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施玉兰突然想起往事，找出当年那张算命纸条，是在她被确诊为肺癌以后。

这年，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正在首播。这部电视剧，不仅使剧中男女主角的“幸子头”、“光夫衫”一夜风靡中国大陆，而且普及了许多白血病常识。那天，同往常一样，施玉兰核清入库棉布的数量品种，正想签字，忽然胸部又隐隐作痛。她放下笔，捂着心口重重地咳着，双颊涨得通红。搬运工老王开玩笑道：“施姐，‘血疑’里的幸子就是这样咳的。你是不是白血病哦？”“滚远点，乌鸦嘴。”她冷冷地将眼角向下一垮，不高兴地啐道。老王夸张地扮个鬼脸，推着搬运车走了。她却呆立着，顿时涌起不好的预感。她出现咳嗽等症状，已经十来天了：先是干咳，咳嗽声空空的；有时咳出一点血痰，松松地现着泡沫样；除了胸部隐痛，身子也感疲乏，只想打瞌睡。几天前，女儿费兰就叫她去医院检查。三年前，费兰离了婚，搬回家同她住在一起。她没去医院，一是认为伤风咳嗽是小病，拖几天自然会好；二是有一种藏得很深的恐惧，不检查还没啥，一检查，这样病那样病都出来了。老王这个玩笑，反倒使她下了决心：明天，就去医院彻底检查。

第二天，她请假去了省医院。第三天、第四天，都在做各种检查。第五天，医生告诉她，要同家属交换意见。她明白，病情一定很严重。她与费兰一块儿到了医院。费兰走出医生办公室时，虽然想努力掩饰，眼里却含着泪水。“是肺癌？”她直截了当地问。费兰惶乱地想否认，但在她冷冷的眼锋下，只得伤心地点头。“吃五谷生百病。我五十岁了，没亏多少。”她强作镇静，自嘲地说。刹那，她觉得眼前一黑，头也有些晕眩，背上沁出一层冷汗。

那天以后，施玉兰再没上班。她的病已被确诊：肺部原发性恶性肿瘤。医生建议，最好尽快手术。她不愿做手术。想到寒光闪闪的手术刀，她就不寒而栗。她选择做化疗。没化疗几次，她的头发掉光了，人也异常难受。她开始寻访单方秘方，只要听说能治病，都要试一试。病情反反复复，身子时好时坏。生的欲望支撑着她。她求神拜佛、烧香许愿，连基督教堂，也去做过一次礼拜，虔诚地祈祷上帝保佑。一次，做完放疗出来，她衰弱不堪地靠着费兰，坐在走廊木椅上喘息。旁边两个病人的谈话，一下吸引住她。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说：“我心头清楚，五十三岁肯定要得病。十多年前，有人给我算命，说今年有厄运。准！”另一个年纪稍轻的妇女，连连点头：“那年，我去广州出差，算命的说我要破相，但有惊无险。我不信，骂了他一通。果不其然，我莫名其妙地从楼梯上滚下来，居然哪里都没摔伤，只是额头破了点皮。”听着，她的心猛的一抖。仿佛一只神奇的手，瞬间将时光倒流，她眼前，清楚地浮现出二十七年前算命的情景。

她只算过一次命。那是一九五五年，她二十三岁，丈夫刚去世。孤苦伶仃的她，百无聊赖地在宜宾西街口大观楼下闲逛。

“从面相看，你面容凄色，神情呆滞。不过，最多两年，你保准云开雾散，花明柳绿。”一个着中式对门襟棉袄的算命先生，蹲在地摊前注视着她。

她半信半疑地走过去，问问价钱，算一次两角，算不准分文不要。她摸摸口袋里几张皱巴巴的票子，一狠心，放了两角钱在地摊上。

算命先生问了生辰八字，看了手纹，摸了骨相，掐指“时属申猴，火克金，金克木……”地念了一通，毫不犹豫地说，她亲人新丧，孤独待助；又遗憾地叹她运相本好，可惜眼呈三角，眉梢下垮，颧骨过高，有阻时运；最后，困惑的略一思索，蓦地挑眼，断然道：“破解之法有了！这里你不能待。向西，自有贵人相助，凶去吉来。”说罢，提笔在纸上写了四句五言偈句，说以后自见分晓。

那几句似通不通的偈句，她看不懂。她在宜宾也没什么牵挂，就依算命先生所说，向西到了锦都。说来也怪，到锦都后，工作、住房、结婚，居然，一切异常顺利。后来，她还拿出那张纸条，仔细琢磨其中意思，可是仍然似懂非懂。她记得，纸条好像放在存放户口簿的木匣里，前几年，她还见过。

“走，回家。”她一下来了精神，对费兰说。她急于找到那张纸条，弄清上面的真正含义。她认定，那些偈句里，藏有使她病愈的秘密。

二

回到米市街狮子门洞儿，施玉兰立刻在家翻箱倒柜地找起来。费兰问她找什么，她不说，只顾埋头搜寻。最后，从一本旧书里，她找出这张纸条。纸条已经泛黄，墨迹也已褪色，但还能认清上面工整写着的四句偈句：孤鸿西离去，跃飞庚子中；系铃又解铃，壬戌自晓通。

她拿着纸条，苦苦地想着。费兰凑过来。她给费兰讲了那次算命经过，让女儿帮着分析。

“前两句好懂，意思是你一个人到了西边，某年境遇变好了。后两句有点悬乎。最好有本皇历，查一下庚子、壬戌是哪一年，再对照想一下，就清楚了。”费兰读过高中，很快找出关键所在。

“对！”施玉兰恍然大悟。家里没有皇历，她叫费兰去同院郑华石家借。郑华石曾在文物商店工作，估计有。郑华石也没有皇历。问了来意，他默默地算了一下，哈哈笑道：“不用翻皇历了。庚子年是一九六〇年，壬戌年就是今年，一九八二年，不会错。”转而奇怪地问，“你问这个干啥？”费兰支吾着走了。

“庚子年是一九六〇年？壬戌年是今年？”施玉兰的胸口，像被什么重重的一撞，怔怔地说不出话。她反复咀嚼着那几句偈句，渐渐地像明白什么。

“未必，真有那么神奇，几年后的事，都能算出来？”她疑惑地想。二十多年来的往事，电影般从她脑里一一掠过。

那年，听从算命先生劝告，她背着装满随身衣物的包裹，独自来到锦都，寄住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里。没多久，恰逢织布合作社招人，她参加了工作。在合作社，她认识了团支部书记伍蓉。伍蓉大她两岁，身材高挑，圆脸，大眼，两颊盈盈地旋着一对酒窝，家住米市街狮子门洞儿。由于工作能力强，对人热情坦诚，在合作社几十个女工中，伍蓉威信较高。很快，她与伍蓉打得火热，姐妹一般亲密。伍蓉排行老三，除了哥哥，还有两个姐姐在乡下务农，家人都叫伍蓉“三妹”。她自告奋勇，要当“四妹”。对着伍蓉，她成天“三姐”“三姐”地叫个不停。清晨，她一大早来到伍家，叫上伍蓉一起上班。下午，她随伍蓉一块儿下班，在伍家吃了晚饭，玩到很晚，才依依不舍地回临时住处。伍蓉丈夫廖安明，一个忠厚得有点迂腐的工厂会计，不止一次地抱怨：“玉兰，你一来，我们家都不像一个家了！”她理直气壮地反驳：“首先，你该叫我‘四妹’；其次，啥你们家我们家的，难道我们不是一家人？”说完，侧头撒娇的一推伍蓉，“你说是不是啊，三姐？”伍蓉浅浅地笑着，喜爱地抚着她的头发。

不久，有人给施玉兰介绍一个男友，叫费培松，运输公司货车司机。他长相端正，老实，话不多，没话说时，就搓着手，憨厚地笑。她很满意，心想这个男人不难掌握。她把费培松带到伍蓉家。伍蓉也觉得不错，对费培松很热情。

“三姐，我们结婚还没房子。亲戚家我就一张小床，咋办呢？”趁着伍蓉高兴，她拉着伍蓉，犯愁地说。

“好解决。搬到我家来，我把堂屋让给你们。”伍蓉爽快地回答。

“你对我太好了！”她大为感动。

这样，施玉兰搬进狮子门洞儿大院。伍蓉家住的公房，一共四间，呈田字形状。左边，进门是堂屋，右侧一道小门，通向伍蓉与廖安明的卧室；堂屋后面是厨房，旁边是伍蓉母亲与伍蓉孩子廖凡、廖立住的房间。施玉兰结婚后，伍蓉说仍从堂屋进出，大家都不方便，要在自己卧室另开一道门。施玉兰死活不肯，说费培松一月回来不了几次，大家依旧一道门，更显亲热，她在床前拉个帘布，遮遮就行了。

结婚第二年，她生了一个女儿。她从丈夫与她姓名首尾各取一个字，取名费兰。费兰比伍蓉小儿子廖立小一岁多。伍蓉母亲帮着照顾费兰，就像照料自己的亲孙女。

没人想到，施玉兰内心深处，深藏着对伍蓉太多的不满。论相貌，伍蓉比她漂亮，她走在伍蓉旁边，个子要矮半个脑袋；谈性格，同伍蓉的开朗相比，她显得过于阴沉，眼角总是冷冷地垮着，给人难以捉摸的感觉；在单位，虽然她入了团，还是团小组长，伍蓉却是团支部书记；说住房，虽是伍蓉让出的，但伍蓉一家五口住三大间，她一家三口才住一间，公道么？更重要的，她认为自己也很精明很能干，并不比伍蓉逊色。她不甘心只当陪衬月亮的一颗星星，在伍蓉的光环下，她有一种被人忽略甚至轻视的悲哀。一次，同厂一个姐妹羡慕地说：“你运气真好，遇上伍蓉，啥都帮你解决了！”她仿佛蒙受了很深的耻辱，心里一阵刺痛，口里却淡淡道：“是么，我的运气，的确太好了！……”她决心捕捉机会，冲出伍蓉的光环，展现自己的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