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会是在一种社会复兴的大背景下举行的，无论是酒会的主办者萧衍还是应邀出席酒会的大臣们，都带着极其轻松的心情前来参加这次酒会。皇家乐队奏起由萧衍作曲的礼宾曲，萧衍频频举杯，大臣们开怀畅饮。

萧衍的心情如此之好，真是极少看到，于是人们一边作诗，一边竟相向皇上敬酒。萧衍自天监发表断酒肉文后，不再饮酒，只以茶相代替。酒会进行到尾声，萧衍忽然说：“朕自坐政以来，所闻者，多为谗媚之言，今日难得群臣聚会，望各位就朕问政以来得失，畅所欲言。”

沈约等人立即发言，对萧衍称帝以来的政策大加赞扬，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条，一，振兴纲纪，加强文治，其中又有制作礼乐，尊儒贵教，倡俭慎刑等；二，优借士族，重用寒流……所有“畅所欲言”，全是所得，并无所失。

范缜在官场上一直就是另类，最看不惯的就是沈约之流的拍马溜须。趁着几份酒意，范缜站起来说：“陛下要臣等畅所欲言，尽说得失，但大家刚才发言，只有得，没有失，这就有失公允，也不符合陛下的圣意。”

在场人都大吃一惊，他当年的文友御史中丞任昉更是向他抛着眼风，示意他不要因自己的憨直而坏了这难得的君臣相聚和谐气氛。然而范缜偏偏就是那种不附大流的个性，就决定趁着酒意，来个竹筒倒豆子。

“陛下革除昏政，振兴纲纪，尊儒贵学，倡导俭朴，的确在南朝帝王中绝无仅有，但陛下在用人方面仍有臣百思而不得其解处。谢腓只会埋头书斋做死学问，却从无学术建树，更没有什么实际才能。但陛下却三请四邀，委以重任，规格之高，前所未有，致使一些趋炎附势者趋之若鹜。王亮为官清廉，为人正直，但陛下在任他尚书令不久即再将其免职，免职后，朝廷对他既无赏赐，也无追封，不免让人心寒。王亮究竟有何大错，竟遭陛下如此冷遇？不就是因为陛下寿辰那天没像其他大臣一样对陛下礼敬吗？陛下对一位大臣的处置，不是带着太多的个人恩怨了吗？”

现场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范缜所说的谢腓，其人生性懒散，做学问有一套，做官却是外行。几年前，萧衍三请四邀，谢腓终于做了一名副丞相，几年过去，谢腓不事政务，府上门庭冷落，成为建康城里的一段政治笑话。现在，范缜重新把这件事挑起来，差不多就是当众羞辱萧衍了。

萧衍果然脸上挂不住，他闷着头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终于说：“范太守，你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大殿上此时鸦雀无声，萧衍又指着范缜说：“你可以在朕驳斥你之前收回你刚才的言论。”这明显是希望范缜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刚才的错误，给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同时也给范缜一个可下的台阶。范缜意识到自己触怒了萧衍，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范缜决无收回自己言论的可能。他看了看四周，人们都低着头，没有一人肯站出来支持他，他只得稍稍缓和刚才的语气，说：“臣愿意听到陛下关于对这二人冰火不同的道理。”

萧衍清了清嗓子，却撇开谢腓，专提王亮：“那好，朕且先列出王亮的十大罪状，也请在场各位以正视听。其一，王亮身为前朝丞相，未能对萧宝卷的倒行逆施予以阻止，有失丞相职责；其二，萧宝卷滥杀无辜，凡当朝丞相几乎尽被诛杀，王亮竟能出任丞相，可见其是与萧宝卷沆瀣一气；其三，王珍国、张谡等人以杀昏君的方式拥戴我义军入城，算得上一项义举，事后王珍国等人邀群臣对此行共担责任，王亮拒不签字，可见他与萧宝卷感情之深，往来之密切；其四，对我义军进驻建康，王亮一直态度消极……”萧衍一口气竟真的罗列出王亮的十大罪状，然后拂袖而去，庆祝酒会不欢而散。

本来是一场君臣相聚的欢乐场面，却被范缜给搅散了，在场的大臣都表示对范缜极大的不满，纷纷指责范缜，并表示要上表弹劾。范缜既做了，当然也敢于承当，说：“身为皇上，如果对臣子的诤言如此不悦，今后又如何问政？如何在细微处革除昏政？该弹劾的是你们，你们身为大臣，只一味拍马溜须，让皇上偏听偏信，只会促使皇上昏庸，我范某人决不与你们同流合污。”说完也学着萧衍拂袖而去。

京城士大夫掀起一股对范缜围攻的狂潮，与此同时，一份弹劾范缜的奏折递到萧衍手中。奏折中同样列举范缜十大罪状，其中一条即是范缜与被贬前丞相王亮的私下交往，被认为是一场暗地里的阴谋云云。萧衍批准了大臣们的弹劾，不久，范缜被贬广州。当首都建康在浑浊的波涛中渐渐远去时，站在船头上的范缜像是对建康，又像是对自己说：你等着，要不了几年，我会再回来的。

四月初八，是佛教中释迦牟尼圣诞日。这天清晨，萧衍悄悄来到光宅寺，完成了一个帝王在释迦像下的皈依大礼。也就在这一天，萧衍正式向外界宣布，他将“舍事道法，皈依佛教”。这件事在朝野的震动之大，可用“天崩地裂”加以形容。因为此前，虽然自东晋以来历代帝王都对佛教特别尊崇，但没有一个帝王会公开宣布以个人的名义皈依佛教。萧衍的皈依佛教，意味着自东晋以来关于出家僧人是否应该向皇帝礼拜的漫长争论显得多余。

又过了两天，四月十一日，萧衍又发布敕文，再次对自己的皈依佛教一事作了更深层次的阐述。他认为，在所有儒、释、道三教中，唯有佛法是正道，其他皆是邪道，他之所以皈依佛教，即表示从此以后“舍邪归正”。虽然萧衍对自己的皈依佛教解释为纯个人行为，但他却要求公卿王侯、文武大臣也能够舍邪入正。

位于东宫附近的华林园是三国时期吴国修建的一所大型园林，内有舞厅，备有大型编钟，供皇上及其亲属们娱乐。齐武帝时期，即对华林园进行改造，将这里避为一处佛教道场。萧衍对华林园再进行改造，撤除编钟，禁止一切游乐，他决定每年腾出时间，请一些高僧在华林园举行讲经活动。与此同时，板桥附近法王寺建成，萧衍又请慧超担任法王寺住持，慧超却推荐他的法兄弟慧云前往。不久，萧衍又提出请慧超担任管理全国僧尼的大僧正，慧超仍然提议让慧云担任。皇上对佛教的爱好和推崇，让原本有着浓厚佛教信仰气氛的江南，一时间兴起信佛的狂潮。

舍道归佛诏文发布不久，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萧衍的不是别人，正是从道教世家出身的沈约。沈约先为萧衍写了《佛记序》、《应诏进佛记序启》，接着，又以个人名义写了《忏悔文》。他在该文中先叙述了自己由道信佛的过程，并以真诚的忏悔之心承认自己前世和今生所犯下的种种罪孽，表示今后要“兴此愧悔”“永息恶缘”。由这一系列文章来看，沈约虽然曾经是一个坚定的道教信仰者，但现在俨然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了。

还没等沈约在忏悔中醒过事来，朝廷迎来一位珍贵的客人，这个客人就是茅山道士陶弘景。陶弘景此来，向萧衍献出他炼了十多年的丹药十余颗。萧衍当即服之，果然就像沈约此前所说，有“身轻如燕”之感。陶弘景在建康住了十多天，临走时，萧衍赠他黄金一百斤，白银二百斤，珠砂若干，助陶弘景继续炼丹。不仅如此，萧衍又拨出一笔重资，让陶弘景在茅山重修道观，并印道经一百部。而这年年底，萧衍又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凡在皇家大学“五馆”学习的人，只要读通一部儒家经典，即可由朝廷任职为中央或地方官员。

这一年年底，京城的另一大儒、沈约的同乡兼族人沈麟士去世。史书上称沈麟士“博通经史，有高尚之心”，一生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研究。但这位沈老先生为人高洁，不论是在齐武帝朝代还是在萧梁时期，也不论哪位帝王坚请力邀，就是不入朝做官。沈约曾在不同的时期上表朝廷，力荐沈麟士，但沈麟士一点都不给沈约面子，二人只是辞书往来，不亦乐乎，成为京城雅士们的谈资。沈麟士逝世的第二天，萧衍以帝王之身前往沈麟士府上进行吊唁。

陶弘景的到来，以及萧衍的吊唁沈麟士两件事发生在萧衍“舍道事佛”的几个月后，仿佛给外界一个信号，萧衍的所谓“佛法是正道，其他皆是邪道”只不过是他个人信仰的一种表态，并不代表萧衍对儒、道的舍弃。这样一来，匆匆忙忙以虔诚的佛教信仰者的姿态发表一系列扬佛文章的沈约反而显得特别被动了。自以为极能揣度萧衍内心的沈约不知道萧衍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他觉得做了皇帝的萧衍的行为越来越让人难以理解了，自己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

虽然萧衍宣布“舍道事佛”并没有触及茅山名道陶弘景的根本利益，但陶弘景却对沈约在信仰方面的朝令夕改大为恼火。沈约出身在一个道教信仰的家庭，其本人在年轻时也是一位道教信仰者。但到了齐永明年间，因为齐武帝等皇室集团对佛教的推崇，沈约也不得不对佛教热衷起来。而到了齐明帝和萧宝卷时期，因为这两代帝王都信仰道教，沈约又回到道教的立场上来，甚至一度跑到七十二洞天的桐柏山，专事修道。现在，当萧衍宣布“舍道事佛”，沈约再次成为虔诚的佛教信仰者。陶弘景在紧张的炼丹的同时，腾出时间对沈约的重要崇佛文章《均圣论》开始撰文接二连三地批驳。陶弘景认为，佛教是外来宗教，而道教才是本土的宗教，为什么要弃本土而信外来？沈约当然给予回应，沈约认为，佛法自古有之，只是此前在中土未得兴盛，直到武帝兴佛时，中土的百姓才有幸聆听佛的教诲。陶弘景则反唇相讥，如此说来，生在当下的中土百姓真是太幸运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