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斗争大煞了一些知识分子不识时务翘起的尾巴，同时也给其他读书人敲了警钟。那场运动的初衷是要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国家的建设建言献策，却出现了万马齐喑，轻视知识分子和文化知识的现象。“改造知识分子”也成了当时最时髦的语言。

“知识分子”的界定应该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并以此谋求生存，体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人。如科技工作者、教师、律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当时我们的生产队长，把我和我队仅有的一名高中生也误认为是知识分子，列为改造的对象，寒假给我们安排了拾大粪的劳动，那个高中生家庭富裕，不在乎几个工分，也不求他什么；又临近毕业，准备高考，压根儿没有理睬。并且告诉我：“不要听他瞎说，中学生不算知识分子，更不是改造对象。‘’我听了他的话，不想接受这项劳动任务。婶婶说：“你不能和人家相比，你知道队长和他家是什么关系么？你那姑父心术不正，有时能做出卡人咽喉的事情来。‘’我联想到求他开申请助学金证明时对我的刁难，有点惧怕，只好老老实实拎着粪权，挑着大粪筐，在凛冽的寒风中四处找大粪。

学校评助学金时需要生产队、大队的证明，生产队的证明尤为重要，拿到大队和乡上各写个“情况属实”，盖上章就行了，那个生产队长和我家有点连带亲戚关系，我口口声声称谓他“姑父”为了评助学金，我三番五次，跟前跟后，姑父长姑父短的站在他的面前，有时眼泪花在眼圈里打转转，他还是无动于衷，冷冰冰地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你们的老先人不是很有钱吗？把地底下埋的存货挖出来些也就够你用的了，何必来求我。”好在他还不绝情，在多次纠缠下，见我不走的样子，摆出一副菩萨的身架说：“好了，不要哭了，念你没爹没娘，可怜兮兮的，给你开一个。”

我的老先人到底有没有存货，埋在什么地方，我们全家人，包括我的奶奶，谁也不知道。在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时，我的这位“姑父”和他的同伙动了心思，一夜之间把我家所有的房子都拆了，并且挖地三尺，却什么也没有找到，拉走了全部木料门窗，还拿走了几代人留传下来的书籍和字画，由于不识文墨，当做“四旧”之一的旧文化烧了。

共产风刮来，言说土地和个人的房屋都姓“公”了，大队和生产队有权处置。当时在新关，比我家阔气的豪门宅院有的是，红色飓风过后，这些宅院完好无损，却偏偏刮倒了我家的房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一九五九年。我才知道了个中的内情。

一九五九年九月，在新疆从军的朋友武忠来信告知，我们的另一个朋友陈森林在中印边界值勤时，遭到偷袭而光荣牺牲。怀着对朋友的思念和受武忠的委托，我去五里看望了陈森林的父母。陈森林的父亲在初级社时是包括五里在内的光明寺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并且是婶婶的入党介绍人。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期，新关和五里分成了两个高级社，陈森林的父亲任五里社的党支部书记。新关社书记有一个外号叫“枣园子”的人担任。

就在这一天，陈书记告诉我：在初级社时，靠新关地界公路上的几棵大树被人偷砍了，你婶婶在接完生回来时发现是“枣园子”领的一伙人干的，第二天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此事新关的人反映强烈，要求追查。由于你婶婶和“枣园子”当时都是初级社的副社长，如果把这件事捅破了，他俩就不好共事，我总是故作姿态，遮遮掩掩。你婶婶性格耿直，疾恶如仇，不料在一次党员会上。当面点破了此事，弄得“枣园子”非常难堪，后来两人的关系紧张起来。“枣园子”是什么人？你可能不知道，他就是毛主席说的那种“流氓无产者”出身，投机钻营、上窜下跳，什么好事坏事都能干得出来。虽然他目不识丁，但在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方面是一把好手，你那“姑父”就是他同伙中最铁杆的一个。我发现他蓄意报复的图谋早就有了，当时我在新关掌舵，他没有找到机会下手，分社后，他在新关说了算。个人房屋的“共产”当时也不过是宣传造势而已，全乡还没有哪个社敢动真个儿的，只有他胆大妄为，抓了那个机会。新关上百户人家，偏偏拆了你家的房子，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

陈书记是自土改以来成长起来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作风正派，主张正义，心系群众，不谋私利，经验丰富、处事公道，深受新关人的爱戴和拥护。他是我家的常客，每次来时，总要对我说一些鼓励的话，勉励我好好学习，快快长大。在找他在生产队开的助学金证明上签字时，感到有晚辈的温暖、关心和爱护，笑眯眯的签上“情况属实”四个字，边盖章边说：“国家拿钱支持你上学，这都是新社会的好处，将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忘了党的恩情。”

陈书记是我尊敬的前辈和基层党支部书记，他说的话我完全相信。在我成长的路上，在生我养我的那块热土上，他是我唯一的、实在的精神支持者。而那个“姑父”的刁难和“枣园子”的公报私仇给我留下了终生难以泯灭的印象。

我家的房屋被拆，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虽是个初中生，那种惨烈的生活冲击，使我开始思考起来一些社会问题。我常在想，一个大队书记，竟然能使社员家徒四壁，如果得罪了大官，老百姓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可能。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歪嘴和尚念错经的道理。

不论在正常情况下，还是特殊时期，党的各项政策，总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歪嘴和尚们断章取义，出于各种动机，歪曲党的政策，钻政策的空子，欺上瞒下，徇私舞弊，来瓜分人民利益，达到个人的目的。尤其是愚昧落后的农村，那些不学无术，不可一世，凭着个人势力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们，更是拿着棒槌当针，无孔不入，无所不能，不择手段地干着违背政策的坏事。

我从小体弱多病，祖辈们多数英年早逝，在上中学后又开始做着一个“梦”，将来当个医生。在历史课和语文课上老师讲了孙中山和鲁迅的故事，这两个伟人最早的理想也是当医生治病救人，后来从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中认识到了治愚比治病更为重要，从事了革命。当时，我把某些人瓜分人民利益的行为也当成是愚昧造成的后果，于是放弃了当医生的志向，又做起了另一个“梦”。

一九五八年是轰轰烈烈的一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飘扬，“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我们毕业班的学生大踏步地走向社会，搞宣传、搞扫盲、搞勤工俭学活动，当时的武威、街道和村庄的墙壁上，几乎全被白石灰刷了一遍，上面用红土写着与三面红旗、大炼钢铁有关的标语口号，当时人们把它戏称为“红旗飘在白海洋”，这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份作为。我们力所能及的另一项活动是教农民识字，尽管我们参与扫盲的次数不多，但语文老师编的一首歌传遍了城乡，给了大家一个欣喜。这首歌的歌词是：“喜鹊儿呀！来报喜，县长宣布了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有个啥好处？武威成了无盲县，如今的诗人遍村庄；文化县！”我对这个老师的才华十分钦佩但也有人对他不尊，把老师的名字编了一个字迷写在了黑板上：“东窗有耳听，女子恋水音，二人抬木头”正巧被语文老师来上课时看着，怒笑不得，又在旁边写了“雕虫小技”四个字。

勤工俭学活动，最初是帮附近农民干一些没有报酬的农活，后来在建设工地上当小工，做一些砸石头，拉砂子，和泥，搬砖和土坯之类的杂活，学校也有了一些收入。就是由于当过建筑工地上的小工，亲眼目睹了砌墙盖房的过程，有了一些经历，后来在利用假期进城当小工时就容易被人收留，还积攒了一些钱，在上大学时当了路费；还学会了调线砌砖的一些技术，在后来的家庭生活和工作中发挥了一些作用。

临毕业前，勤工俭学活动搞地风风火火，学校把社会活动当作毕业考试，组织我们到九条岭煤矿劳动。劳动结束后，学校把这次活动总结为“五最”、“五个第一次”。“五最”是：人员最集中、劳动时间最长、劳动强度最大、生活条件最艰苦、教育意义最深刻；“五个第一次”是：第一次参加长时间的社会实践，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次下煤矿、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获取报酬。当时每人每天补助四毛钱，别小看这四毛钱，它可是我们每天的伙食费，我第一次挣钱来养活自己，有一种兴奋感和自豪感。

九条岭煤矿在祁连山里面，属武威所有，煤矿所在的地域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辖区。在武威还是盛夏，这里已经有点寒意了。我们到后住在已经搭成的草绿色的帆布帐篷里，和裕固族黑色的牛毛帐篷相望，周围是牧民们的羊栏和牛栏。当晚，我们头枕西营河，脚蹬祁连山，听到河水哗啦啦的响声，咩咩的羊叫声，哞哞的牛叫声，有时还能听到远处的狼嚎声，与此同时，附近所有狗都声嘶力竭，此起彼伏的对狼进行回击；还有蝉鸣蛙叫，整个是一曲大自然在夜幕下交响乐。胆小的同学蒙着头不敢聆听，胆大的同学不时地爬起来，伸头侧耳，尽情地享受着这大自然的妙曲。到了后半夜，山风像猛虎一样咆哮着，大自然的交响乐达到了高潮，此时颠簸劳累了一天的同学们，再也无兴欣赏这独特的韵律，在冷风的伴随下昏昏入睡了。

在九条岭，我们劳动的主要任务是抬砂石垫坝，每两人一个大柳筐，一个抬扛，由甲方雇佣的农民工负责挖装，这些人谙熟这里的气候和我们的体力，在第一次抬砂石时，看到个头大，壮实的同学就装的多些，看到瘦小的同学就装的少些，我和我的搭档属于后者，看到给我们装的少，有点被瞧不起的感觉，要求给我再装些。一个年纪大的农民工说：“这山里不像川里，干活急不得。再说你来这里是头一天干活，对这里还不适应。砂子比土重的多，这半筐你们能抬到坝上就不容易了，不信你们先试试看。”果然不出他所料，我俩走了几步就气喘吁吁，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抬到坝上已浑身是汗，上气接不上下气了。平时我也不缺乏劳动锻炼，常在家里干一些家务活和农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狼狈过。不料，下午收工回来，同学们的普遍反映和我是一样的。晚饭后老师召集大家开会揭开了这个谜，原来是这里地势高，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老师说：“大家不要着急，慢慢来，干上几天就适应了。”

高山缺氧和笨重的体力劳动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考验，但有老师的鼓励，农民工的指导和我们年少气盛的勇气，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把那座堤坝高高的垫了起来，临走前还参观了煤矿工二人的井下作业。在此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矿灯，什么是巷道，什么是坑木，什么是掌子面，更不了解煤是怎样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时采煤还没有机械化，工人用钢钎、大锤把煤从工作面上砸下来，然后一锹锹的装到矿车上运出地面，比我们抬砂石的活苦多了，更不用说哪个脏劲了，全身煤灰，黑如锅底的脸上只能看出两只扑闪着的眼睛，若不是矿灯提醒，真的分辨不出他们是人还是鬼来。文人们常对煤进行咏叹，其价值多高，用途多广，照亮了世界，温暖了人间；其实真正应该咏叹的是煤矿工人，他们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脚踩阴阳之门，把光明和温暖送到了人间。

九条岭煤矿的勤工俭学活动结束了，在回来的路上同学们谈论着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和劳动的感受。这次活动虽然说不上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但它毕竟是学校总结的那“五个第一次”，起码尝到了劳动的艰辛，亲自感受到了煤矿工人劳动的崇高。这些都在我的灵魂深处打上了烙印。

我们乘坐的大板车，在蜿蜒的山路上慢慢向东挺进，告别着如诗如画的夕阳。出了山口，夜幕已经降临，前进的路上，迎面来的车灯的照射下能看到公路两旁的参天白杨向我们招手，路旁村庄隐隐约约的袅袅炊烟仿佛在向我们鼓掌。突然问，一个同学大声疾呼：“不好了！前面着火了。”当我定睛看时前方一大片红光，渐渐地变成了火海，除了老师和汽车司机坐在驾驶仓内故不做声外，车上没有一个同学无不为之惊叹。大家议论纷纷，谁也说不准那烈焰红光到底是什么。当汽车接近西城墙时，老师指着那一个又一个的巨大的火柱告诉大家，那是利用城墙挖的土炉窑在炼钢。

大炼钢铁，超英赶美是当时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回校后的第二天，听说大部分老师都站在土炉窑旁。领队的老师召集大家开会，教导主任在会上作了总结，赞扬了我们在九条岭煤矿的表现，说同学们给学校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宣布所有同学都准予毕业，并且告诉大家，你们都被保送到武威一中上高中了，初中毕业证在上高中后向武威一中领取，今后你们都是一中的学生了，祝贺大家继续在高一级学校深造。初中毕业证为什么在上高中后领取，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后来才知道，那是保证高中升学率的一项措施，如果当时发了毕业证，不少同学就会拿到那张可贵的文凭外出找工作了。入学率的计划就会落空，至于勤工俭学活动代替毕业考试的做法，也是紧跟形势的需要。

我怀着没有领到毕业证和能不能上高中的忧虑回到了家中，此时已到了龙口夺食的最后阶段。生产队的壮劳力几乎都在大炼钢铁的工地上，只剩下一些妇女和半劳力在忙着收割已经开始脱粒的小麦，我格外受欢迎地加入了“老弱兵团”。麦子已经熟透了，割的时候，麦粒不停地往地上落，尤其在打麦捆时，经过三摇四晃，不少麦粒又落在了地上，立起麦捆，地上是麻啦啦的一片。不少老年人爬在地上捡时，队长批评他们是“磨洋工”。就这样，不少麦子撒在地里没有收回。据说这一年是个收成年，到秋收后却严重歉收，以至闹起了饥荒。

奇怪的事情在不断发生，就在大量的麦子浪费在地里不能归仓的情况下，报纸上，广播里不断地传播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大放卫星”的报道。一天晚上，社员们正在吃饭，生产队敲响了钟声，钟声就是命令，社员们放下碗筷到麦田里搬运麦捆，能挑的挑，能背的背，能扛的扛，能抬的抬，苦战了一个晚上，不少麦捆整齐的码在了一块麦田里。第二天上面来人查看了麦捆，丈量了那块麦田，接着社员们七手八脚地把那块地里的麦捆搬到打麦场上，晾晒后进行着打碾，生产队长滔滔不绝地向领导们介绍着丰产的经验，下午麦子扬出来过秤后。那块地里亩产超过了四千斤，新关放了一颗“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