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小孩子实在是太喜欢鞭炮了。我们喜欢鞭炮就像大人们喜欢人民币一样。逢年过节，我们用自己的压岁钱购买八分钱一包的二十响小鞭炮，揣在兜里。我们舍不得像大人那样一挂点上，劈里啪啦，眨眼间就放完。在放鞭炮这层上，大人都是活脱脱的化财宝。我们则不然，我们都十分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鞭炮。我们要把这些鞭炮拆开，一个一个地放。捏在手里点燃了扔出去，就像人民解放军扔手榴弹一样，朝空中、水面、枯枝烂叶，朝敌人，朝猪狗牛羊扔过去。还像地雷一样埋了放。埋在蚂蚁巢旁，炸它个地动山摇；插在热烘烘的牛粪上，轰它个稀里光汤。我们就像是人民解放军珍惜手里的手榴弹一样珍惜自己的兜里的小鞭炮，我们宁可自己的手指头被爆炸的鞭炮炸成发霉的腊肠，也不随随便便扔掉。人民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传统，在我们这些鞭炮里得到了良好的继承。

在这点上，我们鄙视大人们。他们都是化财宝，从来都是成捆成串地放，点着就跑，跑了就不见踪影，即便见着踪影，也是顾左右而言他，缺少敬业精神。一串鞭炮放到最后总是有很多没有点着的鞭炮缺胳膊少腿地散落在地上，好像被我们人民解放军一举击溃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们这些孩子则不然，我们心急地等在旁边，鞭炮一放完，就朝放鞭炮处冲锋，哄抢那些没有爆炸的鞭炮。这些鞭炮有大有小，抢到小的已经很高兴了，万一抓到炮头，简直就是喜出望外。一盘鞭炮里总是在最后捆有十几个巨大的炮头，等长长的鞭炮放到了尾声，经过几秒钟，甚至十几秒钟的停顿。突然，轰的一声巨响，电闪雷鸣，地动山摇，所有人——除了那些故意要冒充英雄者之外——都捂起了耳朵，瞪大了眼睛，在巨响和闪光中变成了泥人。这一声巨鸣宣告了一挂鞭炮的结束，而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欢乐则正式开始。

我本人不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像大人的大拇指那么粗的炮头我一直不敢放，实在是鼓足勇气要放，也是得插在地上，用一根长长的竹枝去点，引信一冒星子，转身就跑。这点我父亲就完全不同。他敢捏着大炮头点着，然后再扔掉。巨大的炮头飞向空中，翻个跟斗，呲呲有声，然后轰天炸响。

我们只有佩服。我们赞美父亲：老窦，你太犀利了！爸爸，你好了不起啊！

我父亲很得意，手里点着大炮头自己得意说，这算什么，我当年在队伍上训练新兵，那都是真枪实弹的，什么危险没有遇到过？有个新兵，手榴弹拔掉拉环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一个箭步扑过去，抓起手榴弹就……砰！啪！！

父亲讲这样的故事我们听过很多遍了。父亲一把夺下那个傻眼了的新兵手里的炸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扔出去，反身把新兵压在身下。炸弹在空中就爆炸了，还没有来得及落到地上。飞溅的弹片像天女散花。

父亲手里的大炮头爆炸了。

这种事情并不总是发生，所以我们都感到很好笑。我们感到好笑，就没有什么心情注意父亲的痛苦表情了。父亲的食指胀得就像大脚趾，父亲的大拇指胀得就像我们的脚脖子。透透明明，像个气球。要是我们被这样大的鞭炮炸了，起码得哭上一个星期，我们还会让家长到学校里去给我们请假，说我们受伤了，我们动弹不得了。我父亲则不然，他不能哭。虽然炮头爆炸，指头很痛，但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应该咬牙挺过去。我父亲假装这只是小意思，脸上露出很不自然的、痛苦的笑容。

鞭炮象征着欢乐，象征着重大事件，很少象征着痛苦，所以我父亲即便痛苦，也满脸笑容。我父亲说，在我们坡脊，放鞭炮最隆重的一次是在黎雷铁路通过我们坡脊的开工典礼上，那次放鞭炮留下的纸屑，积满了厚厚的一层，好像人们撒下的胡椒面。那时候我父亲也还没有搬到坡脊来居住，还在广西灵山的深山野岭里剿匪呢。黎雷铁路是在陕北南泥湾种庄稼的将军王震当铁道司令时搞的，在此之前，王震将军还当过新疆军分区的司令员。我父亲很佩服王震将军。我父亲说，别人都是出生入死打仗打出来的将军，王震在南泥湾种几千亩农作物就当上了将军，真是了不起。

我父亲也想当将军，所以他也去种庄稼。当时，部队跟地方一样也要放卫星。放什么卫星呢？放水稻高产卫星。那时候我父亲的部队属于广州军区，驻扎在粤北韶关。军区副司令员在十万大山视察剿匪事宜时，被土匪的神枪手打掉了一只耳朵。我父亲陪副司令员视察前线，副司令员的一只耳朵丢了，作为部下，他自己的耳朵倒完好无损。他被调回韶关，专门种水稻。

我父亲成份虽然是“贫农”，但他在县城里长大。我父亲的婴儿、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县城里度过。当时的县城说是县城，其实面积极小，我父亲介绍说，整个县城，也就是东街道、西街和南街三条街道，被围在城墙里面。城墙之外，就是大片大片的庄稼。我父亲和他的一杆死党是东街的街霸，整日在城里城外胡作非为，偷鸡摸狗捉鱼捞虾的事情肯定没少干。后来他们都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剿匪，打金门，出事故，死掉了好几个。这些事实都表明了，我父亲其实对于种庄稼并不在行。

我父亲说，那时候的罗州县城，总共不超过五百户人家，就跟一个大庄子差不多，周围全都是农田。水稻，蕃薯，木瓜，来来往往的水牛和鸡鸭。当时也不像现在这样严格区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农民进城做买卖了，他就是城里人；城里人下乡种地，他就是农民。当年我爷爷挑着我大伯，带着我奶奶逃避鼠疫，来到县城，找了一间破房子，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就做了城里人。我爷爷后来一直有一种错觉，以为新社会也像旧社会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想等到城里的混乱局面过去之后，再带着一家几口回城。问题是，要是这样让你来去自由，新社会就不叫新社会了。由此可见，我爷爷对于新社会的认识还停留在旧社会的水平上。他们刚走，县城的老房子就被我人民解放军的后勤部门给进驻了。我二姑跟一个人民解放军跑了。他们说，我父亲一个人，不需要那么大的房子。

旧社会时我爷爷狡兔三窟，乡下有事情，他躲到城里，城里情况不好，他溜回乡下。城里乡下，来去自如。新社会打破了他的这种思想观念落后的美梦。我爷爷刚回到乡下不久，房子还来不及收拾，荒芜的田地还没有开垦，人民政府的工作队就开进来了。我爷爷一家乱乱糟糟的，让工作队的同志看不太明白，摸不太清楚。工作队的同志了解了情况之后，思维出现了严重的短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我爷爷提醒他们说，很简单嘛，除了老婆孩子，我一无所有。于是，他们被划为贫农。“贫农”这两个字十分宝贵，甚至可以说金光闪闪，它成了我们的护身符。这就像“地主”和“富农”这两个词一度成为另外一些人的紧箍咒一样。

以前我填家庭成分时，总是有些得意忘形。张春红和姜红卫的家庭成份是“城镇小业主”。在成份上，他们天然地就比我低了一个层次。我因此多少找到了高人一等的美好感觉。我生不逢时，现在家庭成份已经不重要了。在我父亲他们那个年代，拥有一个像“贫农”或者“工人”的家庭成份，就像现在人们拥有奔驰汽车一样神气。那时候农民，十分光荣，光荣得恨不得要脱掉裤子，光着屁股，在村头村尾走来走去。这种心态跟后来人们拥有了一只手机，风光得想插在额头上一样。由此可见，当时的贫农成份，等值于如今的豪华住宅和高级房车，它们都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财富。

我爷爷的低下革命觉悟使他由一个城镇小业主变成了贫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爷爷这样一个冒冒失失的举动，为我们换来了一个铁打钢造的护身符。

话又说回来。我父亲当时在县城里整天溜出去捕鱼捞虾，打家劫舍，伙同一班街霸呼啸山林，跟农民孩子也差不了多少。农民们在田里劳作，他耳濡目染，也知道个大概。副司令员同志丢了一只耳朵，组织上派他将功立罪，去放水稻高产卫星，实在算得上很幸运。

那时候的情况是，汕头军分区的同志们已经放出一个亩产五千斤的大卫星了。其他军分区的同志们肚子里都憋着一口气，整天策划着怎么赶超汕头军分区。

好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比较安定团结，一说大炼钢铁就大家一起来大炼钢铁，一说放卫星就大家一起来放卫星；好在那个时候，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都变成了纸老虎，对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威胁了。我们人民解放军闲得发慌，于是开始热火朝天地放卫星。

种水稻不是种地瓜，按照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每亩地超过五百斤就是高产了。汕头军分区的同志放了一颗五千斤的大卫星，实在很了不起。中科院的科学家撰文证明了这颗卫星的真实性，着名诗人还特别写了一首赞美诗发在报纸上说：啊，那黄灿灿的稻谷，分明就是一颗颗的土豆……

《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美丽的少女怀抱颗粒巨大得就像是土豆一样的水稻，端坐在像竹子一样高大的水稻枝杈上甜美地微笑。眼见为实，有照为证。《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撰文加以表扬，海内外各大新闻社纷纷转载，称为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贡献，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粮食问题，终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决了。相比之下，美帝国主义白白建立了那么多的科研机构，白白养着那么多光领工资不干活，光吃饲料不下蛋的科学家，整天在实验室和试验田里捣鼓来捣鼓去，屁也没弄出个响来。

由此可见，要超过汕头军分区放出的这颗大卫星，非要使出绝活来不可。

我父亲所在部队的政委同志也不是吃素的。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抽掉了两条“大前门”香烟，喝掉了四暖瓶开水，终于得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先在二十亩良田里种上高产水稻，等到水稻含苞抽穗快要成熟时，再全部移植到一亩地里。这样，水稻收割之后，不就超过汕头军分区的那个粮食卫星了吗？说干就干，解放军战士的战斗力可不是吹的。他们拿出志愿军在上甘岭英勇狙击美帝国主义的大无畏战斗精神来，不到一天，就把二十亩地里的抽穗水稻给拔出来，栽到那亩准备放粮食高产大卫星的特制水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