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腊月二十，年节近了，乡村的年货会就一天比一天人挤。田志忠背个褡裢也天天挤会。今年过年不比往年。那次田东虎把牡丹送到沟北，牡丹大杨再生见了东虎，也把女婿看上了。虽然不遇饭时，还特意留东虎吃了一碗馄饨，算是应允了这门亲事，就剩下往后挑个适当的时机正式订婚了。因此一交腊月，冰兰就专门安顿舅和妗子，要东虎过年初二去牡丹家拜年。当时，未婚女婿拜年，要拿双份好烟好酒好糕点，同时还要顺便把没过门的媳妇接回来住几天，新年新节，招待方面一点不能马虎。因此手头再紧，哪怕借贷，也要把年货办得丰足些。吕玉英在家里更忙。她晚上除了要熬夜给一家人缝制新衣以外，从二十开始还一天到黑脚手不闲，扫房子，粉刷墙，淘麦磨面。东虎放了假，东京也从工地上回来了，又安排他哥俩把各个窗户上的亮格全糊上雪白的油光纸，又用红、绿、黑、黄四样颜色纸剪了“喜鹊登枝”、“富贵有余”、“五子登科”、“麒麟送子”一类吉祥喜庆的窗花贴上去，使整个院子里一下子光鲜亮堂起来。

初二这天吃过早饭，田东虎就穿上妈亲手织，亲手煮黑，又亲手缝制的制服棉袄，妈自己染成深蓝色，又自己裁剪缝制的前面开衩的西式棉裤；脚上穿的也是妈自己做的带气眼穿带儿的高靿棉鞋。唯一掏钱买的就是头上戴的蓝咔叽舌舌帽和制服棉袄上的五个黑亮亮的化学纽扣。穿上了这一身在当时就算时兴的新衣服，使得初中三年级学生田东虎更加显得英俊威武，生气勃勃。田东京又给哥哥借来了李兴邦的“飞鸽”自行车，田东虎骑上车带上礼物，一阵风地去了牡丹家。当天晚上牡丹也跟着东虎回来了。没过门的媳妇回来过年，给全巷人们的年节都增添了喜气。从初三到初五，左邻右舍男女老少都来家看“新媳妇”。一些和东虎同年当岁的就把东虎和牡丹拉到北屋里嘻嘻哈哈，嚷嚷闹闹，差点没有把房顶掀翻。田志忠和吕玉英也一天到黑送出迎进，忙得不亦乐乎。可是初五一过，牡丹回去了，东虎提前返校去看门，家里一下就冷清了。初六日早，李见正就打响了上工铃，新年的气氛就连踪影都没了。

年前，田志忠为罚那二百工分的事去找主任田光明，田光明觉得田志忠是有一定的道理，一次召开小组长会时，就和李见正说起了这件事。李见正说：“当然要罚他。毛主席说牛是农民的宝贝，他吆车不负责，只顾坐车上唱乱弹，见窝子不避，把牛胯闪了，让集体看牛花了几十，不罚他别人看样子咋办？”田光明笑着说：“你还了解的这么清楚呀？”李见正说：“车上不是他一个，还有田四锁哩，四锁回来检举的！”田光明说：“那四锁自己就没责任？”李见正说：“四锁光跟车，不管吆车。”隔了一天，田光明又把田四锁叫到官房子里让他谈谈那天闪牛胯的具体经过。老实人田四锁在李见正面前都是畏畏缩缩，进了社委会办公室，两腿更不住地发抖，只当上回瞎编的话主任知道了，没等田光明追间，就结结巴巴说，牛是正下坡闪了胯的，坡上并没有窝子，田志忠下坡没坐车，也没唱乱弹。说田志忠坐车上只顾唱乱弹，让牛跌进窝子闪了胯，都是李组长教他那样说的，李组长说，我不那样说，就连我一起罚。田光明弄清了原委，知道见正和志忠二人之间有点私怨，也不好意思把话说透，让李见正难堪，只说田志忠这回是初犯，批评教育一下算了，不要罚工了。李见正对田光明袒护田志忠有气，说：“不行！我说了罚就得罚。我当组长说话不顶事，不成放屁了么！”田光明说：“那就少罚点，罚上五十个工吧。”李见正说：“少到底都得罚他一百个工，就这也是见你主任说出这话了……人家县委何书记的作风就是硬，执法如山！”最后就罚了田志忠一百工，吕玉英心疼的满满哭了一晚上。田志忠又找田光明说：“罚人要有道理呀，他有理，罚我三百、五百我没说的，他没理罚我一分也不行！”田光明息事宁人说：“志忠，别说了，受个屈吧。你能写字，往后社委会有什么填表、抄文件的差事我让会计社民调你干干，挣些杂勤工，不就把这一百工补上了么。”田志忠也不好让田光明过分为难，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但是由这一件事开始，李见正和田志忠之间的龃龉就公开化了。

年节时东虎媳妇牡丹回来，全组人都来家看新媳妇讨喜糖，唯独李见正和柳穗儿没有登门。初六早饭后开了农活，女劳暂时没事，男劳拉送粪土。李见正分派活路时，只见田东京来了，不见田志忠。问东京：“你大哩？”田东京说：“田会计叫去了。”“田会计叫他干啥去了？”“不知道。”李见正扭头就去了南巷。到巷口远远看见官房子门果然开了，过去掀门进去，见田社民和田志忠正坐在炕炉子跟前搭的喝茶哩，就板起脸说：“志忠，铃响了半天，你听见没有？”田社民赶忙笑嘻嘻说：“李组长，先喝上一杯。我叫志忠哥帮忙填个表，乡上等着要哩。”把一杯冒着热气的茶给李见正递过来。李见正不接，把他的手往边一拨，将杯子里的热茶溅了社民一手，烫的田社民“啊呀！”叫了一声，忙放下茶杯用嘴呵着烫红了的手指头。李见正当作没看见，说：“田志忠，你是四组社员还是社委会的杂勤？你是我这个组长领导的，还是田会计领导的？”田志忠说：“谁都领导我哩，再说我来时，你还没打铃呀！”田社民也有点恼说：“我这个会计没资格领导人，我是通过田支书叫他的。”李见正大声说：“他田光明也没有这个权利！他啥都能管，就不要组长了！”田社民说：“好好好！李组长威风！志忠哥那你就回去，大概你们组麦熟了，活路紧张！”田志忠就背着手往回走，李见正跟在他身后说：“套车送粪！”

这天除了套车送粪的，还派四五个人打粪，其余人都用笼担往田里挑粪。打粪的人里有田再生，没有东京。东京只好去挑粪。他个子低，力气小，田又远，想找一对小粪笼，可家里没有小的，只有田志忠去年秋天用榆树条编的两个大笼，一个足有七八斤重。装了半笼粪挑着，开头还不觉怎样，走了一巷远，腰就弯得直不起来了。而且前后两个笼你不碰地，它就碰地，等挑到地里，挣得人头上的汗把头发都弄湿了，身上全是水，棉袄纽扣全解开了。一回挑回来，别人就挑了两回。又是按分量计工，田秉义司秤，每百斤一分工。别人笼满，田秉义随便一提秤就报，一百斤！一百二十斤！到称田东京的，秤就捉得很稳，只报了三十几斤。田东京一瞅星花说：“四叔，明明是五十斤呀！”田秉义说：“是谁都要扣皮哩，你两个笼扣你十六斤！”因此别人一早晨挑三四回挣四五分工，东京挑了三回，让汗水把棉袄裤都湿透了，才挣了一分工，而田再生他们打粪，一点汗不出，却记了三分工。收了工，田志忠和吕玉英见东京浑身上下汗水淋淋，脸色苍白，累成那样子，说：“你力气小，不能跟人家大人小伙子比，一晌挣两分工就行了。”东京委屈地说：“才挣了一分工！人家田再生打粪不出汗都挣了三分哩！”吕玉英说：“啊！李见正把人两样待，咋不叫你也打粪去？晌午不挑粪去了！”田志忠也说：“别去了，你干不动那活！”

于是晌午打了铃，田东京在家没出去。李见正打发田再生把他叫出来训斥说：“咋还等人叫呀，还不赶快挑粪去！”东京说：“我不挑粪去了，我干不动那活！”李见正说：“啊！嫌重啊？当先生教书轻省，你有那本事吗？你是光今日不干，还是永远不干了？”东京说：“我也打粪去。”李见正说：“你想的倒美，还想干啥？乡上缺个乡长你去不去？”东京说：“再生能打粪我也能打粪！”李见正说：“好！你挑肥拣瘦，不服从领导，我管不了你了！从今往后，你想干啥就干啥！”说罢，气呼呼地走了。田东京就拿了个锄头去打粪。可是晚上记工时，田天命说，李组长吩咐过了，凡不是他亲自安排的，干了活一律不给记工。田东京没辙了，陷入了困境。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酝酿已久的大事：根据上头的精神，柳树街农业社和东堡农业社合并为柳树街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田光明担任了高级社的党支部书记，不再担任社主任了。原东堡农业社主任田多雨担任了高级社的主任，田玉民为副主任，治安主任仍是田万胜，东堡农业社的原治安主任担任了高级社的民兵连长，其他干部全部留任，田社民还是会计。仍实行社一级核算，只是两社原来的劳动组一律取消，合并成为四个生产队。原柳树街农业社的五个劳动小组，一、二、三组为第二生产队，四、五组为第一生产队。李见正担任第一生产队正队长，又叫政治队长，原第五组组长田万有担任了一队副队长；又有一名女队长由杨桂珍担任。副队长田万有主管生产，又叫劳动队长；李见正不管具体事务算是政治队长。这样一来，天天打铃派活路的就成了田万有，田志忠一家的处境多少有了点改善，田东京就又参加劳动了。不过心胸狭窄的李见正并没有忘了田志忠，只要遇到合适的时机，总要给他父子俩出点儿难题。那些数不清的磕磕碰碰，不伤筋动骨，皆略而不表。到了农历八月，就发生了分柿树风波。

柳树街村不像东堡驻在东沟沿上，单边种地，土地面积窄；柳树街离沟二三里，四边种地，地土较广，“土改”时人均七亩，因此多数人家的田边地头都栽着柿树，差不多人均五六棵。去年柳树街一村一社，柿子熟了，集体采摘，集体出售，卖的钱加入分配。社员自己食用和酿醋的柿子，也要按斤折价，在自己名下扣除。今年与东堡合并成高级社以后，柳树街还增加了地主田锡禄的七八亩柿树园，五百多棵柿树，比东堡的柿树多了几倍。田光明出于私心，就改变了柿树加入集体分配的做法，决定各队耕作区域内的柿树按本队人数平均分到户，由各户自己经管。这样一来，柳树街特别是一队人，每人要分到七八棵柿树。柳树街人心里高兴，自不必说。东堡人虽有点眼红，但一想人家分的是自己先人留下的，实属应当，便不多言。唯有李见正因自己人少，占不到便宜，对柿树下户不满意。加上又看见田志忠估算自己可分到三十来棵柿树，光柿子可卖四五百元，高兴得成天乱弹不离口，还时不时和他们“自乐班”那几个人叮叮咣咣吼叫半夜，心里嫉妒恨得不行，就想借手里的权力，分柿树时做些手脚。一天，就和田秉义说起了这件事。田秉义说：“李队长，你跟我想到一搭咧。不叫他田志忠挨个暗锉，给他个先喜而后优，他尾巴能翘上了天！”李见正说：“你说咱该怎么办？”田秉义说：“我早看过了，咱队七八百棵树，有成百棵不是长在高粱梁上，死烟灭火，就是生了满树蚧疙瘩，连叶子都没长，根本别想柿子！让他分上一二十棵这号树，看他还张狂不张狂！”李见正挤着眼笑了，说：“我也是这主意。你没看咋个闹让他分了这号树，哑巴吃黄连喘不出！”田秉义说：“简单得很。你和天命把树满编成号，让大家抓纸蛋儿。把好号数的纸蛋儿搭点暗号，提前给几户相好的透个风，叫他们专拣好的抓，剩下的不就……”李见正又笑眯着眼说：“嫽！就这样办！”当天就和田天命、田万有把全队柿树编了号，让田天命连夜做了纸蛋儿，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要开会让大家来抓。田秉义又拦住他说：“别慌。李队长，你没看田志忠家老大考上省师范了，两三天内就要送娃到省上去哩，等他走了再抓……”李见正连连点头。于是那天早上田志忠和田东虎上了车站，队上晚上便召集社员抓号儿。田志忠既不在家，田东京就去抓了。抓了三十来个号码，激动得睡不到天明，就跑地里去认树。一认一个没柿子，一认一个没柿子，三十几棵柿树，只有四五棵树好一点，满卖完也卖不下一百块钱。田东京和吕玉英一下傻眼了。一打听人家大部分都是高产树，吕玉英就哭着骂东京：“臭手还扑了个前！满抓些没柿子树，可咋办呀！”田东京懊悔不已，无法可想。隔了两天，田志忠回来，一知此事，也大吃一惊。东虎上学借了人家的三百多块钱，说的是柿子卖了就还，这下没指望了！他气得狠狠地揍了东京一顿。可是晚上躺炕上这想那想，总觉着这墓子后头有鬼，日怪！瞎瞎树咋就满抓到咱家了！不是他李见正在号儿上倒的鬼狗都长角哩！可又没抓住人家的把柄，气得没法，便要破罐子破摔，一早起就在巷里叫喊起来：“喂一队社员都听着，我志忠家的柿树满不结柿子，日了怪了！天下的奇事呀！咋我天天在家不抓号哩？我早晨走晚上就抓号呀！明显是娃娃好哄么。号儿是谁做的，号儿上捣鬼没捣鬼呀！我不服，这事弄不成！”嚷了半天，没有人理睬，田志忠就往明里挑：“大家都知道呀，咱是队长的眼中钉！处处作弄咱哩，他妈小事咱不计较，能忍尽忍，这一回搁不下，鳖恼了也咬人哩！”

这一招倒灵，李见正马上走出门来，接腔说：“田志忠，把你那x嘴放干净！谁作弄你啦？你他妈他妈骂谁哩？”田志忠是豁出去了，大声说：“骂你哩！”李见正就往前扑：“你骂我我就揍扁你！”田志忠也不示弱：“你来吧，看你敢动老子一指头！”边喊着，两人就动了手。先是你捅我一拳，我捅你一拳，马上就都挂了彩。后次就纠缠在一起，互相撕扯起来。开头还势均力敌，但田志忠毕竟比李见正大几岁，也没有李见正身坯大，慢慢就气力不支，招架不住，被李见正扳倒了，压在下面。李见正得势，抡起老拳狠命往田志忠身上击鼓似的乱打。这时候田东京才跑出来，一看眼前的情景，立即回去提了把锄头，跑到跟前举起锄头照着李见正脑袋就砍。李见正却早有防备，跳起来往边一闪，反捉住了田东京的锄把，朝田东京飞起一脚，将田东京也踢爬在了地上。这时候人们都听到吵闹声起来了，纷纷前来劝架。有人拉李见正，有人拉田志忠父子俩。田志忠吃了亏，满脸是血，手按着胸口骂：“李见正，我知道你对我记下仇了，你恨我没道理。田拴牢没死，你把人家婆娘压倒你肚子底下，又拐骗到山里，怪我把你抓回来吗？拴你一绳，关你一年还太轻，枪毙你流氓才合适！”李见正也破口大骂，又扑着要打，硬被众人拉回去了。田志忠吃了亏，就让东京母子拉他到沟北卫生院去看玻两天花了五十块，打发吕玉英回来找田光明，要让李见正认药钱。田光明和李见正谈了几次，李见正知道田光明心里向着田志忠，暴跳如雷说：“让我认药钱，等着吧，给谁装病哩！父子俩打我一个，还问我要药钱？天没明就在巷里跳着骂我，还赖我打了他！我这队长当球哩，我不干了！”田光明见打人的比挨打的还硬，就劝吕玉英别让田志忠再花钱了，咽下这口气，回来养吧。田志忠也实在花不起这钱，只好含羞带愧，借晚上不见人回了家。吕玉英哭得像泪人，说：“唉！还说人了社能过好日子哩，这就是好日子呀！比旧社会地主压迫人还厉害！叫人怎么活呀！”田志忠说：“上头对着哩，毛主席对着哩，好经满是叫歪嘴和尚念歪了！”吕玉英哭了哭，又自我安慰说：“忍吧！亏吃不死人，人有一亏，天有一补哩，咱东虎可考上学了，等娃挣了钱就有好日子过了。”

日月荏苒，一九五七年又到了。三月初的一天晚上，柳树街高级社社委会又召开全社社员大会。柳树街和东堡四个生产队的全体男女社员都参加了会议。我们认识的东堡村马荣德和马思明都来了，以往的会议地主田八女一家不参加，今晚田八女和一队田锡禄也被叫来了。会场在学校占的田家老祠堂大殿里，房梁上吊个嗡嗡作响的大汽灯，会议桌前落座的除了田光明、马多雨、田玉民、田社民、田万胜、杨玉簪，还有陈乡长和另一个细高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陌生干部。田东京总看他有点面熟，仔细想了一会，才记起前天晌午下地去，走到半巷，碰见田玉民相跟个戴眼镜的干部去了李见正家，那人就是这一位。正想着他为什么要去李见正家，就有人在他腰上捅了一拳，回头看见是新近担任了二队会计的李兴邦，笑了笑，拉他一块坐。李兴邦悄悄说：“东京，认识那个戴眼镜的不？”田东京说：“在巷里碰到过一次，是乡上新调的干部吧？”李兴邦说：“你不敢说，人家是县委派来的工作组组长。李见正跟柳穗儿结婚时，县上送的那个大玻璃匾上就有他的名字哩，听说在乡上开干部会，他见了李见正不叫名字叫‘李师’，李见正也不叫‘同志’，却单叫他名字，从这你就想想，那是啥关系？”东京一怔，说：“不知他干啥来了？”李兴邦说：“你还不知道啊，村上人都说乱了，今春马上要开展整风和大鸣大放运动呢。”东京感到很新奇，说：“啥叫大鸣大放？”李兴邦忽然看见田光明站起身来朝这边瞅着，又碰了东京一下说：“别说话了，田支书瞅咱们哩，悄悄听人家讲就知道了。”只见田光明清了清嗓子，大声说：“肃静！大家都不要说话，现在开会！”田光明的开场白，证实了李兴邦说得不错，社里真的要搞整风和大鸣大放运动了。田光明说完，陈乡长也讲了大意相同的话，最后是那位戴眼镜的工作组长唱主角，他很有学问的样子，讲话时，声音清脆悦耳。他首先自报家门：姓樊名向新，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现年三十一岁。接着就讲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全国大鸣大放运动的大好形势，号召广大社员群众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积极投人运动，向党员干部提意见。田东京听得津津有味，心里热乎乎的：毛主席真英明伟大啊！他住在北京城，怎么心明的跟镜子一样，就知道农业社的党员、干部有问题，要整他们的风呀！整！不整整还了得，头一个要整他李见正的风！

这次大会以后，人们都把樊向新同志认下了。樊向新住在李见正家，李见正前一向新盖了一间灶房，把原来的灶房粉刷一新，作为樊向新的办公室。樊同志吃派饭，先在他住的一队社员家从东往西挨门过，谁家有几口人就管几顿饭。慢慢地，一队人就都和他熟悉了。人们了解到他曾和李见正在一个灶上搅过稀稠，就越发把李见正看得重了。田秉义对他二人之间的过节知道得更多，常在人多处透露机密说：“你晓得樊同志咋跟咱李队长恁熟哩。他毕业分配到县上，先给领导打杂儿，没人看得起。可咱‘李师’心好，暗里照顾他，见‘小樊’饭量大，每次开饭，勺子底下就跟别人不一样。樊同志何等聪明人，心里能不知晓？能不感激？如今他升了组织部的副职，自然也会提携提携咱‘李师’呢！”一次正这么说得活灵活现，忽然“嘀滴”一阵喇叭响，从巷口开进来个小吉普车，众人都转过身，瞪着惊讶的眼睛，伸长脖子，往过瞅着。五十年代，就这种草绿色帆布篷的吉普车，梁山县委、县政府才有一两部，乡下人轻易见不到这号贵气的“小卧车”，它是权力和荣誉的象征，一般人坐不上，坐它的必非一般人。现在这“小卧车”居然开进巷里来了！众人的惊讶自不必说，连多闻广见的田秉义也愣征起来。那车开到众人跟前，屁股后“嗤”地冒股气，停住了。车门开处，露出一张年轻后生十分英俊的脸庞，说：“同志，李艳静家是哪家？”田东京听得清楚，说：“你是找李老师家啊，他家在南边巷里。”田秉义这才回过神来，挤前去大声说：“不对，不对！同志肯定是找李师李见正吧？到了，到了，往前走四五家就是。”那开车的后生却不理睬田秉义的唠叨，招手让东京上车，说：“你来，领我去李老师家。”东京喜出望外，赶紧上了车，随车一同来到李艳静家大门口，下了车，跑进门去，高兴地叫着：“艳艳姐！来客人啦！”李艳静母女闻声，赶紧从屋里出来。紧跟在东京身后的年轻人就迎前去说：“婶婶，郭部长让我来接李艳静同志……”

李艳静一听，腾地红透了脸。贺白妮忙说：“好呀，老郭年头里就说过这话的。这多日，艳静天天等着他捎话来呢。可是叫她咋个去呀？”田东京说：“李婶，小卧车在门口等着哩。”贺白妮也红了脸说：“东东给婶子说话没高低，艳艳她哪有坐小卧车的福！”年轻人证实说：“是的，我来开着车。”贺白妮一听，像被吓了一跳，愣了一会儿，才又连忙说：“啊！啊！同志……东东快和同志进屋坐，你们吃了饭再走吧。”年轻人说：“不吃饭了，郭部长叮咛不要耽搁就回来……”见年轻人进了屋，东京就知趣地要走。贺白妮说：“东东，你不坐了，就替婶子跑个路，到学校把你李老师叫叫。”东京答应着出了门，见大门口唧唧喳喳拥了几十个男女老少，都来看那“小卧车”。田秉义主动做保卫工作，不断地朝那些往“小卧车”上乱摸乱攀的小孩子呵斥道：“闪开！闪开！别爪子贱！这车上哪个零件都值你家的两间房，扳失踏你大赔得起？”见田东京出来了，都围上来打听，究竟来了什么大人物，找李老师有什么事？田东京说：“是在咱这儿建社的老郭同志打发人接艳艳的。”众人惊叹说：“啊呀！老郭接艳艳来啦！艳艳有福！听说老郭升了部长了，手里有权哩，准能安排艳艳当个售货员哩！”又有人说：“艳艳没白给老郭烧那一冬炕，这辈子不用晒黑脊背了，将来定会在城里找个干公的女婿！”正议论着，就见李嘉宝老师匆匆忙忙从学校回来了，他到家不多一会儿，李艳静姑娘就穿了一身新，被父母送出门来。年轻司机开了车门，扶她上了车，回头朝李嘉宝夫妇挥挥手，道声：“再见”，上了车“呜”一溜烟出巷去了。

一时间，李家姑娘被接进城的事儿，又成了柳树街两队人的议论中心，人们说起李老师家因做了几个月郭维德的房东得了这么大的好处，就连带上了当前做了樊同志房东的李见正。这晚，两队人又在田家祠堂里开大会，大家聚到了一起，又谈论起了这件事。田秉义大发感慨说：“人的命，天注定，胡跳乱蹦不顶用。不信你看全村这么多家户，人家来了咋不住别家，就偏偏住到他两家？就算是社干部安排的吧，咋没安排到咱家？”二队李景超就笑说：“那是你没争龋你家里地方宽展，你叫见正把樊同志让到你家，和老婆好好待承，将来给咱天命也安排个好事干。”田秉义脸一红，朝妇女堆里望了一眼反唇相讥说：“咱不行，人家同志喜欢的是漂亮姑娘，你快争取去吧。”原来李景超完小毕业的大女子李霞就在妇女堆里。那边妇女们一听田秉义这话，就推搡着李霞姑娘哈哈地大笑起来。

正说笑着，李见正和二队会计李兴邦走进了会常今晚是分组学习讨论。柳树街一二队为一组，由李见正主持。他宣布开会以后，李兴邦就开始给大家读《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念完“社论”，两队又分开讨论，一队选一个发言人。一队选了田东京，任务是收集、综合本队社员的讨论情况，向大会作报告。可是大伙对李兴邦念的“社论”都没大听懂，说不出个张道李胡子来，就不管“社论”的事，胡乱拉起了家常。二队的发言人却选的是李霞姑娘，他们的讨论情况也和一队差不多。李霞便到一队这边找田东京商量如何向大会发言的事。李霞比东京大一岁，早上完小一年，去年后季毕业停学的，已长成了个大姑娘，身段儿瘦瘦高高的，脸蛋儿白中透红，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东京见她来向自己讨主意，脸就先红了，说：“看你怎样说呢，我是没法说。你看，没一个人讨论正题儿呀。”说了，又懊悔自己没回答出水平，脸越发红了。李霞却手掩住嘴咯咯地笑个不住，说：“反正我不会说，过会儿，我等你先说了，照你的说说就对了。”东京说：“我不先说，你先说。”李霞在他脊背上捶了一拳说：“你先说，男人还行往妇女后头跑！”东京被这不轻不重的一拳捶得心里热乎乎的，而且“男人”、“女人”一说，既把两人分清了，更把两人拉近了，使得少年东京格外兴奋，一下子平添了不少男子汉气概。于是李见正一宣布“大会发言！”他就不要李霞再催，马上站起来，不慌不忙说：“我代表我们一队发言。我们一队全体社员经过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社论’讲得很深刻，教育意义很大，资产阶级右派恶毒攻击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实在可恨，和国民党反动派一个样。同时大家都说，还没学大懂，今后还要继续学习……”东京说完就蹲下了。李见正跟着喊：“二队发言！”李霞却不肯站起来，躲在他们队人背后说：“我们队和一队差不多，就是田东京说的那个样。”李见正瞪着人群里的李霞说：“站起来说，要严肃！两队怎么能一样！”二队人齐声说：“就是就是，我们跟一队讨论的一样。”李见正只得说：“好好好，这就算你们发言了。老樊同志今晚去了东堡那边，咱们就一起哄他吧，下次再这样可不行！”他便开始作大会总结。李见正的总结发言，更和“社论”不沾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着生产队的生产和纪律。说着说着又扯到了县委何书记哪回曾说要他去当乡长的事，还说樊副部长如何有能力，有前途。最后终于回到了正题上，却是布置明晚正式开始大鸣大放。说工作组要求每个社员必须鸣放三至五条意见，帮助党整风。直说到半夜时分才散会。

这晚没有月亮，散会后，巷道里黑冬冬的，心急的人们都前头走了。田东京落在了后边，可是他听到身后还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啊，是李霞！田东京忍不住一阵心跳，想说句什么，没说出来。李霞蹬蹬地赶上来，和他并排走着说：“东京，真有两下子，你刚才发得言真好！”东京谦虚着：“哪里……满是胡说哩。”李霞说：“你‘胡说’那两下子咱学不来。明晚一人要鸣放三四条意见哩，我实在想不下该放个什么，麻烦你给我起个稿吧。”东京说：“这……我一年多都没捉过笔啦，只怕把字满忘完了！”李霞说：“快别摆臭架子啦，谁不知你在学校是榜头儿，给我起个稿，我明天到你家来取！”说罢，又蹬蹬蹬地前头跑走了，那腰肢在星光里轻盈地扭动着。

回到家，东京很兴奋，他平生头一次躺在被窝里没瞌睡。李霞的身影老在他眼前晃动着，李霞那好听的声音老在他耳畔响着。他想，自己今晚说了那样两句话，李霞就赞成得不得了，能在大会上发言对一个人来说还真重要呀！他越想眼睛越亮，他决心要替李霞起草个好发言稿，也要为自己起草个更精彩的鸣放稿，就干脆又穿起衣服，点亮灯，找了几张白纸连夜动起脑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