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马上就要建省了，成为中国的第三十一省。我有的时候站在海口眺望周围的大海，就自己问自己这个海岛真的就要成立一个省了？我总觉得建省和建国一样，是历史大事，怎么这么和平这么容易就建起一个省来，而且我还是其中的一员，虽然我是自愿自费来的，对于建省我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但是对于我个人的人生，应该是重要的，我是幸运的，历史能就这样被我见证了吗？我总是觉得有一种云里梦里的感觉。我是读书认识历史的，上下五千年，总觉得历史事件都离我很遥远，我生来就是历史事件的旁观者、局外人。可是现在海南建省这重大的历史事件竟然步步逼向了我。

当然这件事对我有意义，我对这件事没啥意义，我说过我的存在微不足道。我不是海南第一任省长梁湘，我只是海口客运站人才角一个临时饭摊，说大一点是老板，说实际一点就是炒菜摆小摊的，而且无证经营，我发现我当时陷进了一个无证的圈套，海南还没建省，属无证经营，我和驹儿也没结婚，也是无证经营，我好像一下子走进了极其自由状态的社会。

命运给了我这样的人生，看我这种体重，就不是让我受轻视的。我不但回避驹儿说的那些漂亮女人，对驹儿的小心眼也就更要小心翼翼，女人你要爱她，就要迁就她，站在她的角度为她着想，关于对错的标准，只要你站在她的角度就是对的标准。我对刚上岛的大陆人，热情的咨询，我还是热情地回答的。这些刚上岛的大陆人，随着建省的广告在大陆猛烈的轰炸，比几个前的我们更加兴致勃勃地来淘金了。他们走到饭摊前，可能看见我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就都来向我咨询。我给他们回答问题，驹儿就忙着点菜。我挥舞着大勺，给他们描绘着海南省大特区的特别大的美好前景，至于大到什么程度我是用听说加想象来组合的。这就是我的头脑的过人之处，道听途说的信息加上我浮想联翩的判断，放在海南要建省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我就很从容地产生一套离事实相差不是很远的能够自圆其说的说法。

一天夜里，筋疲力尽的驹儿躺在被窝里对筋疲力尽的我说：哥，我真佩服你，你以前也没来过海南，咱们就在这里刚摆几天饭摊，你就像海口的市长一样啥都知道。咱们对那些咨询你的人，真应该收咨询费。

我本来打算请人帮忙，驹儿那晚一闹，也就算了。驹儿像做错了事一样，赎罪般地拼命干活。我每天都安慰她说：驹儿你这么在乎我，我不但不怪你，我还更喜欢你了。你知道吗，男人的自信都是女人给的。今晚，我看着驹儿累瘦了，面部肌肉有一些松弛憔悴的小脸，心里有一些愧疚。但是她那惹人疼爱的小脸上，厚厚的小嘴说出的话竟然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说：是呀，驹儿咱们干脆办一张报纸，就叫《海南咨询》。

驹儿欢呼，积极响应。

我们俩来了精神，觉也不睡了，爬起来就干。我把这么多天别人咨询我的问题，都列出了目录，分成要闻、大事记和海南包括历史、地理常识和民俗风情在内的投资大环境编成了三个版，第四版是副刊，刊登我和驹儿联合写的上岛日记。我们干到天亮，就跑出去找印刷厂。海口当时的印刷厂很少，价格吓得我的钱包直颤抖。

驹儿很失望说：哥，咋办？不行用手写吧，你的字那么漂亮。

我说：用手写能写几张报纸，干脆用油印机。这是我的长项，在大学办诗刊，教书给学生印卷子，我已经是刻钢板的熟练技工。

在驹儿的伟大崇拜的恭维中，我们买来了铁笔、铁板、蜡纸和油墨、油印机，回房间就开工了。

临到中午，我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纸《海南咨询》就出版了。

现在建省临近，白天不让出摊了。晚上出摊的时候，我们的报纸《海南咨询》像印好的十六开的考试卷一样开始发行了，发行量1000份。一块钱一份，驹儿庄严地摆在了饭摊上。大陆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来咨询，我根本不理，埋头炒菜。驹儿就向他们推销报纸。我模仿着卖耗子药的腔调写了一段广告词，让驹儿边喊边卖：

看一看，

瞧一瞧。

海南咨询报。

大陆人刚上岛，

海南知识不可少。

海南要建大特区，

要闻政策话你知。

不看不知道，

一看全知道。

过了一会儿，买报纸的人越来越多了，带动吃饭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原来买了《海南咨询》的人，在大街上边走边看，惹得别人眼红，问清楚是我们这里卖的，就都跑来买，买完顺便也就在我这摊上吃点东西。驹儿越卖越起劲儿，干脆不管饭摊了，我一个人更加忙碌了。

很快，1000份卖完了。我们收入1000元钱。我和驹儿拿着钱傻了，这钱这么好挣？比在草原上拣牛粪都容易。一张纸才几分钱，赋予了我们的劳动就变成了一块钱，这简直是暴利。

当晚，我和驹儿召开了重要的紧急会议。我们俩一致认可，全票通过卖掉饭摊，脱离伺候人的下等苦力活，转向斯文的报纸出版发行工作，明天加印1000份，发行量第二天就翻一番的这在出版界也算是奇迹。从前我们革命的报纸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才像我这样创办的，我今天也好像不仅仅是为了钱，虽然我当初是为了钱，现在我总觉得有一种力量在鼓舞着我，激发着我，我好像在干着一份事业，有着一种朦胧的使命感。

我和驹儿夜里编写刻印《海南咨询》，早晨我们洗一个豪华的热水澡，穿得干干净净的，出去卖报。我蹬着三轮车，驹儿坐在车上招呼，很熟练地叫卖着卖报的广告词。在海南即将建立的大特区里，我们一天一天地正在变成有钱人。我们的《海南咨询》，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财源，还带来了名声。海南的党报《海口日报》和新锐报纸《海南开发报》（就在我们的六楼）都转载了我们的消息。据一个新华社的记者说北京的什么报刊还刊登了我们办报的事，上面刊登了我蹬着三轮车拉着驹儿卖报的彩色照片。

我们被挣钱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知道麻烦和危险正迈步向我们跑来。

今天的《海南咨询》我们已经扩大发行量，达到了3000份。几乎当天的报纸。当天都卖完，当然我也不怕卖不完，这不像我们开饭摊，买来的鱼肉卖不完，没有冰箱，第二天就坏了，报纸第二天照样卖。带着昨夜的疲倦，我蹬着三轮车，带着驹儿沐浴在海风中，享受着劳动带来的成就感和收获金钱的喜悦当中。从海甸岛的秀英码头回到人才角，有几个怪怪的人，只看不买，还不断地向我问这问那。

一个人拿出一本杂志，打开其中的一页，问我：这是你们？

我拿过杂志，一看是北京办的，里面的照片是我蹬着三轮车拉着驹儿在卖报。照片拍得有点模糊，我很遗憾地把杂志递过去说：是我们，然后我很不满意地说：这照片拍得不好。

另一个人说：你们这《海南咨询》办的不错呀，现在很有名气了，多少期了？

驹儿抢着表扬我说：21期了，他是作家，当然办的好了。

呵，是作家呀，真了不起，就你们两个人办吗？

驹儿又敬佩地夸我：就他一个人，我给他打下手帮帮忙，但是写文章刻字帮不上，全是他一个人干。

他们又问：每期印多少？

我谦虚地说：现在刚到三千份。

本来很傲慢的我们刚刚变得谦虚，那帮本来谦虚的家伙，却突然傲慢起来了。

他们马上变脸说：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我一下醒悟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明白了他们肯定是来查我们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公安局、文化局、宣传部、出版局、工商局还是哪里的什么局或部？反正这些应该管事的局，我一下都想起来了，但是确定不了我们这个事谁来管。

看来海南要从无证状态走出来，尤其不允许无证办报。果然我猜对了。

他们说：你们这是非法出版印刷，你还是作家这个道理该懂吧。

我啥都跟人家说了，再辩解也没用了，挺着吧，看他们咋处理。非法出版印刷，我操，这不是犯罪了吗？

一个瘦一点的领导模样的人说：明天正式建省，今天卖完这些，明天不准再印刷这份《海南咨询》了。把你的才华用到正道上为海南省做贡献吧。

他们走了，就这样走了，很宽容的，对我们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理。我们傻了，我们怔怔地傻傻地呆在那里。我越想越后怕，幸亏是建省之前，一切都是无证的无序状态，否则麻烦就大了。可能那个时候人的心情都特别好，也就特别宽容，而且我是为海南建省做宣传，虽然方法不得当，同时也为自己捞了好处，但是爱国不分方式，念及我没有功劳有苦劳，也就不追究我了。古代或者外国遇上这喜庆的日子不还把抓起来的人都赦免了吗？我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考虑我的问题，也就轻松了许多。

我说：驹儿，钱呢？

驹儿拍拍包说：全在这里，一共三万六千块，哥我全背着呢。

我们那时就这么傻，把钱放在房间里怕丢，存在银行又不放心。干脆驹儿就每天背在身上。

我和驹儿回到房间，把钱从包里全拿出来，又数了一遍，还是三万六千块。

驹儿还是兴奋地说：哥，咱们发了！

咱们发了，像空谷回音震颤在我的生命里。我们刚到一万块的时候，驹儿就是这样跟我说的：哥，咱们是万元户了，咱们发了！

万元户，这在当时是多么了不起的富豪阶层呀。我们学校的李老师因为用熨斗做塑料袋成了万元户，这个民办教师的社会地位比旗长都尊贵，像王爷似地很快转成了公办教师。而我们现在的三万六千块，是比三个半万元户还多呀！这次的三万六千块钱，不，追根溯源，应该是驹儿的一千块钱奠定了我日后人生所有经营的经济基础。

我说：从明天开始停刊。

驹儿：哥，明天的建省专刊白编了，有那么多精彩的内容，费了我们多少心血呀。

我说：建省了，咱们也该换一条路了，再往前走就走进监狱里去了。

驹儿：今天这还卖吗？

我说：不卖了，送。驹儿你把剩下的这一千多份《海南咨询》，放在人才角的那个花坛上去。

我写了一个牌：迎接建省，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