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子里的葵花都干死了。”

二爷一边咝咝溜溜地喝玉米粥，一边漫不经心地说。在吃饭的时候说点什么，哪怕是关于一只蚂蚁的事情也行。否则那一顿饭就会变得索然无味。如果我们爷仨个谁也不说一句话，屋子里就只剩下喝粥的声音了，越听越不好听。

在搬入苹果园之前，我们和村子里的人一道吃饭。

说来特别有趣——我们村里的人都爱端着碗到大街上吃饭，大家找个墙角就地蹲下，一边说话一边吃各自碗里的食物：两个窝头、一块咸菜，一碗糊粥，或者两块红薯。

尤其是到了暖融融的春天，家家户户，几乎倾巢出动，一律端着碗到村街上吃饭。有时正吃着饭，突然有一辆牛车经过，在饭碗前拉下几滩牛屎，牛蹄子踩起一缕灰尘，飞到碗里。

我永远忘不了那年发生的一件事：

我正和爷爷在村街上吃饭，明显地感到气温自地下冉冉上升，我的头顶飞着一团春天草木的香气。我一边喝粥，一边把目光投向一户人家门口的水井。井沿光滑，上面趴着一只辘轱，看上去像只赖蛤蟆。

——突然，从身后的胡同里跑出两个一高一矮的男人，他们差点踩翻了我面前的木碗，一溜风地朝村北的一条街上奔跑。猫着腰。紧接着，不等我醒过神来，身后的胡同里就传来一阵女人哇哇的哭声。

这个模样俊俏的女人，全身赤裸，跑到了村街上。

她似乎疯了，嘴里发出哇哇的嘶叫，显然是在追赶那两个男人的，而那两个身强力壮的家伙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她的出现，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惊愕地停下了手中的筷子，张开空空的嘴巴。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周围掀起一阵不安的骚动。在从人们嘴里发出的阵阵惊叹里，我隐隐地感到发生了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回到屋子，我听到爷爷对二爷说：“福成的老婆，今晚被人欺负了。”“孬种。他们欺负一个哑巴……”我二爷愤愤地骂道。

当天夜里，我躺在土炕上，回忆着晚饭时发生的事情，内心十分恐惧。我受了很大的刺激。那是我第一次目睹到一个少妇赤裸的身体，它让我感到羞耻。这种羞耻感竟然延续下来，到今天，化成了一腔对故土难捺的憎恶。

那是一种复杂万分的情绪：常常，在我抒发对童年乡村生活依依不舍的情怀时，一股对野蛮的仇恨力量会像八月的河水一样泛涨上来，将美丽的记忆之坝冲得一塌糊涂。

沙河上空，那一轮明晃晃的月亮可以作证。

苹果园里，大片金黄枯死的葵花也可以作证。

那件事发生不久，我们把家搬到了苹果园。当然，我们搬家这件事与那件事毫无关系，如果没有那件事，我们还是要把家搬到苹果园。

它离村子有二里多路，途中要经过大片坟地和一片打麦场。打那以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失去了往常的热闹。一张小木桌上，摆放着三只寂寞的碗。

后来村子里又发生了两件丑闻，平均半个月发生了一件：一、村子里著名的小偷六指偷了一个孤老太太的羊，并用羊皮做了个棉袄，结果被细心的老太太认了出来；二、看守瓜园的那个瘦老头干巴三调戏了前来送饭的儿媳。等等，等等。但它们都似乎与我的生命无关。在我看来，它们就像是一篇关于乡村生活的神话传说，汹涌骚动的原始情欲理应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

多年过去了，惟有哑婶遭受污辱后的追喊声让我时常忧愤。她惊慌失措的影子穿越时间的屏障，扑到我的书桌上化成了一缕忧伤的叹息。

离开村子以后，我有好长时间没有见过哑婶。我只知道她确实长得很俊俏，不然也就不会遭遇那场劫难。爷爷们因忙于果园里的劳动，也很快和村里人一样，把那件事快忘光了。再说，有些事你记着没用。有些事你记着，只能伤害你自己，不如把它埋在记忆里，永远不要碰。

我只是隐隐地听说，有几个老光棍被叫到大队部接受调查。那些光棍汉们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异口同声地否认是自己作了孽。有的对天盟誓，嗷声大叫，用脑袋撞墙，抽下裤腰带上吊。这件事最终成了一桩悬案。那时候，我们村的悬案很多，时间越长，悬的越高。

哑婶的男人，我的本家叔叔周福成是个牛倌。他对这件事表现出了惊人的大度。惟一的改变是他也搬出了村子，把家安到了村外的饲养棚里。这个饲养棚离苹果园很近，近得能闻见牛粪的气味随风舞蹈的阵阵亲切。

一天，一头年幼的小母牛不知怎么的死掉了，他杀了小母牛然后煮了一锅小母牛肉。我看到的情景是，他端着一碗小母牛肉来到了苹果园，用一只豁了嘴的黑碗盛着。我听到爷爷在与他谈了好长时间的天气和牛的成长问题。我坐在木凳子上，大口大口地吃他送来的小母牛肉。忽然，我爷爷小声地冒出的一句话让我支愣起了耳朵：“福成，那两个坏蛋找到了吗？”

周福成长着一脸黑锅底似的皱纹，咧嘴笑了笑，“嘿！它娘的，哪那么好找去？嘿——”他说。

接着，我听到周福成的嘴里还吐出一段慷慨大方的言辞：“算了吧。反正这女人也是白捡的。那年冬上，她要是不自个儿跑到我的牛圈里，我还不是照样打光棍呀！操，再说了，也没损失啥呀！你说呢长太叔？这件事就让它拉倒吧！”

我爷爷听了周福成的话，表示赞同：“就是啊，就是……日子该咋过咋过。”

“嗯！”

周福成愉快地答应着。“长太叔，没事吧？没事我得走了，今天的草料还没铡呢。它娘的，干不完的活。我操！”说完，周福成就拿着他带来的碗，揣在怀里，一晃一晃地离开了苹果园。

我再次看清了，是只黑碗。还豁了一个口子。

那一天，他还带来了一袋葵花籽，说是哑婶去年种的葵花收获了。让我们尝尝。不知怎的，一听是哑婶种的葵花，一家人都没有去动它的念头。我们不忍心用牙磕它。

黄昏，我们三个人一道把它种在屋后的一片空地里了，于是，在春天茁壮的阳光下，苹果园里就多了一片金黄的葵花林。

我至今对葵花留有美好的记忆。它在风中长得很快，它的头会不停地转动，跟随阳光的方向奔跑。而且，它会长得很高，比高粱还高。在大片身高相等的苹果树丛中，它显得出类拔萃。那时候，我常常钻到葵花林中，好奇地想：这叫庄稼呢，还是叫树呢。

我曾用镰刀砍下一株年幼的葵花，看到从细长的葵花杆里涌出一股植物的液体。味道腥甜而又浓郁。我被这味道弄得头昏了，倒在苹果树下睡了整整一个晌午。

阳光懒洋洋地照耀着我，直到把我晒醒了，我额头发热，全身都是湿漉漉的汗水。我睁开眼睛，不经意地瞟了一眼不远处的饲养棚，看到周褔成躬身劳作的影子：他手持一根长长的木棍子，在往石槽里搅拌牛饲料呢，很吃力。哑婶挺着高高隆起的肚子，靠着牛栏，在晒太阳。阳光在她脚下的露珠里，一闪一闪地发出光芒。

她眯着眼，微微笑着，一脸妩媚的表情。

“呵，园子里的葵花都干死了”。

立冬那天，我的二爷这样说。我和爷爷都没理他，继续喝着碗里的玉米粥。满屋子都是好笑的喝粥声：咝溜——咝溜——咝溜——

过了一会，二爷又蹦出一句：“昨晚，福成的老婆生了。是个丫头。”

那口气，就像说一头老母牛生下了一头小母牛。

（原载《散文》月刊2004年第2期，《散文选刊》2003年第6期转载，收入2003年《布老虎散文》丛刊，春之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散文精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