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遗忘的帮会秘闻

人们常说“江湖险恶”，因此帮会被大多数人当做一种无恶不作的黑社会组织，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帮会中总是不乏心狠手辣、恶贯满盈之徒，帮会势力也必定与军政界要人、洋人、军火商等沆瀣一气，贩卖军火、包运鸦片、坑蒙拐骗以及绑票勒索，甚至是发起恐怖活动，充当专制政权消灭革命义士的先遣队、刽子手——作恶多端的背后，到底有多少鲜为人知的血腥故事，又有多少无辜民众和先进人士成为帮会势力的刀下亡魂，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1青帮三大亨的明争与暗斗

三鑫公司成立后，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三人度过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杜月笙和张啸林作为黄金荣的左右手，一直都是肝胆相照的兄弟。两人的房子曾建在一起，两家院子之间专门开了个边门，门户之间经常不闭，便于两户人家走动，并且张啸林还认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做了干儿子。

在“青帮三大亨”之中最有头脑的杜月笙，是最会挣钱也是最会花钱的人。杜月笙的处世圆滑让他得到了不少人脉关系，因与国民政府孔祥熙、宋子文等人走得极近，也让他得到了许多内部消息，买了一笔公债，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1930年，黄金荣的势力渐渐下滑，而杜月笙的势力则渐渐攀升，黄金荣看着曾经是自己小跟班的人，势力却逐渐超越了自己，心里变得不是滋味，和杜月笙之间的间隙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张啸林看到杜月笙买公债赚了一大笔钱，自己也通过杜月笙的关系购买了一些公债，并得到了一笔不菲的财富。但是张啸林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他内心多少还是有些不服气，原因无他，这笔财富来得让人欢喜，但说白了还是通过杜月笙的关系。这对于向来自负的张啸林来说，觉得自己是依靠杜月笙才勉强沾沾光，这让身份原比杜月笙高的张啸林内心很不平衡。

与黄金荣和杜月笙不同的是，张啸林因和北洋政府有过联系，因此与国民政府关系并不和睦。但张啸林一直想做官，可以说，想当官想疯了，因此他投靠了日伪当局。事实上，张啸林的变化也跟民族文化有关，因为他不像黄金荣和杜月笙对民族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执着。但这并不是说，黄金荣和杜月笙精忠报国，只是因为两人不像张啸林一样上过北洋学校，这也跟两人严格恪守青帮帮规有关。再者，两人平时喜欢听评书、京戏，受民族文化教育熏陶，因此民族认同感比张啸林强烈。

由黄、杜、张三人合办的“三鑫公司”，名义上是杜月笙和张啸林在经营，而实际上都是杜月笙做主，后台老板是黄金荣。杜月笙的精明魄力，再加上门下有得力助手顾嘉棠、马祥生等人的帮忙，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所以杜月笙渐渐开始超越黄金荣，显示出法租界“第一大亨”的气派。在这方面，黄金荣对杜月笙十分不满，但是由于大局已定，黄金荣也无可奈何。杜月笙在公司独掌大权，张啸林同样心怀嫉恨，但是同时他也怪黄金荣不能管住杜月笙，给了他如此大的权力，所以对黄金荣也有所怨恨。就杜月笙来说，虽然手中有权有钱，黄金荣的牵制也仍然是其心头大患。这种三角矛盾不断加深，加上法租界巡捕房中的大小头目间长期分赃不均，对于黄金荣以及公司都心怀不满，于是复杂的关系会合到了一起，各路矛头都对准了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还带头嘲笑黄金荣与其儿媳妇的暧昧关系，诋毁他为“爬灰老板”，闹得满城风雨。一夜之间，似乎所有人都希望黄金荣退职，以缓和矛盾。黄金荣顿时四面楚歌，无奈只好发电报给当时在东北哈尔滨一带联系活动的季云卿，催促其回上海帮忙收拾残局。

大概是黄金荣气数未尽，该是他仍能继续风光的时候，山东临城恰巧发生了孙美瑶劫车案件，被绑架的旅客当中有法国神甫以及意大利籍律师等。黄金荣一看此次案件正是重新展示他办事手段的机会，所以立刻派人联系山东响马出身的青帮“大”字辈高士奎，圆满解决了这次劫持人质事件。这下，上海租界的各个领事馆又认为黄金荣立了功，手段能力不减当年，再加上季云卿赶回了上海，出面劝说张啸林和杜月笙，要记得兄弟之间义气为重，个人私事暧昧难明，不该借以信口开河泄私愤。这样，黄金荣在巡捕房的地位暂时得以稳固，三人之间的风波也告一段落，但是以后的明争暗斗仍然不断，尤其是在黄金荣与杜月笙之间。

黄金荣在法租界内开办烟馆赌场时开始任用杜月笙。最开始时，头脑灵活、为人周谨的杜月笙称黄金荣为黄老伯，但是随着他势力越来越大，名声越来越高，对黄金荣的称呼也渐渐改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杜月笙的地位迅速蹿升，加上他办事能力超群，人际交往广泛，对于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积极推广，声望已远超黄金荣。从此之后，杜月笙再也不称黄金荣为黄老伯了，而是改叫“金荣哥”。这也暗示着上海滩第一霸主的地位正在悄悄易主。

2湖州帮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相

宋教仁，湖南桃源人，他出生在一个耕读世家。宋教仁自小天资聪慧，1901年中了秀才。1903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武昌普通中学堂。最开始时，家境还算殷实，自从其祖父从事了反清事业之后，家道就开始衰落。因此，为了出人头地，宋教仁学习更加刻苦，在普通中学堂就读时，曾听过从日本回国的黄兴的演讲，自那之后，宋教仁就对黄兴等人的事业非常向往，因此他就选择跟着黄兴走同一条路。

1904年2月，宋教仁与黄兴等人成立了“华兴会”，该会由黄兴提议创办，宋教仁担任副会长一职。1904年11月时，“华兴会”本来要在长沙发动反清起义，却因秘密泄露而使起义失败，宋教仁也因此被学校开除，离开中国，流亡日本。但宋教仁并未放弃他的革命事业。1905年春，他和同在日本的中国革命青年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周刊，后又更名为《民报》，该周刊以宣传革命、传播中国文化为目的。

1911年1月，宋教仁回国后，在上海《民立报》杂刊中担任主笔，为宣传革命文化作出了极大贡献。在上海期间，宋教仁结识了谭人凤、陈其美等人，并和这些人一起组织创建了“起义会”。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便留在了南京临时政府，协助孙中山制定新法令。在制定过程中，他与孙中山提出的大总统制发生了冲突，好在对“南北议和”的影响不大，时局稳定后，唐绍仪（首任内阁总理）提名宋教仁担任农林总长一职，但唐绍仪从总理之位上下台之后，宋教仁也辞去了这一职位，回乡探亲。事实上，唐绍仪辞职之后，第一个能出任内阁总理之位的人，就是宋教仁，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是如此的结果——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不幸遇刺身亡。

宋教仁被莫名刺杀后，第一大嫌疑人便是袁世凯，因为他是最有理由杀宋教仁的人。曾经袁世凯也是很欣赏宋教仁的，曾试图拉拢他，但在袁世凯的拉拢下，宋教仁表现得很“不识抬举”。在一系列演讲中，宋教仁丝毫不顾及袁世凯情面与其政府，直言不讳，这让袁世凯十分愤怒，因此对宋教仁怀恨在心。而今，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利，宋教仁身为国民党创建人之一也就变得更加难以对付，如此一来，袁世凯对宋教仁下手的猜测并非毫无根据。

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刺杀的消息后，表现得很是震惊。他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要求其尽快缉拿行凶者，将其绳之以法，以慰宋教仁在天之灵。就当时了解事情的人而言，袁世凯的做法让很多国民党高级官员非常鄙夷，但谁也没有证据证明宋教仁的死是袁世凯总统所为。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针对当时的形势而言，虽然袁世凯嫌疑最大，但是正因为在国会刚结束的敏感时期，只要宋教仁等国民党创建者无故身亡，这盆水都会直接泼到袁世凯的身上，因此这种直接露出马脚的事情，袁大总统是不太可能去做的。

1914年6月，宋教仁下葬，除了其友谭人凤、章太炎等到场外，当天还来了近万名送葬者。这些人都听过宋教仁的演讲以及拜读过他的宣传革命的文章，纷纷前来送行。

宋教仁刺杀案发生后，程德全下令在上海等地全力缉拿凶手，公共租界当局、巡捕房、沪宁铁路局等也都纷纷为逮捕凶手、搜集信息而忙碌，整个上海的空气都变得紧张起来。历史总是如此奇异，与以往难以破解的刺杀案不同的是，刺杀宋教仁的案子很快便有了进展，并且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在宋教仁死后的第三天，英租界巡捕房从一位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那里得到了这样一条有利的信息：王阿发曾在一周前到过上海青帮头子之一的应桂馨家中卖古董，当时这位青帮大佬拿出了一张照片，要王阿发杀死照片上的人，他愿意以1000大洋作为酬金。王阿发虽然也在上海青帮待过一段时间，但从未干过杀人越货的勾当，因此直接回绝了应桂馨的要求。宋教仁死后，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死者宋教仁的照片和悬赏信息，王阿发一看之下就瞬间明白，因此特来巡捕房报案。

公共租界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马不停蹄地将应桂馨逮捕，并搜查了应桂馨的家。然而，让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公共租界的巡捕们在应桂馨家中发现一个神色慌张的人，于是把此人抓了起来，审问之下，此人竟然就是杀害宋教仁的真凶——武士英。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公共租界的巡捕们是在妓院抓到应桂馨的，而当时武士英也在这家妓院，他一感觉到事情不对，就往应桂馨的家跑去，准备通风报信，但不巧的是却在应桂馨家被抓。以常理推断的话，武士英没道理在听到风声之后不逃走，那么他为什么选择自投罗网呢？

武士英被捕之后，又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对于刺杀宋教仁一案，他没有任何狡辩，很大方地承认了。原来，武士英并不是他的真名，他本名吴福铭，曾在云南军营内做过管带，后被裁掉，偶然之间与共进会的应桂馨结识，通过会长的关系加入了帮会。大约在一周前，应桂馨拿出宋教仁的照片请他杀了照片上的人，并颠倒是非黑白，称宋教仁是无政府地下党，干过许多危害百姓的恶事，杀他等于为民除害，于是武士英咬牙同意。宋教仁被刺杀当天，与武士英接头的陈其美塞给了他一把手枪，让他趁上火车之时解决宋教仁。当宋教仁出现时，陈其美便把目标指给武士英，武士英向宋教仁开了几枪，然后趁乱逃离现场。

应桂馨是青帮大佬，同时也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人物。当时，这位赫赫有名的应会长有两个身份——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和江苏驻沪巡察长。应桂馨刚到上海时，加入过青帮，后来他发展了属于自己的势力。应桂馨与陈其美关系甚密，陈其美对他很是信任，为应桂馨准备了舒适的住宅，还带到自己谋划革命的秘密据点，两人还加入了对方的组织，这也就是说，青帮成了革命党人的盟友。革命成功后，与陈其美交好的应桂馨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前途，但因他生于江湖，身上的流氓气息太重，让孙中山等人难以忍受，应桂馨也就被赶回了上海滩。1912年6月，在陈其美的支持下，他当上了中华民国共进会（青帮、洪门以及公口联盟的帮会）的会长。后来，应桂馨因参与了推翻黎元洪的事件而被通缉，再次潜逃上海，他在这一时期又认识了洪述祖。洪述祖也是上海青帮中人，因此和应桂馨很有“共同语言”，他在代表北京政府处理帮会问题的同时，还帮应桂馨解除了通缉令，让其得以自由活动，实际上，这不过是洪述祖的收买手段。

自孙中山和陈其美对应桂馨冷淡之后，他就转到了袁世凯的身边，但他也没与陈其美等人断绝关系。可以说，应桂馨周转在这两股势力之间，做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双面间谍”。事实上，对于应桂馨的动向，陈其美等人并不是毫不知情，况且，应桂馨再如何见风转舵也不会跟代表国民党的陈其美一方撕破脸皮。应桂馨因刺杀宋教仁一案被捕入狱，其实背后也有陈其美的影子。

案子破得太快，一切看似巧合，实则是有人刻意为之，比如报案、抓捕应桂馨以及在他家中搜出凶器的过程。在应桂馨家搜出的证据显示，洪述祖在与应桂馨的密电中提到了“毁宋”字眼，并且密电中透露袁世凯和赵秉钧等人也对“毁宋”之事所知甚多。从密电的分析上来看，“毁宋”可分为两层意思：一是，丑化孙中山、宋教仁等人；二是，被应桂馨理解为毁灭、灭掉宋教仁。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洪述祖、应桂馨和宋案有关，但袁世凯和赵秉钧与此案的关联却很模糊。

武士英和应桂馨被捕之后，被关押在英法租界，两人表现得都很从容。然而，在中国法庭开庭时，身体一向没有任何问题的武士英却死在了牢里，很显然，武士英是被灭口的，凶犯的手段非常干净，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当然，即使有证据，也可能被内部人员销毁了。如今一些历史学者皆认为，武士英是被袁世凯灭口的。事实上，从表面来看，这一推论根本没有任何根据和联系性，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混混和一个有权有势的大总统实在沾不上边儿。如果真的是杀人灭口的话，说是帮会灭口或陈其美代表的国民党势力灭口，会更有说服力。

而共进会会长应桂馨却死得很愚昧。应桂馨趁二次革命的动乱时期逃了出来，躲在青岛的德国租界内。袁世凯胜利后，应桂馨却突然冒了出来，他打着“武士英灭口案”的旗帜向北京政府“鸣冤”，但他却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应桂馨不应该说什么“宋教仁死有余辜”；二是，不应该往袁世凯这门大炮的炮口上撞。对付应桂馨这种没脑子的帮会流氓，袁世凯很有一套，如果袁世凯真的是宋教仁刺杀案的幕后主使，那么应桂馨很可能会带着他给的丰厚的“安家费”，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过自己的财主生活。但如果幕后主使并不是袁世凯，袁世凯要杀应桂馨的心情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谁也不喜欢背上一口黑锅，而应桂馨和洪述祖刺杀宋教仁一案让袁世凯背上了一口大大的黑锅。但是，应桂馨死后不久，另一个嫌疑人赵秉钧也突然被杀。一些历史书籍中记载，赵秉钧的死与袁世凯有关，这又一次让人们见识到了历史的奇异。也许赵秉钧的死亡时间与应桂馨太过巧合，所以有了历史上的偶然性。1917年，在宋案发生后，潜逃的洪述祖被捕入狱，后死于狱中。1916年，宋教仁刺杀案中最大的嫌疑人陈其美，也被人暗杀，而这次主使者却很明显——帮会人物张宗昌，并且与陈其美还属同门“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