。休说幽州、大同，便是临潢府，拿下来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西南夷能兴什么风浪，西军精锐一到，若非是太祖皇帝玉斧划界，便是将大理段氏擒来汴京，也非难事……”

赵时忠听他口沫横飞地说着大话，尴尬地望着田烈武。田烈武笑笑，给赵时忠满上酒，示意他喝酒吃菜。马绍见二人也开始下筷，一面更加飞快地往嘴里送着各类食物，一面含混不清地对赵时忠笑道：“温大有的话，便好比说媒人夸好女儿、和尚不吃酒肉……”

赵时忠方举著，闻言不由一怔，问道：“此话怎讲？”

马绍却忙着吃喝，又没空理他了。

田烈武知赵时忠到汴京不久，不知道这些市井俚语也不足为怪，笑着解释道：“这是东京俗话，媒人夸好女儿、和尚不吃酒肉、醉汉隔宿请客，皆未得便信。若是轻信了他，难免吃亏上当。”

赵时忠听得明白，不由莞尔，笑道：“果真是未得便信。”

田烈武却还是记着流言之事，又问道：“这流言大伙信还是不信？”

“自是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也有将信将疑的。”赵时忠道，“依我所知，到底还是不信的多。便是信的，也多是忧惧北人趁机南下，于大宋不利。”他说的却是实情，在汴京定居下来的西夏人，多数都不希望战争。那些习惯于战斗的人，还怀有建功立业的野心的人，十之八九，早已经加入到宋军当中，而留在汴京的，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的家属——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亲人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丧命。

田烈武稍稍放心点头。却听赵时忠又笑道：“如今人人只关心两件事，一是早点平定西南夷，汴京物价能降下来——再这样乱下去，过日子可越发不易了。还好如今两位名将来了，大伙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另一件，便是看桑山长到底肯不肯受诏了……”

田烈武与温、马无言地对视一眼，没有人肯接赵时忠的话。三人都与石府渊源匪浅，对石越极是敬重，桑充国是石夫人的亲哥哥，他们自是不肯随便议论的。但是，三人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也只能管得住自己的嘴巴。

4

向皇后与朱妃流露出来的支持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的态度，宛如在熊熊大火上又浇上了一桶石油，在很多人看来，这更加坐实了之前有关高太后属意二人的传言。兼之皇帝的病情反复，这又加重了许多大臣的忧惧。虽然不敢宣诸于口，但很多人在心里，却已经不指望皇帝能够给六哥赵佣主持冠礼了，让皇帝在健在之时，亲眼看到六哥出阁读书，便成为许多忠直的大臣的希望。从外廷到内廷，皇后、妃子、说得上话的押班、都知，还有两府学士院台谏诸部寺监，只要趁着皇帝病情稍稍好转，便催促着皇帝尽快让六哥出阁读书。为此，不少人甚至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

这个时候，几乎已经没有人再争议资善堂直讲的人选问题，人们仿佛已经默认桑充国与程颐便是当然的人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休说桑、程二人的确是各派系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单单是那个“太后属意”的传闻，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便更加让人无法反对——在皇帝崩驾后，高太后将对朝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几乎已是宋朝的传统——真宗崩驾后是刘太后听政，仁宗崩驾后，曹太后也曾经垂帘……

极为吊诡的是，这个时候，新党的官员反而远比旧党的官员要急切。原来反对桑、程二人的官员，也改变了口风。皇帝一旦崩驾，高太后倾向旧党是路人皆知的事情，若不在此之前把这事定下来，到时候新皇帝的老师，恐怕就是一个纯粹的旧党了。这显然于新党的政治利益是不合的。桑充国再怎么样也是王安石的爱婿，与新党到底有几分香火之情。这时，连之前一直不肯表态的吕惠卿，也姗姗来迟地上表，请求皇帝“为万世计”，尽早让六哥出阁读书。

到了最后，内廷中，甚至连一直服侍生病中的赵顼的王贤妃，也小心翼翼地劝谏了。

赵顼面对内外的压力与催促，再也坚持不住。

“天下之议皆许之！”在萧佑丹回国之前的最后一次召见时，赵顼忍不住在这位辽国卫王面前，无奈地发着牢骚。

萧佑丹这次使宋，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空手而归。宋朝自然不会借款给辽国，而辽国也同样放不下这个面子。双方达成的唯一妥协是，宋廷谅解辽国单方面提高一些奢侈品的关税。但这只是杯水车薪。休说提高奢侈品关税会在国内造成贵族的反弹，其执行效果也无法保证——很可能只会促使走私猖獗；而且，在宋辽贸易结构中，奢侈品所占份额尚不到三成。

萧佑丹回国后，大辽迟早将面临抉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萧佑丹使宋，却也是满载而归。这自然不是指为了答谢大辽皇帝，彰显两国友好，由宋朝皇帝赠送给大辽皇帝的包括两头白象在内的海外奇珍。萧佑丹这次出使，对伐夏胜利后之南朝有了更直观的印象。至少，他知道宋朝现在的确是隐患重重。根据拖古烈的分析与萧佑丹的见闻，二人皆预测益州局势可能在年底左右，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而且二人皆相信，宋朝财政状况已经在恶化之中。

南朝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二人之前亦曾有过共识，若非南朝被困于这些窘境之中，他们是极可能对辽国进行军事冒险的。南朝人“收复”幽蓟诸州的野心，从来没有今日这么强烈过。

但是，这种危险已经被确信越来越小。

南朝皇帝染上风疾便是一个转机。若是幼主即位，高太后听政，必然重用旧党，那么在十至二十年内，南朝不太可能主动进攻辽国。他们急需休养生息的时间。而且旧党相对谨慎，更关注于国内的民生。但若万一是另立长君，情况便会大不相同，变得无法预估——若新君得位的过程过于艰难，并且极不稳固，那么他很可能为了转移矛盾，而悍然发动战争，冀望于夺取幽蓟诸州，来巩固他的皇位；若是得位过程还算平稳，那他也可能一改赵顼四处征伐进取的作风，休养生息，笼络旧党，用时间来赢得民心。

萧佑丹至少已经可以确信，是否选择战争，选择权暂时还在辽国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