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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神了许久，直到天已经黑透了，我才缓步向家中走去。

果然，邹月打电话来称晚上总公司临时开会，不能回家吃饭。看来事态严重，我不由得为林启正担心起来。

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看电视，忽听楼下有车声，然后“嘀”的一声，遥控器关上了车门。我探头一看，是左辉回来了。

终于还是忍不住，我走下楼去，敲他的门。

门开了，他看见我，有些惊讶，连忙让开身子，说“请进”。

除了上次他酒醉时我进来喊过他一次外，我从来没有踏入他的家门。今天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站在他的家里，环顾四周，陈设依旧简陋冷清，无非是个单身汉临时栖居的场所。

“找我有事吗？坐吧。”他在我身后问。

我回身：“不坐了，我是想问一下，小月那件事还有没有希望？”

“哦，过完国庆就会上局党委会讨论，虽然她面试成绩不算理想，但胜在年轻，形象又好，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我已经拜托了人事处的同事了。”

“如果需要用钱或者是送礼，你就说一声，不能老是让你贴。”

“不需要那些，大家都是同事，工作中能帮的忙都会帮。”

我点点头，提起兴致说：“听邹月说你现在升官了，一直没有恭喜你。”

他笑笑：“我那算什么官？还不是办事员。”

总有些无法面对他，两人无话，他又发出邀请：“坐吧，坐吧，你难得来一次。”

真难堪，自己走到前夫的家里来，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我开始后悔了。于是挤出笑容说：“不坐了，我上去了。”

他突然开口：“你是想问致林的事吧？”

我的脸“唰”地红了，被人窥破心事，恨不得落荒而逃。

左辉倒是表现得若无其事：“致林我们盯了很久了，以前也查过他们，没查出来。不过这次他们比较被动，我们手里掌握的证据很扎实，所以今天在局里，我们找林启正谈话，很多地方他也说不清楚。初步算了一下,这几年来他们公司逃税大概有一千多万。”

“那会怎样？”听到金额这么大，我禁不住担心起来。

“要看领导怎么定，这件事可大可小。”他答。

我当然清楚，逃税这么多，主要负责人判刑已绰绰有余。

“是不是想拜托我？”他接着问。

我看他，他表情如此自若，让我竟有些恼火，就像只有他是洞悉一切的聪明人，而我们都是傻子。于是我接口反问道：“拜托你有用吗？”

“也许我可以想点办法。”他居然认真地答，似乎并没有听出我的弦外之音。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甩下一句，打开门，上楼去了。

第二日，郑主任一上班就抓着我，大声叫苦：“小邹，昨天我在致林呆到晚上十点，这次他们麻烦大了。”

“是税务的事吗？”我问。

“你知道啊！”郑主任很惊讶：“林启正咨询过你了？”

“有你郑主任亲自出马，他怎么会来咨询我？”

“他们设账外帐，虚报成本和收入，居然全都被税务局掌握了，昨天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这一时半会儿，哪有什么好招啊！”

“您认为会怎样？”我佯做无意地问。

“前两年我办过一个刑事辩护案子，差不多的情况，补交税款不说，罚了1000万，那个公司老总最后还被判了十二年。”郑主任神色凝重地回忆。

我听到冒冷汗，忙问：“这个你跟林总说了吗？”

“当然，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那他怎么说？”

“他没说什么，还能说什么？只能赶快想办法呗！他打算到北京税务总局那边去活动一下，做做工作。”说着，郑主任匆匆地离开了办公室。

我默然，望向窗外，掘土机在路边挖出了一个大坑，尘土飞扬，路人狼狈不堪，掩面而行。他现在也有些狼狈吧？也许又是皱着眉坐在那里，焦虑地将手机一开一合。这时候，应该没有功夫再来思考我们之间的事了，或许风波最终平息后，他也会顺理成章地将我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