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的一天，上海最大的几家报纸－－《申报》、《时报》、《新闻报》和《时事新报》上，突然在头版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个套红的标题，那上面赫然印着五个大字－－伍豪脱党启事。

一个名叫伍豪的人，在那个启示上自称：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受人蒙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八年后，终于幡然悔悟，现登报声明，彻底脱离共产党云云……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伍豪是谁，其实伍豪就是周恩来在五四运动期间，他给天津《觉悟》杂志投稿时，使用过的笔名。周恩来可是一个最彻底的布尔什维克，他怎么会脱党呢？很显然，这是国民党上海敌特机关散布的谣言，这个令人难辨真伪的谣言炮制者，便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的总干事张冲做的。

张冲，原名张绅，字淮南，浙江省乐清县茗屿乡官头村人，生于1903年1月18日。1922年夏，考入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是年加入国民党。因其能言善辩，工作能力超强，而深得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赏识，他加入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便成了一名狂热的***份子。

张冲炮制的伍豪脱党事件不可谓不阴狠，这个恶毒的启示一登报，不仅可达到污蔑周恩来的目的，对潜伏在白区的革命力量也会产生很大的瓦解作用。

周恩来拿着张冲污陷自己的报纸，沉着镇定，他找到在上海工作的陈云等同志一商量，大家一致认为，既然张冲可以利用报纸进行污蔑，那么我党也可以利用媒体的宣传，对国民党的造谣生事的卑鄙伎俩进行无情的揭露和彻底的反击。

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策划下，周恩来首先以伍豪的名义，在《申报》上用曲折的笔法登出辟谣启事。然后潜伏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进步的青年和学生，大家一起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散发了很多《反对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传单，与此同时，在中央苏区，也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澄清了伍豪脱党的真相。

张冲本以为“伍豪脱党事件”一出，周恩来定会很难堪，哪曾想周恩来四两拨千斤，他又巧妙地利用媒体的宣传，彻底地揭露了国民党造谣污陷的丑恶嘴脸，张冲搬石砸脚，他对自己那个从未谋面的强大对手周恩来，真是恨得直咬牙，但又无可奈何……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又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登报者称：请伍豪先生务必于6月6日，到上海北口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并有要事相商。

这则“寻找伍豪”的启事仍然出自张冲之手，但此时的张冲登报寻找人，一没有什么险恶的目的，二更不是诱捕周恩来，他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寻求合作而探路来了。

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潘汉年同志看到了《申报》上的启示后，急忙发电报请示了远在陕北的党中央，周恩来给潘汉年回电－－谨慎接触，注意安全。

张冲在《申报》上登出“寻找伍豪”的启事后，他便派手下的谍报人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潘汉年鉴于地下斗争的风险，他先派人到酒店进行了仔细考察，等确定情况无异后，他这才亲自出面与张冲联系上了。

潘汉年与张冲等人在上海、南京经过多次接触后，他才明白，张冲这个***专家确实有一些神通，他通过特务活动，收集了不少的秘密情报，张冲通过这些秘密的情报，使他逐渐地认识到共产党绝非是“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

特别是张冲看完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团结抗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既着名的《八一宣言》，对他触动非常之大，他对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怀疑。他曾对部下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

张冲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才有了登报寻找伍豪，并极力寻求与接触的事件发生。潘汉年和张冲经过几次开诚布公的接触，共同商谈了有关国共合作的大问题。随后，潘汉年于8月8日秘密回到陕北，他向中央汇报了此次会晤的有关情况。3天后，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根据形势变化，她向建议，将我党“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通蒋抗日”。

就在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方针之际，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亦被扣押，失去了自由。不久，西安事变在周恩来等代表的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在西安，蒋介石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但蒋介石又要避日本人和“亲日派”的耳目，国共间的往来还是采取秘密方式。

张冲和周恩来这两位老对手终于见面了。张冲本以为自己污蔑周恩来，彼此见面的时候定会非常尴尬，可是周恩来态度亲切，谈笑风生，张冲也被周恩来不计前嫌，雍容大度的人格折服了，张冲因为善于和交际，而日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不久后，蒋介石亲自任命他为国民党党中央执委，其实张冲现在的身份就是蒋介石同延安联络的秘密专使。

1937年2月初，蒋介石回到南京，顾祝同、张冲、贺衷寒等人代表南京政府重返西安，他们与周恩来等代表见面，共同商谈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2月11日，国共双方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

这时国民党内有人放出口风－－淮南（张冲的号）前去西安谈判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不好会就成为千古罪人。张冲听后泰然处之，他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

西安国共的第一次会谈虽然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关键的问题并未解决。张冲暗中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建议，可以争取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回国，并通过他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电告中央请示。这年四月中旬，蒋经国果然从莫斯科抵达上海。、周恩来派李克农约请张冲到上海共见蒋经国，希望蒋经国以民主思想来影响蒋介石。

国共西安的第一次和谈结束，可是却收获不大，认为有必要第二次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经过张冲与潘汉年等人的商定，国共双方准备在杭州再次举行会谈。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由西安飞抵上海，他在潘汉年的陪同下从沪抵杭。会谈的前一天，周恩来在上海已先同宋美龄、宋子文等会晤，并通过宋庆龄将意见先交给了蒋介石。杭州会谈地点选在西湖烟霞山，经过艰苦的会谈，蒋介石终于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建议，那就是搞一个共同规范两党行动的纲领，这个纲领，将由周恩回陕北起草。

重庆谈判期间，张冲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予以帮助。不管是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或着蒋介石要见周恩来，都是由张冲联络和安排，居中周旋。

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他在曾家岩的住所处在特务的重重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地进出。有时实在没办法，他就将两个人临时的会晤地点安排在自己的寓所“乐庐”。

重庆谈判期的时候，支持的《新华日报》屡屡遭到特务机关的破坏，周恩来开始向张冲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冲当时还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了事实。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他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力所能及的制止措施。

谈判结束，国民党当局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起草一个共同规范两党行动的纲领，可是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双方争执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他眼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并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的手令后，张冲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上了飞机，他才放下心来。

国共双方自1937年2月到1937年9月，共举行了五次正式谈判。作为自始至终参加这场谈判的国共两党代表周恩来和张冲，其间进行过几十次磋商与正式会谈，最后，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这段谈判时期，有一件事对张冲思想影响很大。那是1937年5月下旬，由张冲出面组成的国民党考察团访问延安。在一周内四次会见考察团成员，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所表现的蓬勃朝气，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张冲耳目一新。参观结束后，他悄悄告诉好友：“中国不会亡，民族大有希望，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

张冲的延安之行，他与达成了建立秘密的电台，进行联系的意向。张冲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并得到批准后，他亲自布置中统香铺营电台与延安电台的定时联络，沟通信息。凡有陕北来电，张冲必守着译电员译好，随即拿去面交蒋介石。蒋介石有什么答复，他则当即拟成电文，赶到香铺营电台，直到报务员把电文发往延安他才放心离开。这一段时间，张冲几乎就成了国共两党的传话筒。

张冲力促国共合作五年以来，深遭顽固派嫉恨。虽然蒋介石还要用张冲做挡箭牌，甚至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副部长，但他已预感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极有可能遭受顽固派的毒手。一天，张冲叫来顾问处会计叶至刚，郑重嘱咐：“近来我的行动已受到监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他们暗杀，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柜里我和周恩来先生的来往信件全部烧毁，不能留下一书半纸！”

张冲虽未遭顽固派毒手，却不幸于1941年6月染上恶性疟疾。周恩来曾多次前去探视，张冲临终的时候，嘱周恩来与自己的后继者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保持联系，免使国共关系出现冷淡。

8月11日，张冲在重庆郊外的云龙旅馆山洞内病逝，年仅38岁。周恩来与董必武、邓颖超等参加了追悼会。周恩来还撰写了《悼张淮南先生》一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他回顾道：“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张冲从一个***的狂热份子，最后成为周恩来的密友，这个转变，无不说明，我党联合抗日的政策是深入人心的。

1949年开国大典时，周恩来遇到张冲的同乡、着名医学专家洪式闾教授，还特意提起张冲，说张冲是他的好朋友。周恩来对张冲所遗子女也格外关照，其长子张炎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进了华东军政大学，女儿张雪梅则早年就参加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