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帮主的最后结局

旧上海繁华纷乱的“十里洋场”，藏污纳垢，鱼龙混杂，是流氓地痞横行的“人间天堂”。上海滩齐名的“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堪称是这一类人物的典型。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逐步走向胜利，国民党统治的灰暗天空逐渐崩塌，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浪尖人物也随之分道扬镳，他们混迹一生之后的收场和昔日的荣耀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汉奸败类张啸林一命呜呼

抗日战争开始后，上海陷落，三大亨各走各路，分道扬镳。黄金荣年事已高，毅然决然留守上海，但是闭门不出不问世事，更不接受日伪的诱降，拒不做汉奸走狗；杜月笙虽然被日伪军严密监控，但是仍然“金蝉脱壳”，逃亡香港；只有张啸林不甘寂寞，淞沪会战爆发之后虽离开上海，但只是到离沪不远的浙江莫干山处的别墅避暑歇夏，并未外逃，而且生活优哉游哉。

日军占领上海之后，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掌控，想要请黄金荣出山，利用黄金荣的声望威吓和操纵上海市民，调动帮会势力为日伪效力。但是黄金荣不买账，始终不愿意做汉奸。于是日本人便将目光转向了在浙江歇夏的张啸林，派人前去莫干山别墅找张啸林密谋，让其尽快回到上海出面掌控局势。这正是张啸林一直在等待的时机，于是他放出风声，要求做浙江省主席。日方来访者听闻后一时语塞，决定回上海后再作商议。

张啸林原本是上海滩与黄金荣、杜月笙二人势力相当的青帮大亨，但是后来境况不尽如人意，位列末座，这使他心中憋着一股恶气却又无能为力。正好日本人入侵上海，其他两位大亨出走的出走，躲藏的躲藏，正好是张啸林独霸上海的时机。但是他在帮日本人做事之前故意先抬高身价，一个是满足一己为官的愿望，再一个是为了遮丑，以免日后被人耻笑，说迫不及待就为日本人鞍前马后地效力。而且张啸林对蒋介石也是一肚子怨气，不满他对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器重。再加上张啸林自身嗜钱如命，加上贪图权势的个性，这都使他一步一步走上了投敌卖国的不归路。

张啸林回到上海之后，日本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以及永野修身立刻登门拜访。从此之后，这三人就经常在张啸林的住宅里密谋各种反动策略。张啸林这时候开始明确表态，愿意为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一切行动提供服务，终于沦落成了人人唾弃的汉奸走狗。青帮的弟子们看到张啸林大有重新得势的苗头，也纷纷投奔于他。一时间张府前门庭若市，每日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不久之后，张啸林受命组建起了“新亚和平促进会”，主要是在日军的授意下到各地去收购各种军队急需的大米、煤炭等战备物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广大农村地区和山区不被侵略势力所控制，牵制住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不断破坏交通运输线路，截取敌人的物资，使日本军队在上海的物资供应非常紧张。张啸林自然不会放弃这种发财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利用职权贩运各种物资，低价收、高价卖，着实发了一笔国难财。后来，张啸林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在日伪军的撑腰下不断从各地搜刮物资到沪，甚至从越南贩煤到上海，然后再转卖到北方。不仅如此，他还和东北的日军、汉奸相互勾结，自任董事长，成立了专门在辽沈地区倒卖木材的“霖记木行”；他的兄弟俞叶封受他指令，在全国各地收购棉花，供给在长江流域驻守的日军；不但在政界、黑道为日军服务，他在上海还积极拉拢文艺界和新闻媒体的人士，为日军高唱颂歌，拍手叫好，可谓是日军的一条劳苦功高的“忠犬”。

远在香港避难的杜月笙听说了张啸林沦为汉奸的消息之后，气急交加，毕竟同是青帮的一家人，兄弟一场，眼看着张啸林落得个汉奸走狗的骂名实在不忍。于是派人辗转捎话给张啸林，劝他悬崖勒马洗手不干，至少能留下个清白的名声。但是张啸林已经被他立下的所谓的“功劳”冲昏了头脑，完全听不进劝言，还破口大骂，一副趾高气扬、小人得志的嘴脸。

当时，国民党军统特务在上海展开了“铁血除奸”行动，已经暗杀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汉奸，其中包括“黄道会”副会长周柳五、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周文瑞、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顾馨一等，而张啸林也已经被列入了军统的暗杀名单之中。军统在上海的行动组组长陈默是杜月笙的门徒，负责执行对张啸林的制裁。杜月笙虽然不愿意看到自己昔日的把兄弟成为汉奸，但是另一方面，也不愿意背上“六亲不认”的罪名，坏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好名声，索性不管了。

1939年初秋，暑气开始渐渐消退，张啸林从莫干山的别墅出来，返回上海。他刚回到自己的府邸就接到日本人送来的“任命书”。日本政府为了感谢张啸林为日军占领上海和收集军用物资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决定建立浙江省伪政府，由张啸林出任伪省长。张啸林得到消息后高兴得手舞足蹈，决心以后更加踏实地为日本人卖命，但是岂知乐极生悲，他自己的姓名已经被挂在阎罗殿的名单上了。

1940年1月，军统对张啸林的第一次暗杀行动开始执行了。当时张啸林的心腹俞叶封正在捧名伶新艳秋的场，几乎每天都去更新大舞台听她唱戏。一天晚上，俞叶封预订好了包房，邀请了张啸林一同去看新艳秋的《玉堂春》。到了晚上，张啸林却有事脱不开身，没有去更新大舞台，只有俞叶封和几个小喽啰在包房里。《玉堂春》正唱到精彩之处，包房内喝彩声一片，突然有人闯进包房，拔出手枪就对看戏的几人一通乱射，俞叶封立刻倒在一片血泊中。戏院大乱，看客们纷纷逃窜，等到巡捕房来人封锁勘察时，暗杀者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包房地板上。

张啸林得知这一消息后，心里明白这场暗杀实际上是冲着他来的，只是他命大侥幸逃过一劫而已。他虽庆幸自己命不该绝，但是也担心这次暗杀失败就必定还会有人前来动手，于是有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四处走动，整日躲在府邸中遥控指挥手下们的活动。但是他也实在耐不住这种寂寞，天生好赌的他又开始到大新公司的俱乐部去赌钱，于是在周围安排了十多个保镖给他护驾。某天晚上，张啸林赌完钱在回家的路上，汽车经过善钟路和霞飞路的十字路口时，正好遇上红灯亮起，张啸林的汽车欲停未停，此时军统特工正埋伏于街角。有一名经验、资历尚浅的除奸队队员一跃而起，拔出手枪就射。张啸林的司机常年跟随他，见过一些世面，一看大事不好就猛踩油门，闯过红灯的路口，一溜烟地消失在黑夜中，于是张啸林再次死里逃生。

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几次接到暗杀张啸林失败的消息，大为恼怒，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为了杀一儆百，戴笠下令对那个早开枪一两秒钟的特工执行枪决，这使得负责上海刺杀行动的陈默不得不考虑其他策略：张啸林几次被刺杀，必定吓破胆，肯定会防范更加森严，日常行动谨慎小心，甚至闭门不出。如果仍然用伏击的办法是很难收到效果的，只能用重金收买人心，从张啸林身边人员下手。很快，军统就联系上了张啸林的一个贴身保镖林怀部，他答应找机会除掉汉奸张啸林。

林怀部是原法租界巡捕房的人，是黄金荣手下的门徒，绰号“五和尚”，他的父亲曾是北洋军阀的一个旅长。林怀部是经由张啸林的司机“阿四”推荐，来到张府做保镖的。因为他曾在部队受过严格训练，功夫过硬，而且枪法不凡，能够射中三五十步之外红心扑克牌上的图形，因此格外受到器重。既然他已经答应军统要伺机刺杀张啸林，那么这次行动应该十拿九稳。而此时的张啸林依然执迷不悟，躲在家中过得逍遥自在，自认为防备森严，敌人难以下手：家中保镖增至30人左右，个个身强力壮，每次在不得已出行时，总要保镖在四周簇拥，乘坐防弹汽车，耀武扬威，似乎在向军统宣战；而府邸周围也都由日本兵持枪把守，不分昼夜巡逻防卫，所以他继续放心地为日本人效力，并时刻准备做他的浙江省伪省长。但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军统特工不能从外面闯进来，却已经在他的身边安插了刺杀人员。

1940年8月14日下午，张啸林正在府邸的二楼与客人密谋汉奸活动，保镖们在一楼门庭里闲聊。这时候，林怀部走上前来，与司机阿四攀谈起来。不知为何，林怀部与阿四聊天的声音越来越大，大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厉害，周围的人劝都劝不住，最后二人大打出手。张啸林在楼上听到外面的吵闹声，心中不悦，一向脾气火暴的他走上阳台，探出半个身子向着楼下破口大骂，让保镖们滚蛋，离得远远的，要让他们丢了饭碗，换成日本宪兵来保卫他的安全。一般情况下，只要张啸林一开口骂人，身边的人都会乖乖安静下来或者悄无声息地溜走。但是这次极为反常，正在其他人零零散散要走开的时候，林怀部站在门庭，拔出手枪，然后朝楼上回骂张啸林：“他奶奶的，老子不干了！张啸林你个日本人的走狗，大汉奸！”话音未落，枪声已响。军统特务的眼光果然不错，林怀部这位神枪手一击正中张啸林面门。一声枪声过后，这个上海滩青帮的流氓大亨就倒地不起、一命呜呼，再也不能做出背信弃义、有损气节的邪恶勾当了。军统的暗杀任务几经波折终于完成，结束了汉奸败类张啸林63年的人生。

2杜月笙埋骨香港

1949年，共产党的军队形势大好，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政权已经覆灭在即，大势已去。此时的杜月笙其实已经渐渐远离了国民党政权，与中共的接触也越加频繁了。他不但向中共表示会在上海“安分守己”，还积极主动地为中共做了一些工作。当时战事频繁，影响了北方运煤中心秦皇岛与上海之间的煤炭运输，上海的大多数船只燃料缺乏，通行受阻，黄浦江上停泊了大批无法起航的船只。当时任中国海事建设协会主席的杜月笙为了帮助轮船航运摆脱困境，主动与中共取得联系，提出了要用上海的救急面粉来交换秦皇岛的煤炭资源。消息送出去后，很快，在2月13日杜月笙便收到了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回复的电报，同意他所提的建议。电文中提到：“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并且表示中共方面极为欢迎杜月笙的“大上海”和“唐山”两只轮船的北上航行。在杜月笙的积极争取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下，即使是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东部沿海航线上，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的正常通商和运输也没有陷入混乱的境地。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致李克农的电文中赞扬了杜月笙的这次行为，指出杜月笙的这次主张维护了通航的稳定。对杜月笙的政策，应该是稳定和安抚，让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的工商业实体经济，保护工厂、银行、商店等不受损失，等解放军渡过长江，接管上海之后，只要上海能够被保护妥当，不仅是中共可以与之合作，就是上海人民也必定会宽恕他既往的罪恶。

虽然有黄炎培、章士钊的极力挽留，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将杜月笙留在上海。反而是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和步步紧逼产生了作用，使他最终逃离了上海这个他拼搏了一生的“罪恶都市”。4月10日，蒋介石亲自会见杜月笙，动员杜月笙跟随他去台湾，并提起当初国民党与青帮之间的旧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确，四一二“清剿”共产党员的反动行动杜月笙曾积极参与，而且对事件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为了不让杜月笙心中有所记恨，蒋介石还亲自向杜月笙解释他的儿子在上海被蒋经国扣押的事件，声称自己事先一点儿也不知道，否则的话绝对不会让别人胡闹，如此对待杜月笙。就这样，蒋介石消除了杜月笙的不满，再加上杜月笙对自己在清党事件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心知肚明，等从蒋介石处回到杜公馆，杜月笙心虚害怕不已，开始着手作离开上海的准备。他如实告知跟随了他20多年的忠心耿耿的总账房先生黄国栋：“你一直跟随我，听我的话，我的心里就安定了。我必须直接告诉你，蒋介石找我去谈话了，他让我离开上海，所以我必须得走，去香港躲一段时间，但是我还是要回来的。共产党的朋友已经跟我谈过了，希望解放后让我参加新人民政协，帮助政府稳定人心，所以你留在上海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解放军不像国民党的腐败部队，他们是正规有纪律的，所以进入上海也不会搞出什么乱子，你也会遇到不少熟人，到时候你们可以在一起聊聊。”杜月笙还写了三封信交给黄国栋，吩咐他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可以找信上的三个人。由此可见，杜月笙对中国共产党是充满信心的，虽然杜月笙一生谨慎圆滑，做事习惯留有后路，但是这也跟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人心是分不开的。

上海解放前的一个月，也就是在蒋介石会见杜月笙后没几天的时间，已经沉寂了许久的杜公馆突然又热闹了起来，章士钊、史良、钱新之等人纷纷来访，这些历史名人密会的内容尚未考证，不过可以猜测大抵是与解放上海和争取安定息息相关。在这之后，杜月笙不露声色地包下了一艘荷兰轮船“宝树云”号，安排一家老小以及与他同居一年多的演员孟小冬等十几人登船，悄悄与他曾经的青帮好友黄金荣、林桂生等道别，在1949年4月27日这天，乘船离开了上海滩这个他奋斗半生、飞黄腾达的繁华乐园，举家迁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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