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普蒂纳很聪明，他揭发了所有的看守，这么一来，当局就无法专门惩处某一个人了。他声称，警察们是出于政治原因和人道主义的原因对我们进行帮助的。

“我们是看到那些孩子太可怜，动了恻隐之心，才这么做的。”拉斯普蒂纳对专员说，“无论换到谁，见到这种情况，也都会这么做的。”

所有的警察全都被抓起来了，可是，很快就又把他们全都给放了。在城堡里，我们将没有好果子吃了。

新派来的辅助部队的士兵把我们看管得非常严搜查，翻箱倒柜，加派双岗，禁止通信、寄书，不许与亲朋好友联系……

分配给我们的食物越来越少。幸好，我们早就做了储备，足够供一个营的人吃的，因此我们尚能苟延残喘下去。

抗争

这种新的条件让我们非常愤怒。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软弱无力，孤立无援，屈服于君主的意志……

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感到沮丧绝望。有一天晚上，我走到院子里去仰望天空。长久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开始哭了起来。满天星斗，美丽的夜空，我不知何故竟然忍不住在哭泣。夜是那么宁静，万籁俱寂，但却是一种绝望的寂静无声。真主没有回答我们的呼唤。我们像是被活埋在这儿，将远离所有的人、所有的一切，孤独无助地就这么死去。我真想吼叫，但是，弟弟妹妹们在里面，我怕惊动他们，所以强压住自己的悲愤，如同以前一样，愤怒而悲痛的呐喊已经都到了嘴边，最后还是被我强忍了下去。

我23岁生日的那天早晨，早早地就醒来了，我独自一人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着我们的鸽子笼。家里的人还都没醒。在这几个小时的独处中，我考虑了我的生活，考虑了逝去的岁月，考虑了匆匆而逝的我的青春。

我看到时间在我脸上和身上留下的印痕。我的头发很长，垂至腰际。当我走过我们尚拥有的那面大镜子时，当我接触到看守们那怜惜的目光时，我很清楚我长得很美。我沮丧地在欣赏着我那健硕有形的身材、我那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面庞，这时候我心里便会在想，这种令人欣慰的青春美少女将不复存在，将不会有哪一个男人爱我，也不会有任何一个男人将享受我年方20的美丽青春。

我为妈妈感到痛苦，她已徐娘半老，风韵不再。我有时会停下手中的活计凝神注视着妈妈。我也为我的妹妹们感到痛楚，她们还没有享受到童年的欢乐就已经变成了女人。我还为没有父亲作为楷模的拉乌夫，为被剥夺了一切的阿代拉蒂夫，为因忠实于我们而与我们一起身陷牢笼的阿苏拉和阿利玛感到痛苦。

我为失去了自由和希望的我们大家感到痛苦。我曾经为父亲的死而悲伤，可现在，我在为我的生命而哀怨。

在所有这些沮丧绝望之中，我仅有一个坚信不移的东西：我们是唯一能够为了我们的事业而行动的人。当我的情绪跌落至冰点时，是这种信念在给予我勇气和力量。

我们用我们的鲜血写了一封血书给国王。我们让监狱的头头代转，后者把这封血书交给了他的上司。这封信写得很天真、很幼稚，竟然呼吁专制君主宽宏大度。我们在信中写道，他竟然容忍属下迫害一个女人和一些孩子，未免有失身份。不用说，他对我们的请求当然是不予理睬的。

于是，妈妈、拉乌夫、米丽阿姆和我，我们便开始绝食了。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地面和墙壁冻得结结实实的。我们都没敢下床，蜷缩在薄薄的被子里，享受那一点点暖和的气息。

一开始，尽管觉得十分虚弱，但是我们仍旧毫不退缩，并且充满着斗志。然后，饿得实在是受不了，本能占了上风，又开始吃了，只是躲着看守，不让他们发现。在角落妈妈的一只放着我们存放行李的箱子里，我们省下来30来根长面包，我们在日出时，拿出来晒晒软化，我们称之为给面包做“日光浴”。

我用鞋刷把面包上的霉斑刷掉，然后往各床传递。我们还留了一罐鹰嘴豆，我们这些绝食者同样偷偷地在享用着它。这些食物虽然不多，但它们却让我们得以坚持下去了，并且把看守们送来的食物给扔了出去。

不过，我们还是不够坚强，经不住诱惑……看守们答应给我们一公斤黄油之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的绝食行动，因为我们好像已经闻到了鸡蛋煎饼和点心的香气了……

总之，这次绝食是以失败而告终。我们一无所获，我们的命运无人关心。

不过，我们还是必须有所行动。我们决定越狱。

在我们开始绝食之前不久，喜欢到处寻来觅去的拉乌夫发现，存放行李物品的那间小屋子无疑是被墙堵死的。由于他很想看看外面的情况，于是就动手拆下几块砖来，竟然发现了一扇被关起来的铸铁窗子。

外面的景色一览无余。屋里亮堂多了，不再是黑漆漆的了，我们终于看见了天空。那扇窗户位于城堡下方的一片绿洲。我们可以听见乌鸦的聒噪，燕子的啁啾，牧童的赶羊声，甚至还能听见流水的潺潺声。

我们在争着欣赏美景，向远处眺望，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要知道，一个被囚于牢房中的犯人，是多么需要远眺和新鲜空气啊！

我们把窗户又关上了，但没关紧，以便想往外看时，便可随时轻易地打开来。当我们中间有谁突然很忧伤时，他就走进那间小屋，观看日出，或日落，或绿洲的春色，让人感到大自然和四季还存在。

玛丽亚和苏卡伊娜去那儿比我们谁去的次数都多，她们总想看个够。当我撞见她俩在那儿时，撞见她俩的那两张小脸紧贴在窗栏杆上，一脸忧伤的模样，我真的是心如刀绞。看到两个幼小心灵的悲伤绝望，真的像是饥肠辘辘一样让人难以忍受。

当我们决定越狱之后，首先想到的是把这扇窗户弄大一些。但是，看守们听见有拆墙掀砖的声响，而且还听见把砖头扔进有5米深的粪坑的声音，立刻警觉起来，便进来到处搜寻。幸好，还没等他们进来，我们便打扫好了“战场”，他们什么也没发现。不过这对我们也是一个警告，必须加倍小心，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我们必须另觅突破口。厨房是土坯垒起来的，似乎容易挖一些。我与拉乌夫每人一把小勺，作为工具。我们先开始在墙根处挖，往地下挖了有20厘米，以便弄出一个通道来。不到10分钟，我们就挖掉了不少的土，不过，墙根有砖，得当心砖头掉落，墙会坍塌。

我们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挖出了一个不小的通道，可以过人。我爬进这个“地道”里去，碰到一个被封堵起来的洞口。

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蹭我的大腿，我立刻惊叫起来：

“我不能再往前了，拉乌夫，老鼠太多了。”

“姐，你难道不想逃出这个地狱吗？这是我们仅有的机会了。你要镇静……勇敢一些，继续往前……”

经拉乌夫这么一说，我便听从了他。既然必须往前，那就往前

我们随后便开始清砖。这个活儿既累人又危险。我们得把砖弄出去，抱着它们，又不能掉落在地，不能惊动看守们。我们的艰苦劳动获得了回报：门终于被我们打开来了，可以走到一大片废墟中间去，感到突然之间重获自由了似的。

我们看见了天空，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人陶醉了。我们在往前走，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彼此以眼睛在说话，用手势在表达感触。我们差不多在寂静、空茫之中待了三年。然而，这第一次的自由漫步仿佛是最后一次似的。一根砖石立柱突然在我们跟前倒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我们猛地闪到一边，差点儿被砸死。

我们几分钟之后才惊魂甫定。那立柱差点儿就把我和弟弟砸死了。拉乌夫看了看我，我俩想的是同一件事。上天中是谁在保佑着我们？

我和弟弟用不着多说，彼此便能了解。我们的越狱计划应该仔细周密地考虑。我们差不多在外面待了有两个钟头，以便分析研究，掂量来掂量去，计算了再计算。我们一直爬到城堡的最高处，那些岩石随时都有掉落在我们头上的危险。

在下面，有几个看守在绿洲里纳凉。我们甚至都能听到他们的说笑声。我们躲在石头后面，在研究远处的一棵棵的杏树、沃草、红土壤。

然后，拉乌夫让我朝一条小路那边看：

“你看，有一条河在绕着城堡流淌……我们将可以从那儿逃到乌阿尔扎扎特。”

我俩不无遗憾地回来了。必须找家里的所有人，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他们，让他们坚信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听我们这么一说，弟弟妹妹们欢欣鼓舞，恨不得立刻就要开始越狱。妈妈对我们的计划颇有怀疑，只是听着，没有吭声。

为了说服妈妈，我们把两块坚实的床罩拿来结在一起，跟她解释说，我们将用这条临时弄成的绳子吊下城墙去。

我们选择逃跑的那个地方离地有20米。当我们指给她看了地方之后，她坚决地表示反对，不让我们去冒这么大的危险。再怎么说她也不听。

“越狱我并不反对，”妈妈说道，“但是，这个办法不行，得另找一个不太危险的法子。我不愿意失去你们。”

妈妈说完之后，考虑了片刻，表情放松了。城堡应该有一个门是通向绿洲的。只要找到这个门，把它清理出来，打开，大家就可以顺利地从那儿出去。于是，大家便分头到倒塌了的立柱和大块的岩石中去找这个门。我由于走得急，一不小心在一个沟壑边上绊了一跤，幸亏我反应快，当然，也肯定是有神的庇护，我没有掉下沟壑，否则必然是粉身碎骨了。我转过身来，发现妈妈脸色吓得都发青了。

今天，每当我们说到某某人有“废墟的表情”时，那就是指他的目光是呆滞的，面孔是惊愕的，就像我妈妈当时以为我眼看就要掉下深渊里去一样。

妈妈不知为何突然灵机一动，让我们帮她一起挪动一块大岩石。我们寻找的那个门就在这块大岩石的后面，这门正对着绿洲。看来我们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就可以逃脱了。

但是，在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到来之前，我们还得加强锻炼，增强体力。我和拉乌夫每星期都要在大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出屋3次，而且每人身上还得背上一个沉甸甸的包，在院子里走上4个小时。

我们考虑了各种方案，研究了许多计划。外祖父给我们的钱还剩一点。走过绿洲之后，我们将搭乘公共汽车到乌阿尔扎扎特。我们还得储备一些食物。我们没有身份证，但是，我从我的资料袋里找到了我在巴黎与之常有往来的一位摩洛哥朋友的接种疫苗的健康证。我把它给了拉乌夫，我还记得他妹妹的名字，万一我们被抓住，说不定它能派上用场。我们仍旧是那样的天真幼稚……

在我们所拥有的书籍中，有一本是我们很不屑的，因为它讲的尽是些巫术、魔法、秘术什么的。妈妈随手拿起，匆匆浏览了一下，便决定照着书上所说的去做做看，以便我们的越狱计划能得以实现。

她做了一个小蜡人，用针把它钉住，念动咒语，祈祷越狱成功。我们全都笑得前仰后合的，说妈妈简直像是巫婆，可她，一辈子也没相信这种玩意儿，竟然做得十分认真，全神贯注。

到了我们定好的越狱的那一天，我和拉乌夫又到外面去演练了一番。正在这时候，我的一个妹妹着急慌忙地跑来找我们了，说道：

“你们快点回去吧。他们来了。他们要见妈妈。”

我们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警察们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离开塔玛达格特。我们对妈妈更加嘲讽、挖苦不已，说她是“灾星女巫”。

“你们想到过搬家吗？”她回敬我们道，面如死灰，“这下子全完了。”

弟弟妹妹们对离去很开心。我们已经被关了4年半了，在这座已是废墟的城堡里也待了有3年多。阿代拉蒂夫是2月里出生的，马上就要7岁了；二妹、三妹一个14岁、一个13岁了；米丽阿姆都21岁了；拉乌夫已是19岁的青年了；我已23岁；妈妈则已是40岁的女人了。如果说小弟弟小妹妹们颇为兴奋的话，我可是疑虑重重，焦虑不安，预感到情况的大为不妙。

当然，人家并没有告诉我们将去哪里，但是，从他们的口气里，我感到我们的境况将会有所改变，我们的生活条件会有所改善。这想必是我们的请愿书有了下文……是呀，国王曾经是怜悯我们的。我们的待遇是会好一些的。也许，明天，我们就可能重获自由了……他们不是要我们把东西挑选一下，让我们只是带上我们自己的东西，褥子、被子等属于国家的一切全都留下吗？情况也许真的会发生变化的。

人家只是让我们产生了上述的感觉，但却未对我们作出任何的明示。为什么不说清楚呢？想必是要我们在转移途中积极配合。我们既心存希冀又忐忑不安。我多了一个心眼，把我的小收音机藏在了身上。多亏了我多考虑了一下，把小收音机藏好了，否则以后的日子更不好过了，我为此感到庆幸。

我一直以为人的痛苦是有极限的。但是，在比尔—杰迪德，我知道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