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事情到这一步，就应该水落石出了。但江湖社团水火会如何会罢手？遂在法国领事丰大业来衙门说理的时候，驱动百姓包围了县衙，此后发生的事情，目前全以三口通商大臣崇崇厚的奏折为准——但这家伙没谱，后来他因为把新疆大片领土划给俄国佬，引发朝廷震怒，被削职下狱。想这么个糊涂蛋，他的叙述精确程度能有多高，委实是个疑问。

崇厚在他的奏章上承认，当时的天津城已经被黑社会性质的暴力团体水火会所控制……“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

崇厚报告称：因为丰大业开枪，激怒了黑社会性质的暴力团伙水火会，他们在殴毙了法国领事丰大业之后，大闹天津城，冲入教堂活活打死十名修女，神甫七名死无全尸。另有三名霉催的俄国佬也因为形貌古怪，死于骚乱之中。此外还有两名比利时人、一名英国人及一名意大利人，也被水火会活活打死，教堂被焚六座，中国籍教民被杀者三四十名。

事情闹大了，一下子打死这么多人，洋人岂可罢休？

崇厚要求朝廷派曾国藩来处理此事。为什么要派曾国藩呢？因为教案兹事体大，聚集了社会公众的注意力，而且公众对此是有预期的，这个预期就是——打死洋人，打打打，再多打死几个才好呢！

国人对洋人的切齿痛恨，是官方潜移默化教育的结果。于清国而言，对百姓盘剥最残酷的莫过于朝廷，可如果找朝廷的麻烦，后果太危险了。仇恨需要宣泄，而寻求安全的本能，势必把百姓心中的怒火引向一个官方许可的范围。仇视洋人是朝廷许可的，在这一地带，自然也就聚集了火山一样的力量。

简单说，教案是桩垃圾活，谁沾手谁落不得个好。你持平公断，无法满足百姓宣泄仇恨的愿望，难免被骂翻在地，永世难以翻身。可是不持平公断，你的名声更坏更臭，更没法儿混下去。

可怜的曾老头，就这样在他的衰朽残年，颤颤巍巍地走向他人生的末路。

曾国藩日记中记载，他一路行来，沿途但见无数百姓拦轿。曾国藩落轿，细问详情，百姓纷纷上前，控诉洋人教堂***妇女、剜人眼珠、剖取子宫的累累罪行。曾夫子询问了句：“这个有证据吗？”

“证据？”百姓大诧，“这事还要证据？”

“当然要证据，你说洋人***妇女，剜眼割肾，这是多么严重的指控，怎么可以没有证据？你们打死了这么多人，单只是修女就活活打死十个，没实证你凭什么杀人？”

证据这事……虽然没有证据，但这难不倒有智慧的人民群众，最终人民群众把证据找出来了。

群众：“证据有，有有的。”

曾国藩：“什么证据？”

群众：“从洋人的教堂里搜出了几坛子人眼珠，这还不是证据吗？”

曾国藩：“这些眼珠在哪里？”

群众：“……让陈大帅挑到北京，给朝廷验看去了。”

陈大帅？陈国瑞？曾国藩当时那个气呀，心说你这个陈国瑞，还有完没完？你就不能消停下吗？

没奈何，曾国藩查清楚此案，趴在桌上开始写工作报告：

洋人挖眼取心之说，全系谣传，毫无实据……臣抵津后，查讯挖眼取心有无确据，绅民俱无辞以对。内有一人言眼珠由陈大帅自带入京。大帅者，俗闲称陈国瑞之名也，其为讹传已不待辨。原其讹传所起，由崇厚前月二十四日专弁到京，向总理衙门称有搜出眼珠盈坛之说。其时仓促传闻，该弁未经考实，致有此讹。其实眼珠若至盈坛，则堂内必有千百无目之人，毁堂之时，何无一人见在？即云残害，其尸首又将何归？此可决知其妄者。

曾国藩的这个奏折，名字叫《覆陈津事各情折》，上奏的时间是同治九年九月初五。

此奏一出，夫子一世名节尽毁。

7帝国神探

曾国藩把对天津教案的调查结果报上去，北京城顿时一片哗然。最愤怒的是湖南籍读书士子，他们高呼着打倒大汉奸曾国藩的激昂口号，冲入自家的湖南会馆，把曾国藩的题字砸毁。

人民群众不明白呀，好端端的，你曾国藩为何要出卖灵魂，当汉奸呢？

不唯是人民群众愤怒，后世的史学家也多有痛心疾首者。如易孟醇先生作《曾国藩传》，在书中指控说：

“……他（曾国藩）为了批驳挖眼剖心之疑毫无实据，竟然不顾侵略者进行文化侵略的事实，美化天主教和天主教士……”

美化侵略者，这顶帽子，扣得那叫一个狠！

但历史学中并没有美化又或是侵略这种怪异词语，历史学只是叙述事件，不对事件下结论。下结论是坏心眼的政治家干的活，至少在曾国藩时代，还没有“文化侵略”这个概念，连概念都没有，就要求曾国藩为反对文化侵略做贡献，这太难为他老人家了。

说曾国藩走向卖国贼的不归路，那是有真凭实据的。这证据就是曾国藩自己的陈述：“此案办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好了，“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这八个字，可是曾国藩自己说的。

由此许多史家坚信，曾国藩是知道自己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只是他坚决不肯回到人民怀抱，带领人民去杀洋人，真是不可理喻。

实际上，对这八个字的解读，不过是后世史家的自作多情。曾国藩所言“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说的应该是对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二人的处理。

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是这两名地方官倒了血霉，被流放黑龙江。但这俩家伙只是倒霉而已，真的没什么过错。要怪就怪陈大帅陈国瑞，你说你跑到北方来散布谣言干什么你？你看你害死多少人……可没人追究陈大帅，过段时间他还要再闹一场。而在曾国藩这边，因为处理张光藻和刘杰是违心的，所以才会说这样的话。此外，曾国藩还和李鸿章两人凑了一万两银子给张光藻、刘杰当路费，还写信给黑龙江的地方官，要求对这俩倒霉蛋多加照顾。

而曾国藩对于民怨的反思就更有意思：“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小事件，部中皆有意吹求……”嘿，这就是曾国藩的反思，跟史家的思维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曾国藩认为，之所以天津教案弄得沸沸扬扬，是因为自己没有搞好人际关系，这跟帝国主义侵略实在搭不上干系。

好了，甭管人民群众是多么愤怒，后世的史家又是何等痛心疾首，天津教案，拿囚天津平民八十余人，认供可以正法者七八人。朝廷再派崇厚去法国，向法国当局道歉。这事就算过去了。

于是曾国藩返回北京，第五次面见西太后。

曾国藩日记载，同治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叩谒皇上、西太后。

早，于寅时初三刻即起。寅正二刻自寓起行，大轿至东华门，换坐小轿至景运门。卯初至内务府朝房，与军机大臣沈经笙、李兰生、文博川先后一谈。旋与恭王一面，即退至东路九卿朝房，与黄恕皆等久谈。巳正叫起，因入乾清门内，养心殿之外军机处一坐。巳正三刻入养心殿之东间，叩谒皇太后、皇上圣安，旋即叩头恭谢天恩。

西太后问曰：尔何日自天津起程？

对：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

问：天津正凶曾已正法否？

对：未行刑。旋闻领事之言，俄国公使即将到津，法国罗使将派人来津验看，是以未能遽杀。

问：李鸿章拟于何日将伊等行刑？

对：臣于二十三日夜接李鸿章来信，拟以二十五日将该犯等行刑。

问：天津百姓现尚刁难好事否？

对：此时百姓业已安谧，均不好事。

问：府、县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

对：府、县初撤任时，并未拟罪，故渠等放胆出门，厥后遣人谕知，业已革参交部，该员等惶骇，始从顺德、密云次第回津云云。

问：尔右目现尚有光能视？

对：右目无一隙之光，竟不能视。左目尚属有光。

问：别的病都好了么？

对：别的病算好了些。

问：我看你起跪等身，精神尚好。

对：精神总未复原。

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对：这事很奇。

问：马新贻办事很好。

对：他办事和平、精细。

旋即退出殿门以外。归寓，见客四次。中饭后又坐见之客三次。旋出门拜恭邸及宝尚书韵家，灯后始归寓。见客二次。写本日日记簿。二更二点睡。

有意思，虽然天津教案处理得沸沸扬扬，但慈禧似乎非常满意，她甚至拿曾国藩当成神探了。

慈禧让曾国藩去处理帝国另一桩奇案：

刺马——现在流行的说法，叫投名状！

8曾国藩的犯罪心理学

两江总督马新贻，是洋务派的中坚力量，与曾国藩、李鸿章相善。

但马新贻比曾国藩、李鸿章更聪明，此人从来不挑头做事，是永远的追随者。曾国藩这边辛苦耕耘，马新贻是当仁不让的收获者。曾国藩是开新局之人，马新贻是坐享其成之人。想当初，曾国藩拼了老命，费尽了心机，才把两江总督这个官位搞到手。而马新贻，他不显山不露水，始终跟在曾国藩屁股后面摘桃子，是当时名臣，却从未受到朝政攻讦。

马新贻是官场令人羡慕的典范，却不幸栽在犯罪界人士手中。

这名犯罪界人士，叫张文祥。

张文祥是个不成功的小商人，他投奔了洪秀全的太平军，进去后发现不对劲，急忙又跳槽到了湘军这边。洪秀全被平灭后，他光荣复员转业，回家却发现老婆被人拐走了。那年月没有保护军婚这一说，士兵上前线，老婆丢在家里，谁想拐就拐。拐走张文祥老婆的男人，叫吴柄燮。张文祥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就找官府打官司，把老婆要了回来。

老婆归来，却是一个更大阴谋的开端。她回来之后，趁老公不注意，把家里的金银细软席卷一空，跟情夫吴柄燮逃之夭夭了。

张文祥怒不可遏，就决定杀掉两江总督马新贻，以报拐妻之仇。

那么，拐走老婆的男人是吴柄燮，可张文祥却要杀马新贻，莫非这马新贻与吴柄燮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什么关系也没有！

须知，我们称张文祥为犯罪界人士，那是因为犯罪界人士和正常人的思维是有距离的。在正常人看来，冤有头，债有主，谁拐我老婆，我找谁算账，但犯罪界人士不这么认为。

所谓犯罪界人士，思维是极其诡异的，特点就是模糊性、分辨率低——简单说来就是，犯罪界人士是无法区分不同人的。虽然拐走老婆的是吴柄燮，但恰好张文祥脑子里还有一个马新贻，他没有能力把马新贻和吴柄燮区分开，老觉得这俩人是一回事。所以，吴柄燮把自己老婆拐走了，那就去找马新贻算账，这没什么不对。

但在曾国藩时代，人们对犯罪思维还缺乏认知。尤其是马新贻，他做梦也想不到，有人会把老婆被拐的账算到他头上。结果有一天，他在监督武生考试之后，返回两江总督衙门，途中遇到张文祥。张文祥高声喊冤，凑近马新贻，随后一刀杀之。

老婆被人拐走了，却不惜犯险来杀与此不搭界的另一个人。这事慈禧太后说什么也无法理解，所以她问曾国藩：“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回答：“当然奇，这事不奇，世上就没正常事了。”

虽然口中说甚奇，但曾国藩的心里应该是一点也不以之为奇的。现在的曾国藩已经是成了精的老狐狸，对人心人性，洞若观火。尤以他统率湘军，与洪秀全的太平军作战时期，更是高频率地与犯罪界人士打交道，见惯了如张文祥这类是非分不清，恩怨弄不明，连具体人谁是谁都搞不明白的糊涂虫。

而曾国藩能够建功立业，史论皆称其人有大智慧。但智慧再大，又能有多大？只要稍微明白那么一点点事理，与脑子糊涂人士拉开距离，这辈子就足够混的了。

所以曾国藩摇摇摆摆，返回来处理马新贻被刺案件。他到的时候，地方官已经把案子审理得七七八八，诸多细节都已经查问清楚。张文祥其人，确系脑子成问题，他的老婆被吴柄燮拐走了，他不说去找吴柄燮算账，又或是向官府告发吴柄燮，却把账算到两江总督马新贻身上。如果马新贻死后有知，必然会感叹躺着也挨刀。

但张文祥刺马，还有几个具体而微的小细节。他的老婆第二次逃跑之后，他就开了家黑店，专门经营黑道上的生意，可是被马新贻扫黄打黑，给取缔了，这等于是断人活路，所以张文祥要杀马新贻，动机也是合乎情理的。

而张文祥之所以敢于动手，是因为被黑道上的兄弟们给忽悠了。两江黑道，被马新贻压制得抬不起头来，道上兄弟发现张文祥这厮脑筋不够用，就来忽悠他充当人体炸弹，去刺杀马新贻出风头。像张文祥这种人，虽然智商极低，但对于出风头的事，却是渴望之极，只要能够出风头，杀了他爹他都不会犹豫。所以听了江湖道上坏兄弟们的撺掇，果然就出手了。

这就是张文祥刺马的史实经过，但这个史实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否决。

尽管曾国藩这里有关此案的人证物证齐全，但再全也禁不住人民群众的逻辑推理。大家一听曾国藩解释此案，啥？张文祥的老婆被谁拐走了？不是马新贻吗？啥？谁叫吴柄燮？胡扯！如果是吴柄燮拐走了张文祥的老婆，那张文祥怎么不说去找吴柄燮算账，却来找马新贻呢？

这不合逻辑！

饶是人民群众智慧无穷，却不晓得犯罪界人士的思维逻辑跟正常人并不在一个频道上。大家按照正常人的思维逻辑来解读张文祥，是无论如何也通不过的。

无法解释，此案必有猫腻！

什么猫腻呢？这就只能靠广大人民群众脑补了，也就是自行添加细节，让整个事件正常化、合理化。

正常化后的新版本，有不止一个，但最流行的，是马新贻杀友霸妻事件。该版本解释说，马新贻这个人不是好东西，当年他手下有几名兄弟，张文祥是其中之一，另有一个兄弟，妻子美貌无比。马新贻觊觎之，杀友夺妻。张文祥怒不可遏，遂杀马新贻为友报仇。

此版本应该是一夜之间就走红大江南北。因为曾国藩刚刚断案而后，就惊讶地在戏台上看到了这个版本的全场演出。当时曾国藩好不惊讶，郁闷地把这事写在日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