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京变了。他那稚气未脱的无忧无虑的笑脸，变成了一张郁闷多疑的苦脸。原是爱说爱笑，一有机会，就现趸现卖地大讲《三国》、《列国》的聪明后生，如今却变成了个沉默寡言、心事重重的小老人，心性更加忸怩拘谨、胆小自卑。遇到生人，特别是遇见县、乡干部，就像老鼠见了猫，躲之唯恐不及。原有的自信自如的言谈举止荡然无存了。他越来越感到孤独。本队的比他大几岁的田天命升任了高级社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接任了队会计的田福全和他同岁，也成了新团员。他被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压得抬不起头，入团根本没指望。而田四成的儿子田六斤，田亮的儿子田得雨跟田老四学了个半拉子木匠，不常在家，偶尔回来参加十天半月劳动，却牛皮烘烘，一脸傲气，不好接近。田老四的女子田燕云，田四锁的女子田引弟虽也和他年龄相仿，可人家都是女同志，唯一和他说得来的就只有李兴邦了，李兴邦却比他年长四五岁，又不在一个队。

每天在队上干活，田东京宁肯干些出牲口圈、担水茅、割青草、吆车拉送粪土之类一个人干的活路。和大家一起干活时，他常常整晌整晌不说一句话。团员、青年们有活动，叫他，他就去，去了也无法和大家打成一片。一次，田天命带领全社男女青年去东沟植树，大家打着红旗，排着长队，女青年在前，男青年在后，唱着歌，向东沟开进。田东京看见李霞也来了，排在队列前头。听人说她也是最近将要被吸收入团的五个青年积极分子之一，东京就想尽量离她远一点，便排到了队列的尾巴上。那回为写发言稿的事，李景超找上门来大闹一场以后，田东京就决心再不理睬李霞了。可是李霞却多次来替她大向他赔不是，眼泪汪汪地请求东京原谅他，还悄悄送给他一双用五彩丝线绣着“团结友爱”字样的鞋垫儿。姑娘的一片柔情感动了他，两个人又和好了。但是自从父亲出事以后，东京就自惭形秽，又躲避起她来，何况人家如今又是团支部的红人呢！田东京跟在队列后面默默地走着，不经意间，却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香皂味儿。扭头一看，啊！是李霞！李霞什么时候又来到队列后边了。东京还是赶紧别过脸，没跟她搭话。李霞却紧走几步，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悄悄说：“咋又不理人啦？”东京只得回过头说：“你不是在头里走着嘛。”李霞诡谲地笑着说：“贼燕云踏了我的鞋，我扣了一会鞋就拉后了么。”东京点点头，又转过脸去。李霞紧跟上来说：“东京，你就没拿干粮吧，今天要到天黑才回去呢。”东京拍了拍衣袋说：“我装两个馍。”李霞说：“干馍咋能吃呀，野沟里又没水喝，咽得下去吗？给你。”便从自己提兜里掏出两个用手巾包着的油饽饽往东京手里塞。东京推让着不接，就被领队的田天命看见了，大声喊着：“谁在后边乱说话？李霞，往前排走！”李霞便把手巾裹儿塞给东京，跑前头去了。

半晌休息时，大家吃了各自带的干粮。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围坐在沟坡上，有的说笑话，有的猜谜语、打扑克，还有些精力过剩的小伙子摔跤、扳手腕，嘻嘻哈哈，闹成了一团。田天命就大声喊说：“集中！集中！都到一起集中！”于是人们都停止了各自的活动，围拢到了沟坡上。田天命讲话道：“我们青年人，是党的后备军，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生力量，休息时间要搞文明健康的文娱活动，唱个歌、跳个舞什么的。咱们李霞同志歌唱的好，给大家唱个《二小放牛郎》，大家欢迎！”众人哗地就鼓起掌来，喊着：“唱！唱吧，李霞！”涨红着脸的李霞被几个姑娘从人群中推出来，只见她站直身子，甩了下辫子就开口唱起来。她的歌声清脆、嘹亮，在沟谷里回荡着，让人感到兴奋而愉悦。东京陶醉在那美妙的旋律之中，一时似乎升入了一种极乐世界，感动得眼睛湿漉漉的。她的歌声一落，大家又哗哗地鼓起掌来，喊着：“好！唱得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让田东京拿笛子伴奏！”李霞知道东京来没有拿笛子，连忙说：“我再不会唱啦，让别人唱吧。”就赶紧退回姑娘群中去了。于是又有人大声提议：“田东京来一个节目，让田东京给大家说一段‘三国’！”掌声又响了，田东京却躲在人背后，怎也不肯露面。田天命这时脸上就老大不高兴。大家还在催促：“说吧，田东京，不然就说那个百虎闹什么州，这更热闹！”有人就把东京往起拉。田天命突然大声说：“别闹了！别闹了！大家肃静！”便从身上背的挎包里取出了一张报纸。“大家肃静！现在开始学习，这儿有一篇《中国青年报》社论，我给大家念，大家仔细听。”便坐到沟坡高处边念边讲起来。对报纸“社论”这种政策性很强的文章，田东京本来是很爱听人念的。可是田天命念上一句，就要来上几十句自以为是的讲解，那讲解没滋没味，令人生厌，田东京只好聚精会神地捕捉那夹杂在他讲解中间的原文。这时候，李霞又来到他的身旁，悄声说：“刚才大家叫你说书，你咋不说？”东京说：“咱不爱往人前显摆。咱一不是团员，二不是积极分子，人家团支书也不喜欢。”李霞说：“他们团员并不一定都比你强，有些人还不是靠给天命送‘海河’烟才入了团的。你没听人说，咱柳树街团支部是‘海河支部’吗？”东京扑哧笑了说：“你不是也要入团了吗？”李霞说：“我当然要入，我看我比他们都强。团也有我一份，不是他田天命一个人的团！”看见田天命往这边瞅，两人才都不说话了。

麦梢黄了，工作组樊向新同志才完成了他的使命，离开了柳树街。临走前，他又召开了一次全体社员大会。这次会议上，他宣布了五名“管制分子”。其中除了原有的田八女、马荣德、田志忠三人外，新添的两名，一个叫马列通，一个叫田茂盛。马列通是梁山县县委宜传部前部长，东堡人。因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回乡劳动改造；田茂盛是柳树街二队人，本是解放军驻大连某部少校参谋，也是因“右派言论”被迫解甲归田的。田志忠因为在一次教师集训会上，学区一位老师交出一张十五年前在蒋坚忍麾下办“民先队”时留下的三青团团员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就罪加一等，由台属也成了“历史反革命”。樊向新同志指着他们五个人声色俱厉地说：“一个小小的柳树街高级社‘五毒俱全’，阶级斗争形势多么严峻啊！我们和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要问要斗争到什么时候？”樊向新同志举出一个指头：“一日！”他的这些名言，后来就成了村干部、社员们的口头禅。

田志忠的问题像一座大山压在了全家人的身上，使得田东京更加觉得前途无望，一天到晚，脸上难见笑影。吕玉英也一下子显老了，又时常牙疼，胃脘疼。一口饭吃得不对就咳嗽，一着点凉也咳嗽，牙疼起来，成晚上“咳哟”着在院子里来回转悠，睡不成觉。她这毛病是生养四个孩子时留下的。她抚养东京兄妹四个都没有奶水，那时候也没有奶粉之类的替代品，倒是可以找个奶妈让人家把孩子抱去喂养，只因光景穷，承担不起这个开销，吕玉英在四个孩子的哺乳期，都是一口一口嚼米熬成汤，嘴对着嘴来喂养他们。晚上纺棉花时，纺车旁边就搁一碗蒸成半生的小米，边纺花边嚼，每天都要嚼上一大碗，时间一长，就落下了牙疼的病根。到孩子过了半岁，能吃点饭了，她又因为常吃孩子吃剩的冷饭，伤了胃，得下了胃脘疼。

母亲有病，田东京就常去桂珍婶家请李六爷给母亲看病开药单。这天又来请李六爷，进门就见田秉义满脸含笑地从桂珍婶屋里走出来，桂珍婶也笑眯眯地跟在后面送他，望见了东京，说：“东东，又是给你妈请大夫吗？你试看看你六爷在他屋里没有？刚才还听有人叫他哩。”东京到六爷屋里一瞅，没人，正要往外走，媛媛从她妈屋里跑出来，叫他：“东东哥，快来，快来看看。”媛媛已经九岁了，正上小学三年级，长得越来越秀气，讨人喜欢。东京跟她走进桂珍屋里，见炕上铺着一块大红布袱子，袱子里面有两节深蓝色和水红色衣料，还有一副锃亮耀眼的银手镯。媛媛爬上炕，又从里面取出一个手巾裹儿，小心翼翼地打开来，里面原来是一块熠熠发光的金壳手表。东京没戴过手表，也不敢贸然往手里拿，俯身看着那红红的秒针带着“铮铮”的响声一跳一跳，十分稀奇。问媛媛：“是你爸给你妈买的吧？”媛媛说：“不是我爸买的，是秉义伯刚才送来的。”

东京“氨”了一声，李桂珍就撩门帘进来了，往炕上一瞅，快步走前来，朝媛媛头上轻轻拍了一下，假嗔道：“人家的袱子，你乱翻个啥呀！把人家手表打了，你赔得起？”东京红着脸说：“谁这么有钱的？”李桂珍得意地说：“这不管他田秉义有钱没钱，他有钱得买，没钱也得买，还得买最好的。这块表值三四百块钱哩，还只是‘见面礼’，正儿八经订婚，还要一辆‘飞鸽’车，一架缝纫机……”东京的心怦怦跳起来，说：“婶子给田天命说下媳妇了吧？”李桂珍说：“是呀，父子俩看上了人家霞霞，叫我说多日子了。霞霞大霞霞妈见天命当的团支书，倒愿情的很，就是霞霞不知咋一直不点头，昨儿个才松了点口，他天命不拿东西上能行吗？”东京一下子给惊呆了，额头上渗出了一层冷汗。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深深地爱着李霞。他赶紧低下头，转身朝外走。杨桂珍一边收拾着炕上的袱子，一边望着他的背影笑说：“东东，把人家这样子看下，叫你大给你也要把这几样东西备齐哩！”东京没吱声，踉踉跄跄跑回家，独自爬北屋炕上无声地流起泪来。过了半晌，听见母亲在隔壁一声接一声咳嗽，才又爬起来，洗了把脸，再去找李六爷。

晚上，一弯新月挂在西边天空，带着麦香的风儿轻轻地吹着。田东京踏着清冷的月色，拿着他的竹笛，来到村头麦场上，坐碌碡上一支曲接一支曲地吹奏起来。他学吹笛，一直是遵照父亲的意思，跟李兴邦学吹秦腔和眉户。对秦腔的花音、哭音各种板头、曲牌，对眉户的几十个曲调，他都能熟练地吹奏。可是今晚，秦腔他只吹哭音慢板，眉户也只吹“慢西京”和“哭长城”，听起来哀婉、低沉，如泣如诉，随着阵阵清风飘进了静夜的巷道里，飘进了李霞姑娘的闺房。听得李霞姑娘也禁不住眼泪涟涟。她和东京互相爱慕，虽还未说透，两人心里却都明白。对田天命的为人她是根本看不上的，可是她父母眼热人家受社委会重用，日夜劝她说，天命现在是团支书，将来要被提拔成脱产干部也说不定哩，硬做了自己的主，收了人家的东西。她固然心底里喜欢东京，可东京的家庭却使她太失望了，她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去当“五类分子”的儿媳妇啊！李霞用被子蒙住头，在心里对东京说：“原谅我吧，东京，只怪咱俩没缘分……”

东京的笛声哭落了月亮，还在密密的星空下呜咽着。他经受着失去爱人的痛苦，却一点也没有责怪李霞的意思，自己逃不出这个煎熬人的家，自己受苦就行了，怎忍心把自己心爱的姑娘也拖进来受苦啊！他是在为自己的处境和命运不平啊！

麦收秋种以后，就到了农历七月。沟北村每年七月十五有个大古会，过会期间，亲戚朋友都要来走动，和过春节走亲戚拜年的盛况差不多。去年春上，东虎和牡丹订了婚，到七月会时，他正好考完升学试在家，就去了一趟牡丹家。今年东虎上了省城师范，离家远了，没有回来，田志忠就和吕玉英商量了，备办好礼物，让东京代替东虎去趟牡丹家。东京向来不爱在稠人广众中露脸，更害怕走亲戚，撅着嘴不答应。吕玉英说：“去吧，替你哥去吧，不去使不得啊，人家会说东虎没在，家里总还有人吧，咋连个礼节都没了！迎迎小，去不了，你不去，难道叫我和你大去不成？”东京没法推托，只得换上了妈给他取的新衣服。上身是红条子布紧袖衫，下边是灰麻麻布窄长裤。小伙子们穿的裤子一时一个样，去年时兴宽而短，裤筒提到半腿上，小腿肚子只好用长筒丝线袜子遮着。如今又时兴窄而长，打到脚面上。原来吕玉英是村院里妇女中的能干人，纺织缝纫样样不挡手，东京跟妈从小到大，历来是时兴啥穿啥。穿过列宁装、中山服、军干服、工人裤、羊尾巴衫……每穿出一件，全巷妇女们都称羡不已，可是如今慢慢大了，却不好意思穿得太新了，就红着脸，提了带盖的红油漆马头竹笼儿，忸忸怩怩出了门。

毕竟是过古会的日子，去沟北的大路上，穿得新簇簇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一溜一串。大部分人都是步行。自行车那时还是稀罕货，偶尔过来一两辆，也尽是些露头青小伙子们的坐骑。有独自一个骑的，有带着媳妇的，都十分神气，离老远就把铃挡捏得震耳响。有的还不屑于捏铃，猛不防擦着人身飞过去，吓得妇女们“呀呀”乱叫，年岁大的就驴日老子的对着他们后影骂。东京尽量靠着路边走，出村不多久，就听到身后响起一阵铃挡声，一辆带个姑娘的自行车从身边忽地蹿前去了。东京还没看清是谁，车衣架上坐的那姑娘却看见了东京，咚一下，从车上跳下来，骑车的竟没察觉，继续蹬着空车头里走了。这姑娘却是李霞。李霞长辫子上打着火红的蝴蝶结，穿着蓝底红碎花翻领衫，领口露出贴身的黄汗衫，愈发显得俏丽、娴雅。她站在路边等着东京说：“东东，你也去呀？”东京这才知道那骑车的是田天命，听说他们快结婚了。东京朝她点了点头说：“你们是办嫁妆去吗？”李霞脸一红说：“人家要照相哩么。”东京看见田天命发现人不见了，停住车在前边等，就说：“你快去吧，天命在前头等你哩。”李霞说：“管他呢！东东我给天命说了，让他想办法让你入个团。”东京红了脸说：“你给人家说这话干啥，根本不行……”李霞说：“你只管写个‘申请书’给我，我慢慢给他做工作……”说罢就头里跑走了。

东京走得慢，一拨一拨的人们都走他前边去了。一会儿又听有人喊他；回头一看，是李兴邦，他还相跟一个女的，却是田凤英。田凤英这半年正和马思明闹离婚，经常住在娘家不回去，东京和他二人常接近，就问：“凤英姐的事跑得咋样啦？”田凤英不回话，却红着脸望着李兴邦只是个笑。李兴邦也笑眯眯说：“算是把一口黏痰唾净啦！”东京见他二人这么乐和，也替他们高兴说：“好啊！早等着喝你俩的喜酒哩！”

到了牡丹家，牡丹高兴地接住了东京手里的马头笼儿，将东京招呼到父母屋里。屋里已来了男女五六个客人，东京自然都不认识。牡丹妈就向他们介绍说：“这是柳树街东虎的弟弟……”东京赶紧跟着说：“我叫东京，我哥在省里上学，没回来，我妈叫我来看看杨妈杨叔……”众人说：“好好好，快坐下喝茶。你哥听说上的是师范，几时毕业哩？”东京说：“明年再一年，后年秋季就毕业。”众人又说：“好好好，天气真热……”有人就递给东京一把花花绿绿的折叠式纸扇：“扇扇……夏不拘礼，把外边衫子脱了。”东京道声谢，接了扇子，就在牡丹搬来的一个圆凳子上坐下了。这时坐在炕上的一个老女人，把牡丹妈叫着名字说：“意儿，咱娃也大了，你打划叫娃几时过门哩？”牡丹妈笑笑说：“人家柳树街几时顾得上了就几时呗。”东京坐着也插不上嘴，就十分拘束。牡丹悄悄拉了他一下，领他到隔壁自己住的屋里，放下竹帘子，让他炕上独个儿歇歇。东京刚躺了一会儿，就听见那边屋又进来了人，大声说：“啊，大姨来啦！我陪你到集上转转去，这会儿集都圆啦，人真多，光卖踅面的就摆了七八家，油糕锅撑了一长行，你吃碗踅面走。顺便看场戏，今年是山西万荣县的蒲剧，有几个好把式。”听声音东京就估计是牡丹大杨再全回来了。

东京还没见过他呢，正考虑着该怎样去相见，牡丹掀开帘子进屋来说：“东京，我大回来了。”东京紧着跳下炕朝外走，只见一位高个头的中年农民已来到了屋门口。东京朝他那红脸膛上一瞅，立时陵睁起来。这人真面熟啊，一定在哪儿见过的。脑子飞快地转了片刻，一股热血就朝脸上涌来。啊呀！是他！他不就是那次沟北集上捉住自己伸进他衣袋的手的人吗？虽已过去两年多了，东京仍然不胜羞愧和懊悔。杨再全分明也认出了东京，轻轻“氨”了一声，但马上又和颜悦色说：“东京来了呀，快坐下，快坐下。”

东京恨不能学孙悟空使个障眼法马上溜开，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退回屋子。杨再全指着板凳客气地说：“坐，坐。”牡丹就端来了两杯茶，杨再全说：“喝，喝。”东京擦着满脸的汗水，呷了一口。杨再全就和他拉起家常来，问他家夏季分配能挣多少工分，能分多少粮食，够吃不够吃。又问东虎回来信没有。最后满脸严肃地询问起田志忠为何戴帽子的事儿。叹息说：“你大怎么会是三青团呀，这一定是弄错了，我们沟北就错划了几个人。你大能不能找上头再查一查，背上这个包袱可不得了呢，你和你哥都要跟上受影响……”又指着牡丹说：“你嫂子可是长这么大没叫人低眼下看过……”田东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一时心情沉重，浑身燥热，只有不断地擦汗的份儿，那把漂亮的纸扇扔在炕墙上也无心使用了。

吃饭的时候，东京被招呼到一张大方桌上。桌上主客坐了八个人，东京坐在牡丹叫“老姨”的那位老女人旁边。大家边吃饭边兴致很高地谈论着集会上的盛况。看了戏的说戏，吃了小吃的说小吃，买了东西的说价钱。还没顾上去的人就说吃了饭要马上去看看。牡丹老姨说：“娃娃呀，逛集千万要小心，集上可有掏钱包的绺娃子哩！”说时就斜睨了东京一眼，东京立时惨白了脸。“老姨”接着说：“再全，你几时就遇到过一个小摸儿是不是？”杨再全连忙说：“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早忘了，早忘了。”大声招呼大家：“吃菜，吃菜，都是自己人放着实啊！”田东京一个小馍还没吃完，却胃满得一口也咽不下去了，又不好过早退席，硬撑到大家吃毕，就马上告辞。也无心逛集，无心看戏，提了马头笼儿急急往回走。

回到家，田志忠和吕玉英详细询问牡丹家招待的热情不热情，牡丹本人高兴不高兴，晌午吃的什么饭等等。东京一一作了汇报。又说了杨再全对父亲戴帽问题如何关切。田志忠和吕玉英听了就十分忧虑，担心夜长梦多，牡丹家难保不变卦。夫妻俩认真商量了一番，认为此事不敢大意，水紧好捉鱼，要在年内抓紧给东虎把婚事办了。“余钱买马，借钱娶妻”，没钱就借，绝不敢等到东虎毕了业。

这年腊月，社里年终分配时，田志忠分到了二百元现金。他又向李嘉宝、杨桂珍、田秉文三人借了四五百元，就定下新年新节的正月初九给东虎和牡丹完婚。东虎结婚第六天就别过新婚的妻子上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