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再看农村，三年“自然灾害”恶果肆虐，坑苦了人，浮肿病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从乡村到城镇，从平民百姓到机关干部，一个个的都肿起来了。这时候，没人关注病因了，人们需要的是积极寻找一切能吃的、能填饱肚子的食物，活下去！

公社办的食堂早已撑不下去，宣布解散，分粮到户。

可每家人能分到的，不过是几斤麦子，这如何够吃？还有人一拿到粮就哭了，他们上哪儿去找一套完整的家什啊？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一切皆无。想要去国营商店买口锅，先等着吧。几年大炼钢，炼得铁锅成了紧俏商品。而自由市场的铁锅价格，几乎是国家牌价的十倍，农民们根本买不起。所以一口锅，基本得几家人合用。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知道粮食不够吃，也没处逃荒，就开始寻找吃得少，饿不死的办法。结果还真找到了，这就是小球藻。这玩意儿到处都是，人们常常会见到绿色的池塘和水坑，就是因为水中生了小球藻的缘故，原先谁也没有在意。现在经过科学测定，小球藻竟然含百分之四十五的蛋白质，百分之十五的粗脂肪，百分之二十的淀粉及糖类，以及许多动物生长不可缺少的氨基酸和维生素，营养价值不低于牛乳、鸡蛋或豆类，远比稻米、小麦的营养价值要高。

这一下，救星找到了。因为小球藻的生产非常简单，随便找个有水的地方，池塘粪坑都行，撒几泡尿，把含小球藻的绿水倒些进去，太阳一晒，就像游泳池长期不换水一样，不多久这地方就全绿了，小球藻也就培养成功。

由于营养价值高，有人开始称小球藻为水中猪肉、人造鸡蛋了。说它是最高级的人体营养液，用来煮汤和面，好吃得很。而绿水里洒上明矾，使小球藻沉淀、过滤、晒干做成的干粉，更是不可多得的营养精品。所有的肿病医院，都要求大量培植小球藻作代食品，增加病员营养。

小球藻好生产，取之不尽，人吃不完，所以动物也可以享用。报纸上开始介绍，小球藻喂猪比粮食还好，不用煮猪食，舀来就能喂。据说猪吃了，每天长一斤，农民们都称赞说：小球藻，真正好，用它喂猪顶精料，长得快，易上膘，人人称它宝中宝；畜牧场也说，用小球藻喂鸡全下双黄蛋。

只要有了方法就好办，省上开始号召，要展开大量繁殖小球藻的群众运动。一时间，农村工厂机关学校，钵钵碗碗坑坑沟沟都盛满了臭烘烘的绿水，大家似乎又找回了大跃进刚开始时的激情。

可惜好景不长，奇迹终于没有出现。原来小球藻所谓的营养，不过又是一个可怜而可悲的笑话。想想也是，这么好培养的东西如果真有那么高营养价值，人类基本上都可以不劳而获了，想得美。时间一久，没见到效果，人们也逐渐灰了心。

解放初期，四川曾流传过一段顺口溜：“一九五二年，情况大改变。婆娘打男人，手都不敢还。”这本来是说，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翻身得解放，有了地位，男人就不敢随便打老婆了。因为她们可以去妇女干部那里告状，批斗打老婆的男人。要是提出离婚，也很容易获得批准。男女平等的口号让川西坝的堂客们很开心，他们在家中可以和男人平起平坐了，可以参军、招工、当干部了！所以四川男人们很是蔫巴儿了一阵。后来响彻成都、并为某些人津津乐道的“粑耳朵”一词，也从此大放异彩。

可在这饥荒时期，女人们争取的“平等”就让她们遭了大罪，她们要承担同等的社会责任，和男人一样被赶到田里去干重活。

农村已无法自保，对城市的供应便日趋枯竭。一直很有优越感的，吃公家饭的人们，也不得不想尽办法，生产自救。城市里的好些家大型企业与厂矿，基本上都开始自行养猪了。自己喂自己吃，好过农民只有喂没有吃的份。而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一听说要杀猪，那些单位里顿时充满过年的气氛，人人奔走相告，激动万分，跟迎接解放一样。

除此外，城里的种菜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句口号是“低标准，瓜菜代”。人们力所能及地在利用得上的空地上种菜，连人民公园的花园也翻作了菜地。种得最多的，是厚皮菜。这玩意儿不耗肥不择地，生长迅速，剥了一层又长一层，虽没什么味道，填肚子倒是不错。吃到后来，人人倒了胃口。

农业以粮为纲，造成粮食紧缺；工业以钢为纲，也造成了日用品紧缺。最突出的是布票。大人每年一丈五尺，小孩一丈二尺，刚够做一套衣服的。可凡是购买沾棉的东西，都需要用到布票，比如铺盖、被单、袜子等。这么点布票，搞得人们顾头顾不了腚，小孩子们夏天基本光着屁股，冬天便穿着补疤又补疤的裤子，都是哥哥姐姐穿过，又留给弟弟妹妹们的。

就这样，省里还得要求城镇居民节约粮食。到后来，四川竟然连全国城镇人口27斤的定量都无法实现了，只能勉强维持21斤的票准。甚至某些机关厂矿职工只能维持19斤的水平。

四川有一个土话叫“赶场”，类似于北方的赶集，就是人们自发的集贸市场，称之为自由市场。

饥荒年代，自由市场突然壮大。不过，国家在恢复集市贸易时，有明文规定：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副产品只能卖给国家，不许上市；人们在自由市场只许卖自己生产的物品，不许转手倒卖，从中赚钱；集市买卖的价格，应和国营商店的牌价大体相同。

这个规定很好。可市场规律却不理会。

由于物资极度匮乏，物价根本无法控制。国家零售商品的货源只有社会购买力的十分之一，导致国家牌价虽不高，可惜没货。人们手中有钱用不出去，自由市场一开放，物价节节暴涨，特别是国家明令禁止上市的粮食和凭票证供应的物资，高出国家牌价几十倍。

据说，成都近郊的新都县一个鸡蛋卖4元；而青海椒竟然也夸张到论个卖了，每个5分钱。这种小青椒一斤差不多有100个，这得是多少钱啊？惊人的价格使市场管理失控，无以为生的城镇居民纷纷做起了生意，尽管他们的买卖被称为“黑市”、“投机倒把”，是违法的，但人们却趋之若鹜。

人心浮动后，甚至有的国营餐馆也不顾规定卖起了高价，素菜包子市管会规定五分一个，他们则卖一角到两角。

这期间，成都开始推出一种高级点心。其实就是一块面饼，包着红糖做的馅。一元钱一个，不收粮票。一元钱是个什么概念？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20元左右，干部们也不过三四十元。这种价格的点心，称得上天价了。普通市民哪敢问津。

但这天午后，卖高级点心的商店里，来了一位大主顾。这位顾客是个年过半百的男子，看上去挺斯文，穿着整齐，却铁青着一张脸。他掏出了十五元钱，掷地有声对售货员说，买十五个高级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