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首先找到了英国。英国原本不想管清政府的这种破事，法国再怎么说也是其曾经的战友，但它接着发现法国最近的一系列重大动作显然触及了自己在中国西南的利益，于是就向法国建议应有第三方来“仲裁”中法争端。

帝国主义老大哥来求情，这个面子法国肯定得给，可又不能显得软蛋，因此法国在德国的暗中支持下，在拒绝英国的同时，又向英国保证：大哥你就放心吧，这是我与中国的火拼，绝不会有火星溅到你家柴垛上的。英国一看法国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又回到了隔岸观火的状态。

英国见死不救，李鸿章又找到德国。德国一直想插手中国事务，见清政府来求助，迅速抓住这次机会，利用法国兵力不支的困难，委托德国人德璀琳出面为中法两国进行斡旋。

在德璀琳的撮合下，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进行谈判，并于1884年5月11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清政府不得再过问越南与法国之间的事；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国军队须从越南撤回。

条约签订后，法国初步满足了自己的战略需求，李鸿章因此受到对方的高度赞扬。法国一家杂志刊文说：“在中国人中，谈判上，他（李鸿章）是对我们最有利的，他是最能给我们服务的，我们应当尽我们一切的努力，重新树起他的威望。”

中法战争第一阶段结束。

四

中法战争的第二阶段是从1884年8月至战争结束。战场主要有两个：中国东南沿海和越南北部、中越边境一带。

《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由于过于“简明”，里面并没有明确规定中国撤兵的日期和细节，越南驻防清军也一直没有接到撤军命令。但法军不管那么多，于1884年6月挺进谅山附近，要求中国驻军交出阵地。

大家都知道，只要是当兵的，别管能耐有多少，脾气一般都很大。清军也不例外，见法军如此嚣张，又不听解释，自然不会轻易就走。

双方于是边僵持边挑逗，结果是脾气大的一方按捺不住，而脾气的大小又与实力有关，所以法军首先动起手来——开枪打死了清军代表，并炮击清军阵地。清军只好还击，先后两次打退了法军的进攻。

事件发生后，中方表示遗憾，法国却不依不饶，要求中国军队立马从越南北部消失，并赔偿兵费25亿法郎（真敢开口啊，估计连精神损失费都算上了）。

法国驻北京代办通牒总理衙门，限期照办，否则将会采取武力行动。同时，法国为扩大侵华做了军事部署，任命孤拔为舰队司令，将法舰调往福建和台湾。

清政府自然不希望事态继续闹大，一方面决定限期撤军，另一方面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带着十二分的诚意去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进行谈判。虽然谈判断断续续，结果未知，但慈禧、奕譞等人还是把希望寄托于和谈，对法国的挑衅置之不理，并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不可挑事。

闽浙总督何璟、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会办大臣张佩纶为落实中央精神，对游弋在闽江附近海面上的法舰不管不问，也不做战守准备——对不起，这个表述不太准确，总督何璟同志还是有些准备的，他的准备是每天“拜佛念经，以冀退敌”。

7月中旬，一支由海军中将孤拔率领的舰队突然驶抵闽江口，提出要进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停泊。这是一个比野猪要求进入菜地还要荒唐的请求，但更荒唐的是负责这事的何璟、何如璋居然同意了。

孤拔舰队进入马尾海港后，中方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得到的回报却是，港内的福建水师严禁移动，动则开炮。这令不少官兵十分不爽，自己的地盘做不了主，还时刻面临死亡之虞。如此担惊受怕了一个多月，到了1884年8月23日，法国领事突然向闽浙总督何璟下发战书，说要开战。

何璟接到战书叫来何如璋、张佩纶共同商议对策，商议的结果是看能不能让法国改天再开战，这冷不丁的你就说打，我们也没啥准备啊。此桥段如果能揉进春晚的小品节目中，我打赌，只要这个包袱抖出来，绝对能乐喷无数个正在吃饺子的观众。

什么最幽默？看见了没有，历史最幽默。

经过这么多天的修养，积攒了浑身力气的法军在宣战的当天下午1时3刻对福建海军发动了袭击。福建海军仓促应战，过程太惨烈，我略去不写，这里只说结果：马尾船厂被轰毁，水师11艘兵舰全部被击沉或击毁，外加19艘商船，官兵死伤人数为700余人。

在马尾海战之前，战火其实已被点燃。8月4日晨，法国海军少将利士比率领一支由3艘军舰组成的分舰队，发起了向台湾基隆的进攻，其目的是想一举攻占台湾北部和基隆煤矿。

负责接招的是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刘铭传出自淮系，曾是淮军的业务骨干，从小打架，成年打仗，都是一块好料。法军前来侵犯，刘铭传亲临前线，部下一看领导都这么大无畏，全都奋起抵抗。在基隆拉锯战中，法军死伤一百多人，虽比中方少，但搁不住中国人多，最后狼狈逃窜，计划也跟着流产。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尽管中国人在很多时候都表现得像一盘散沙，可只要有人能充当水泥的作用，再喷点水，很快就能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

经过上面两次战斗，清政府的求和梦在现实和舆论的挤压下破碎了。马尾海战3天后，清廷向法国宣战，令滇、桂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加强战备，并将坚持议和的张荫桓等6位总理衙门大臣革职，授刘永福为“记名提督”。

五

1884年9月中旬，孤拔率主力舰队准备再次侵犯台湾基隆、淡水。台湾守军在刘铭传的带领下，撤离基隆，集中兵力扼守淡水。法军几次进攻，都被守军和当地军民并肩击退，压住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强攻不行，孤拔于是改变策略，对台湾实行经济封锁，企图切断大陆的接济，孤立台湾守军。但是福建、广东、上海等地人民不断冒死冲破法军封锁，输送物资去台湾，用行动支持台湾军民抗法。

台湾久攻不下，如果一直耗下去，法军恐怕只能靠打渔和捞海带维持了。于是在1885年1月，孤拔在封锁台湾的同时，又率舰队去骚扰浙江镇海。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如一把利剑早在镇海海口等着，孤拔率领的军队很快陷入由木桩、地雷、炮台组成的抵抗洪流中。孤拔无法自拔，在6月份败退澎湖后不久，死在了那里。

除了海战，中法之间还有一次陆战，主战场是在越南北部地区。守卫此处的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由潘鼎新率领的桂军驻防的东线，一个是由岑毓英率领的滇军及黑旗军扼守的西线。

1885年2月，法军在增兵后大举向东线清军进攻。潘鼎新坚决执行李鸿章所谓的“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指示，采取乘胜不追、战败则退的消极方针，放弃谅山，逃到离镇南关有140里的龙州，坐观镇南关被法军占领。

镇南关失守后，清政府撤掉了58岁的潘鼎新，在张之洞的推荐下，换上了年近70岁的老将冯子材。冯子材（1818—1903）和马克思同一年出生，行伍出身，能打善打，累功升至提督，在清军中素有威望。他被推为前敌主帅后，率领自募的“萃军”18营，赶赴镇南关附近的凭祥。

冯子材到达目的地后，审时度势，采取了积极防御、以守制敌的策略。当法军炸毁镇南关，退驻关外30里的文渊城，伺机反扑时，冯子材随即移师关前隘，借助该地的崇山峻岭的有利地势，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的长墙，并在岭上赶修了炮台，形成了一座坚固的城堡。然后冯子材以此为据点，实行纵深梯次的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在镇南关至龙州地区组织防御，以阻止法军沿镇南关、凭祥向龙州的进攻。

3月23日，法军分三路扑向隘口，很快占领了东岭的3个炮台，然后居高临下地掩护部队发起进攻，形势十分危急。

冯子材号令全军：有进无退，誓与阵地共存亡。在各军的合力夹攻下，与法军激战至24日，战场上“药烟弥漫，至不辨旗帜”。

但是法军在炮火的协助下，还是如潮水般涌上了己方阵地，恰在这时，冯子材大呼一声，抄起一把长矛，带上两个儿子，跃马冲出，杀入敌阵。全军上下见此情景，无不血脉贲张，全体肉搏冲锋，逼退法军。

接着，在当地军民的帮助下，经过“七上七下”的激战，清军复又夺回3座炮台，歼灭法军300余人。法军后援不继，在即将弹尽粮绝之际，狼狈逃回文渊城。冯子材乘胜追击，于25日发起总攻，毙敌1000余人，法军全线溃散。

镇南关大捷扭转了中法战局。冯子材在越南军民的帮助下，接连收复了文渊、谅山、谷松、长庆、船头等地。与此同时，刘永福的黑旗军也在越南人民的支援下，在临洮打败法军，光复了广威府、黄冈屯、鹤江、老社等地。

当法军在镇南关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引起了当局的极大震动和恐慌，也引起了人民的极度不满。3月30日，法国群众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包围议会，高呼打倒茹费理的口号。茹费理内阁当天晚上便即倒台。

然而，正当胜利形势一片大好之时，清政府竟然发出了向法国求和的请求。因为在清政府看来，战胜是投降的最佳资本，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这种逻辑简直让人崩溃，但是清政府自有其道理。在它看来，打败法国就好比孱弱之人摔倒一名身强体壮的大汉，实属侥幸，等大汉爬起来，后果将不堪设想。但要是趁机把大汉搀扶起来，熏两句好话，这事说不定就过去了，你好我也好。

清政府想求和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怕继续打下去会激起“兵变”或“民变”，因此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太后都是抱着“避战求和”的心态进行观望的。而主和派李鸿章更是在慈禧太后等人的支持下一直设法与法国进行或明或暗的接触，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在战争初期，法国是拒绝求和的，在它看来，战争好不容易发动，清廷已成瓮中之鳖，怎么着也得掏两个金蛋才能罢手。谁知局势一会儿是上帝，一会儿是撒旦，当法国陷入马达加斯加战争的泥淖中后，便开始作出种种姿态，诱使清政府进行谈判。

再加上英、美、俄、德等国为了自身利益，积极进行“调停”，就更加坚定了清政府“乘胜求和”的信念。1885年4月4日，清政府授权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议定双方停战，法国解除对台湾的封锁，双方择日在天津或北京议定条约细目。

六

4月7日，清政府命令前线各路军队于4月15日停战，25日撤兵。听闻这个消息后，前线将士“皆扼腕愤痛，不肯退兵”，“拔剑斫地，恨恨连声”。不少人把清政府给冯子材的退兵命令比作南宋秦桧命令岳飞从朱仙镇退兵的金牌诏。在越清军被迫奉命撤回。

好吧，既然你清政府已决意求和，我也拦不住，那么，中国作为受害国和战胜国，如果能通过议和多获得一些补偿，也算有个心理安慰了——毕竟国人对打仗还没达到像对鸦片那么上瘾。于是很多人都在祈祷，清政府，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我们还都指望用这个事迹来激励后代呢。

清政府果然没有让人失望，因为它做到了让人绝望。1885年6月1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

而条约内容不仅使法国达到了侵略越南的目的，还最先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法国侵略势力从此伸入（大家注意，这个词其实用得很传神）我国云南、广西，中国西南门户被打开了。

国人不明白，甚至连那些为清朝卖命的兵蛋子也不明白，为啥打胜仗了政府还要投降。清政府没有对民众进行解释，因为很多时候政治行为不需要解释，越解释越说不清。但清政府心里是明镜似的，它认为自己与法国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这次胜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从长远来看，最终吃亏的肯定是自己。与其那样，不如见好就收，用胜利作为投降的资本，换取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宁，来偷得浮生半日闲，爽一会儿是一会儿。

于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奇怪这件事的本身倒成了一件奇怪的事了。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种奇怪逐渐适应成一种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