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悦洲有三条大街：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二道街度过的。

头道街是和悦洲的南京路，是和悦洲的经济中心，住的大部分是生意人；二道街的住户大多是码头工人，其次是一些手艺人。码头工人们早出晚归，早上，他们乘着小划子过江，在大通的码头上装货、卸货，隔着一道江水，从江那边整天都会传来他们“嘿哟嘿哟”的码头号子。晚上他们回来，一条街道上都飘着他们杯子里的酒香。

相比起来，手艺人就轻松得多了，他们有自己的店铺，有自己的商坊：木匠店，漆匠店，石匠店，蜡烛坊等等。比起头道街的生意人，二道街的手艺人虽然并不富裕，却一般也都衣食无忧，属于二道街的中产阶级。父亲是后来者，虽然没能居上，但他们还是很快就接纳了父亲，并成为父亲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喝到兴处会猜拳行令，“拳哪，五星魁首！拳哪，八马！”那时候，我总是站在酒桌旁，趁着父亲不注意，一伸手就把父亲腋下的那杯酒喝光了。我也就是那样学会喝酒的。逢年过节，他们会在一起打打牌，吹吹生意经，彼此来往也十分频繁。

在那座二道街的新居里，父亲经常接待来自老家的亲戚，这是父亲高兴的事，老家的亲戚来了，他们会把父亲的辉煌父亲的荣耀再带到老家去，对这些老家的亲戚，父亲总是盛情招待。父亲带着他们一处处看他的新居，看他前前后后的院子，看院子里那些堆积如山的木材，父亲大声地使唤着家里的伙计和学徒们，脸上漾溢着一个成功者的自信和满足。那些老家的亲戚多半是到江南湖场打青草做肥料的，成群结队而来，在堂屋里打上通铺，他们来时，家里就有了一屋子的喧哗和一屋子的湖草的气味。

在二道街，母亲也有自己的“闺中女蜜”，那是一个小脚女人，丈夫是一个石匠。女人针线活做得十分精巧，母亲时常会带着我去石匠家。每次进门，石匠的女人就把一块块米糖，一把把炒豆将我打发了，然后她们俩便凑在一起做针线，说些贴己的话。

有一阵子，母亲不再去石匠家了，后来知道，那小脚女人在一天夜里见到她前头死去的男人，第二天就疯了，整天哭哭闹闹，披着头发到处乱跑，有时就当众把衣服一件件脱了，弄得一条街道不得安生。她丈夫于是就请来一个“过地阴”的，让他去同那早就死去的男人做一番交易。那天我们全都去石匠家看热闹，看“过地阴”的怎样去阴曹地府，怎样同那个死去的男人交易。那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头整个蒙上，然后就像醉汉一样伏在桌子上，似睡非睡的样子，却又嘴里念念叨叨。过了很久，他似从睡梦中醒来，打着哈欠说，他已经同那个死鬼谈妥了，死鬼说，须放一千盏河灯方可消灾。

放河灯的那天晚上，江边围满了看热闹的人。那些河灯全都用白纸折叠而成，中间插上蜡烛，道士念着经，将河灯一盏盏点亮，一边念着经，将灯放到江里，任江水带着那些河灯流向远方，流到那死鬼居住的地方。奇怪的是，过不多久，石匠的妻子果然就不再疯闹了。

很多年过去了，二道街渐渐就成了一条空街，只住着两三户人家。除了银匠，另两户是从渔船上迁居而来的湖北人。

前年冬天，我陪摄影家陈鹰来到二道街。在我们居住了八年的旧居前，正在侍弄菜地的银匠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停下手里的工作，在清晨凛冽的空气里，隔着一道用碎砖头垒起来的院墙，我们就这样说着可有可无的闲话。

银匠的妻子患了大骨节病，这几年一直躺在病床上。虽然她也有七十好几了，但二道街的人一直称她“大新娘子”。听到我与她丈夫的说话声，大新娘子在屋里说，你在同哪个讲话？银匠说，黄狗，黄姆妈家的小儿子黄狗。大新娘子在屋里叫着，叫黄狗进来，我看看他是什么样子。我们上一次的见面大约是在五六年前，我带着我的母亲。当时的大新娘子正在屋子里腌制霉干菜，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煮熟了的老芥菜的香味。

我走进那间阴暗潮湿的屋子里，由于长年缺少阳光，躺在床上的大新娘子脸色惨白，不带一点血色。我在她的病榻前坐下来，她伸出那只完全变形的手拉着我的胳膊，并比划着说，那时候，你才这么一点大，现在也老了，时光不饶人啊。也许是久不见人的缘故，大新娘子显得有些激动，她说着我小时的趣事，说我父亲火爆的脾气，说着我夭折的妹妹和病故的姐姐。我们说话地时候，银匠家的那条小黄狗一直在我的面前蹿来蹿去，它不时用鼻子嗅嗅我的衣服，伸出湿漉漉的舌头在我的手上舔舔。

银匠在一只煤气灶上煮着糖水蛋，蛋煮好了，他把碗端到床前，用汤匙将糖水蛋切好，一点一点地喂到他妻子的嘴里。我打量着这间屋子，我记得，当年他们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结婚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就居住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和银匠夫妇谈话的过程中，陈鹰一直不停地按动着他相机的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