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近代史上，杭州西湖国宾馆发生过两件大事：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在此地写成；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在这里草签。此外，这里还接待过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国家领导人以及很多国家的元首。而在一百多年前，这个地方名叫“水竹居”，主人是刘学询。

刘学询这个人谈不上妇孺皆知，但他结识的人和做过的事却大都是我们熟知的。1855年刘学询出生在广东香山，离孙中山的老家也就二十来里路。因为祖上是经商的，家境比较殷实，所以他小时候没少折腾，习武练剑、飞鹰走马样样精通。刘学询12岁的时候，家中挂着一条幅：“不扫一室”，意思是要“扫天下”。然而如果按照今天素质教育的标准来看，刘学询绝对算是个模范，玩归玩，人家的学习可从来没有落下。

他24岁中举，7年后又考中进士，是广东文坛的“四大金刚”之一。顺风顺水的刘学询中进士后被分配到国家中央机关翰林院，成了一名令人眼红的“公务员”，并逐渐升为候补道台。但他对此并不满意，铁饭碗虽然稳，可毕竟是铁的。

在“候补”的“官道”上，刘学询只看到了绝望，终于，他选择了“下海”经营，在广州包办“闱姓”彩票。所谓“闱姓”，就是利用科举考试，竞猜中榜者，也叫“卜榜”。清政府对这种公然践踏神圣抡才大典的行为自然是明令禁止，“闱姓”只好转入地下。其实，对内忧外困的清政府而言，很多法令形同虚设，执法人员更是睁只眼闭只眼，只罚款、不取缔，既能补充军饷，又能中饱私囊，何乐不为？后来，加上彭玉麟、张之洞、李翰章、李鸿章等晚清名臣的“鼎力支持”，政府干脆将其招安改编成了“官督民办”，成了大清的又一“公益事业”和财政收入增长点。刘学询作为这一行业的骨干，上缴的彩票税甚至影响到政府的收支：“其金钱势力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

迅速暴富起来的刘学询以杭州胡雪岩为榜样，娶了十二房美妾，并在广州西关荔湾建起了一座“刘园”，极度奢华。因此，他很快为自己赢得了“刘三国”的称号，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

二

一个男人倘若“允文允武”，有财有势，却只安心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实在说不过去，至少，得有点政治抱负吧。所以，对刘学询而言，有钱不是目的，而是他实现目标的一个手段。刘学询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不是一点点，他的野心是整个中国！

这件事听起来有点搞笑，可如果你细想一下他当初辞掉“公务员”的举动，就会感到震惊。首先，他不是厌恶官场，否则开始他绝不会卖命读书捞取功名；其次，他辞官不是为了挣钱，他家里的钱虽然没有达到后来他暴富的程度，但应该能够满足他随心所欲的花销。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了，他的后退，是为了跳得更远。

1892年，浑身都是反骨的孙中山26岁，他找到维新派标杆人物康有为，想与他联手搞垮清政府。康有为不置可否，也想拉拢孙中山，要求他拜自己为师。孙中山这才认清维新和革命是两码事，康有为是指望不上了。3年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国，筹办第一次武装起义。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与一直抱有反清复明政治野心的老乡刘学询认识了。刘学询仰仗着自己有钱，自命为朱元璋、洪秀全，而孙中山不过是他皇帝梦中的“开国元勋”。在孙中山后来的多次革命活动中，他多次为其提供财力支持。从这一点上看，孙中山或许还有点年轻气盛的味道，但老谋深算如刘学询，简直就是纯粹的“胆大妄为”。

刘学询的另一个老乡康有为，在科场中一直不顺手。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于1896年和1898年（戊戌年）与人两次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罪名分别是包庇“巨蠹”刘学询以及与他狼狈为奸。刘学询被罚100万两银子，被迫逃离广东到杭州避风。从此，他与康有为算是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海外，办报鼓吹“保皇”，大肆攻击慈禧，被清廷列为“头号反贼”。刘学询趁机落井下石，直接刨了康有为的祖坟，把事情做绝。后来清廷派他赴日“考察商务”，旨在与日本政府谈判引渡康梁。临行前，他携带两把匕首，声称谈判不成，哪怕舍命也要刺杀“反贼”。这个政治秀弄得朝野震动，李翰章（李鸿章的哥哥，时任两广总督）竟称赞他是“国士”、“烈士”。在日本期间，刘学询经孙中山的介绍，并通过犬养毅的安排，会见了当时的日本首相。因为这次的会见，也让他受到李鸿章器重。

归国后，李鸿章通过他的关系让孙中山协助刺杀康有为。孙中山制定了行动方案后又开始摇摆不定，因为这时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已经开始以牙还牙地报复。北京的荣禄和刚毅、广东的李鸿章和刘学询均成为暗杀目标。

在保皇党眼里，刘学询要比李鸿章、荣禄还要凶险。梁启超对刺杀刘学询最为积极，多次指出：“卯金（即刘）富而多谋，今以全力谋我，阻力之大过于荣（指荣禄），不可不先图之。”“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催令不惜代价刺杀刘学询，甚至计划雇用日本浪人行刺。

1900年4月24日，刘学询从澳门返回广东，刚到广州口岸，就被保皇党的刺客击中胸口。刘学询血流不止，送往西医就诊，亏得他衣服穿得较多，子弹仅入皮肉三分，捡回了一条性命，但也足以使其胆战心惊了。可见有时候枪的好坏和衣服的厚薄都能影响和改变历史。

“庚子拳乱”，刘学询极力怂恿李鸿章和孙中山联合，趁乱搞“两广独立”。李鸿章权衡一番，最后还是决定北上擒王，重揽大权。刘学询心灰意冷，没再跟随，到了上海。

然而孙中山却是精力充沛，百折不挠，当时他人在台湾，却策划了郑士良的惠州起义和史坚如的广州爆炸。因为当时刘学询在上海，孙中山没能及时通知他，所以资金短缺，惠州起义虽然颇有声势，但事实上打了不少折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曾经派日本浪人平山周给刘学询带去一封很长的秘信，表示愿意奉刘为首：“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可惜的是，刘学询并没有接到这封信，要是当年他及时接到这封信，按照他的野心和实力，看到惠州起义的声势，很有可能会全力以赴地投入支持。那样的话，历史或许真的要改写了。

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和孙中山的革命党联系，也没有北上追随李鸿章。随着局势的推移，他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

三

刘学询一生活了80岁，45岁之前致力于政治斗争，意图反清复明自己当皇帝。皇帝梦破灭后，他开始退隐西湖，游山玩水、栽花种竹，与诗书为伴，过起了梅妻鹤子的生活。早在1898年，刘学询便以每亩200银圆的高价，买下了位于杭州西湖丁家山南面傍湖的36公顷土地。在这里，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在建私家别墅“水竹居”上面，“水竹居”就是后来名扬天下的刘庄。

进士出身的刘学询，不搞政治玩起园林艺术也是相当精彩。他先前走南闯北，足迹所至，观摩名园，深有体会。“水竹居”的代价，连地皮、房屋，以及自广州运来的家具装拆等费用，共用去十万元左右之数，至于字画、古玩，还没有列入，最终耗时五年才基本建成，建筑面积1369平方米，超过了“宋庄”，成为西湖第一名园。

刘学询远离政坛后，赌业也一蹶不振，他不得不靠从大清那里举债度日。1905年，也就是“水竹居”建成的那一年，因债务问题，刘庄被查封。刘学询移居上海。

1912年，民国政府认定刘学询所欠大清银行的贷款属于公款，便将刘庄拍卖充公，标价是两千万两，却无人问津。刘庄随后便被浙江督军趁机收作新朝高官们享用的高级会所。

有意思的是，在1916年，浙江督军曾安排康有为到杭州避暑，住的就是“水竹居”。康有为在“水竹居”住了一个月，加上这地儿曾经又是自己头号敌人的，感觉相当良好，直至上瘾。最后康有为索性在“水竹居”北面丁家山及山脚买下大片土地，与刘庄毗邻，建造一个自己的园子——一天园（康庄），历时四年，于1921年方才建成。

宿敌康有为入住“水竹居”，深深地刺伤了刘学询。他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不动产，终于赎回“水竹居”，隐居终老。遗憾的是，康有为在他自己的康庄也没住上几年，便在北伐军进杭州的那年去世，弄得没有对手的刘学询满是落寞。

如果把对方熬死也算胜利的话，刘学询与康有为的这一局是赢了，赢在他命硬上面。

据说，晚年的刘学询身体相当强健，在他79岁高龄的时候，仍能吃大块的肉，上崎岖不平的山路。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幼子刘启言，居然是他在75岁时所生。

但是，无论一个人多么的不服输，究竟抵不过岁月的打磨。而刘学询的辉煌，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历史的尘埃逐渐掩盖。

1953年，刘庄与康庄被收归国有，成了浙江省委第一招待所，即现在的西湖国宾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去计较它背后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