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冬天第一次下霜之后，我爷爷就病倒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我爷爷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但是他从不呻吟一声，时常打起精神靠在床板上，和前来探望的亲友闲扯聊天，神情泰若自然，语调平静，很难看出是一个病榻上的老人。

入春了，我爷爷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那天有几个山后坂的亲戚来看他，都说他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不错，说得他眼眯眯地满脸腼腆的笑意。

这天傍晚，我爷爷突然对我奶奶说：“晚上山后坂那边演电影，你带孩子去看吧。”

那时节演电影是一个村子的大事，周围十几里的人家都会扶老携幼赶去看。我奶奶也算是个电影迷，但她怎么放心得下久病的我爷爷？

“去吧，我没事，你看我这几天不是好多了吗？”我爷爷说。“你们这大半年够累的，去看个电影，算是犒劳一下眼睛，我在床上睡一觉，你们也就回来了。”他费了好多的口舌，总算说动了我奶奶。

再说我奶奶带着我父亲走到三公里外的山后坂，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放电影，大腿一拍说：“这老货子，又骗人了。”

母子俩急匆匆赶回家里，我爷爷穿戴一新，笑眯眯地靠在床上，用一种慈爱的眼光迎接他们。

我奶奶一看我爷爷穿上了准备过世后穿的寿衣，心里又气又好笑，最后只是轻叹一声说：“你呀你……”

“拖累了你一辈子，这大半年又像孩子样让你照顾，我心里很过意不去，这最后一次穿衣就不麻烦你了。”我爷爷说。

这天深夜，我爷爷安详地离开人世间。

2

我爷爷集美师范毕业后，在马铺小城教书，他爱看鲁迅、巴金等人的著作，爱议论时政，被当作共产党人，受到特务的秘密跟踪，有一次还差点被抓进警察局。有一次，我爷爷和一个同乡好友喝酒，那好友对他说，像你这样时常被怀疑是共产党，多累呀，干脆就入个国民党吧。那天我爷爷喝得有些多了，稀里糊涂就点头同意，签名入了国民党。

从此，没人找我爷爷的麻烦，但更大的麻烦来了。因为政权更迭，国民党逃到了台湾，共产党当家作主。像我爷爷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自然就成了反革命分子，革去教职，发配到乡下劳动改造。

那时节是生产队的集体化劳动，最重最脏的活儿总是落到我爷爷头上，他也不敢吱声，谁叫自己成份高呢？还是赶紧干活吧，一旦完不成，免不了要被抓起来批斗。

那天生产队长给我爷爷派了一项重活，两天内把村后那块荒坡翻一遍，准备种番薯。那些天我爷爷有点发烧，身上软绵绵没几两力气，他一听到生产队长下达的死命令，头就大了，那块荒坡杂草都有半人高了，土壤硬得像棺材板，别说他一个人，就是十个壮劳力，三天也挖不出可以种番薯的地。

那天晚上，我爷爷坐在门槛抽着自己卷的烟，好像很清闲一样。我奶奶说了，她要帮他去挖地，把我父亲也叫上，能挖多少算多少。

“我不用你们帮。”我爷爷冲我奶奶笑了一笑。

第二天一早，我爷爷扛着锄头出门了，却没往荒坡上去，而是走进了大队部。他把锄头靠墙放好，一走进贴满标语的书记办公室，便态度诚恳地说：“书记，我来交代，我前几天忘记交代了……”

原来前几天，大队根据阶级斗争新动向，召开一次批斗会，要我爷爷这样的四类分子进一步交代罪行，交出所有的反革命证据，比如过去的房契、地契等等，哪怕一块巴掌大的民国报纸也是罪证。那时，我爷爷没什么好上缴的，被人在大队部多关了一晚上。现在好了，他主动来交代了。

“我、我有一包反革命报纸，埋在那块山坡上，我忘记是哪个角落，反正就在那块山坡上，我坦白……”

大队书记一听，这可是重大情况呀。他立即召集二十几个强劳力，带上锄头土锹，浩浩荡荡直奔那块荒坡。这群人乒乒乓乓就挖了起来，书记指示掘地三尺也要挖出反革命的物件，大家便干得格外热火朝天。

从早上挖到日头下山，整块荒坡全翻过了一遍，可是一块纸片也找不到。书记有些奇怪了，紧紧盯住我爷爷。

“可能……”我爷爷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时日这么久了，那些反革命物件早就溶化了，变成土了……”

身先士卒的书记累了一天，黑着脸瞪了我爷爷一眼，气鼓鼓地走了。

就这样，我爷爷一天就完成了队长派下的本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据说我爷爷在娘肚子里比别人多呆了半个月，他似乎是不愿意来到这个人世间。

那天，我爷爷的娘照样下地干活，因为肚子里依然没有什么动静，可是天快黑时，她的肚子突然痛了起来。那时她已经生过三个孩子了，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痛得大汗直冒，不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大约一袋烟功夫，孩子生下来了，却是不声不响，她心里叹息了一声，用一件褂子把孩子包起来，放在田埂边上，独自走回了家。

我爷爷的娘回到家里，对我爷爷的爸说，她在地里生了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让他去把他埋了。

我爷爷的爸没说什么，勾着头就出门去了。没过多久，他就抱着一个啼哭的婴儿，兴冲冲地跑了回来，他一边跑一边说：“他没死，他还活着！”

大家都说，我爷爷的命是拾来的，就把他取名叫作拾来。

其实，哪个人的命不是被人拾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