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江云天和副书记程普正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召集司法部门就矿机厂生产线的索赔问题进行会商。参加会商的还有副市长王良臣，宁康市司法界的有关人士，矿机厂领导和有关技术人员，他们还从省城请来了几个涉外法律方面的专家和律师。

就在座谈会之前，江云天专门到市政府与董伟清进行了一次交谈，以征求他对解决矿机厂生产线问题的意见。让江云天没有想到的是，董伟清对江云天向劳尔斯公司进行索赔的提议不仅没有阻止，反而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说当时只考虑到如何尽快地挽救矿机厂的危局，没有对国外的市场进行认真的考察，没想到在国际贸易中也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欺诈行为。他强调，这件事最深刻的教训是没有组团亲赴德国考察就匆忙作出决定，以致给国家造成这样巨大的损失。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也是惨痛的，我作为一市之长无论如何都难辞其咎。”董伟清很诚恳地说。他表示非常支持江云天向劳尔斯公司提出索赔的提议，他说：“如果劳尔斯公司拒绝赔偿那就只好诉诸法律，不管花多少钱，这场官司我们一定要打赢，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影响，也才能给宁康市人民一个交代！”

董伟清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显得很明朗也很坚定，这与江云天预先的估计有些出入。他原以为董伟清作为引进矿机厂生产线的直接责任人至少会表现出某种犹豫，因为这场官司无论输赢都对董伟清没有任何好处。但出乎江云天的预料，董伟清不但没有犹豫，反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定。这不能不使江云天心里感到有些欣慰又有些迷茫。欣慰的是董伟清没有在这件事上设置障碍，迷茫的是江云天最感兴趣的内容董伟清却闭口不谈，比如他自始至终没有谈及引进那条生产线的背景，他甚至连那个劳尔斯是中国籍人士这一点都没有透露，这让江云天感到非常遗憾。董伟清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这不能不使江云天颇费思量……

关于引进矿机厂那条全自动综采设备生产线的背景江云天已经基本搞清楚了。星期一的晚上他与老同学陈少峰谈话以后，就给飞鹏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吴飞鹏挂了一个电话，所得到的结果虽然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还是感到非常震惊。

那天晚上江云天给吴飞鹏打电话的时候，接电话的是总经理助理安然小姐，这使江云天感到有些意外，但他转瞬又摇摇头无可奈何地笑了。“安然小姐吗？这么晚了还来打扰，真不好意思。我找吴总经理啊！”江云天说。

“听声音您一定是江书记，您好吗？请稍等！”听得出，安然没有一丝慌乱。

少顷，电话里就传来吴飞鹏的声音。“江书记，怎么这时候想起我呀？”吴飞鹏说。

“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

“谁呀？”

“劳尔斯！”

“劳尔斯？你打听他干什么？”吴飞鹏大概感到有些意外。

“干什么一会儿告诉你，我问你到底认识不认识他？”江云天说。

“岂止认识，我们还是兄弟呢！”吴飞鹏说，“他的名字叫吴飞鲲，我叔叔的儿子，劳尔斯是他在德国起的洋名。”

“噢！你是说他是吴副省长的儿子吗？”

“是啊！他从老头子手里弄了几个钱，跑到德国波恩开了一家什么劳尔斯环球贸易公司。你要跟他做买卖可要小心点，他的手黑得很呢！就连我也敢涮！”

“是吗？”

“怎么不是？前几年国内钢材奇缺，工程造价扶摇直上，我想通过他从德国进口一批钢材缓解一下，他满口答应。没过几天他就让我飞往波恩看货，恰巧那几天我有要紧的事走不开。我想既然是自家兄弟，没有必要专程为这事跑一趟德国，就把上千万的货款打到他公司的账户上。可是钢材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直拖了我半年也不见踪影。打电话找不着他，发传真又泥牛入海。我一狠心放下手里的工程就飞到波恩。飞机飞到波恩的时间正是那里的半夜，我雇了一辆出租车，按照我从叔叔那里问到的地址就直奔他的寓所，一下子就把他堵在了被窝里。

我问他，我的钢材呢？他说，你的货款晚到了一步，货主等不及出手了。我又问他，我的钱呢？他支支吾吾说不出长短。我当时就火了，“唰”地就从提包里抽出一把早就准备好的手枪，当着他的面上好弹匣，指着他的脑袋说，你不把我的钱如数吐出来我就一枪崩了你！他知道我真急了，因为上千万不是一个小数。他吓得简直屁滚尿流，答应马上给我筹集。你猜怎么着，原来他用我的钱玩了一手期货，还狠赚了几笔，正准备再玩的时候没想到我突然找上门来。在此后的几天里，我把手枪放在大衣口袋里，逼着他把我的钱连同半年的利息全部电汇回国才罢手。临走的时候，我把那把手枪留给他当作纪念。你大概猜到了，那是一把仿真的玩具手枪……”吴飞鹏说完发出一阵开怀的大笑。

江云天听了吴飞鹏的精彩故事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原来是这样，这就难怪了……”江云天把宁康矿机厂生产线的事简单给吴飞鹏说了一遍，吴飞鹏听了也觉得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他沉吟了半晌才说道：“我看你们索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我那位兄弟比泥鳅还滑，他绝不会承认生产线有问题。我认为只有打官司一条路可走。但这件事必须瞒着我那位叔父大人，否则他不会坐视不管。”

江云天说：“你说得很对，我也有这个担心。好了，不说了，打扰了你的春梦，实在抱歉啊！”

吴飞鹏说：“什么？‘春梦’？哦！明白了。江书记，你可别误会，我和安然可是明媒正娶的合法夫妻。”

江云天有些惊讶：“噢！是吗？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吴飞鹏说：“你没有问过我呀！”

江云天说：“得！这倒成了我的不是了。”

吴飞鹏说：“江书记，最后提醒一句，你可别忘了对我的承诺呀！”

江云天说：“你不要性急，我正在等待一个时机！”

放下电话，江云天的心里就不禁犹豫起来。看来矿机厂生产线的事很可能与吴副省长有关，即便与他没有直接关系，他也不会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吃亏而无动于衷。他知道他所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劳尔斯，在他背后站着大权在握的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吴竞存。

那天，在市长的办公室里，董伟清在给江云天介绍引进矿机厂生产线情况的时候，恰恰隐匿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他隐匿这个情节的目的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要把江云天在不知不觉中推到吴副省长的对立面上，以借吴副省长之手把他置于死地，江云天当然明白这一点。当他离开市政府董伟清的办公室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是吴副省长随时都可能向他祭起手中的法器，一方面是矿机厂数千名职工家属的生活已经濒临绝境。怎么办？江云天不能置数千双渴望的眼睛而不顾……

在宁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关于矿机厂生产线索赔问题的会商正在进行。市委副书记程普向本市和省城来的法律界人士介绍了宁康市矿山机器厂从德国引进的那条生产线的情况，并请大家察看了有关资料，其中包括德国劳尔斯公司提供的德国莱特机械制造公司关于生产线技术指标数据与由省内权威机构和人士签章的试验检测数据的对照资料，以及由副市长王良臣提供的引进意向谈判，还有宁康市政府与德国劳尔斯公司所签署的所有协议与合同文本等资料。

大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以后认为，关于生产线技术指标数据的对照资料是向劳尔斯公司提出索赔或者提起诉讼最有力的证据。而后，参加磋商的一些法律专家对引进生产线的谈判程序与合同中某些不明确的条款向副市长王良臣提出了咨询，因为他是在座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中唯一一个参与了引进矿机厂生产线全过程的人。他们提出的问题主要有：

一、为什么在谈判的过程中没有聘请法律顾问？

二、为什么市政府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德国劳尔斯公司的背景材料？

三、为什么我方没有组团到德国进行实地考察？

四、为什么我方无条件接受劳尔斯公司对设备的报价？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合同文本中为什么没有明确规定双方违约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我方为什么将货款一次性付清而没有留下风险抵押金？我方为什么没有阻止对方技术人员在未完成设备安装调试的情况下擅自回国……

弄清以上这些问题对于我方向对方提出索赔或者提起诉讼都非常重要。

副市长王良臣对专家们提出的问题无法回答。不过他心里清楚，进口这套设备的过程之所以留下如此多的漏洞，归根到底是因为有碍于副省长吴竞存的那张其大无比的脸面。但他不能这样说，因为一旦把吴副省长抬出来，那么就有可能使这场官司还没有开始就夭折，这不符合董伟清的意愿。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大家都期待着王良臣能够对以上问题作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以便从这些细节中寻找对方的一些疏漏，但他却迟迟没有发言，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说实话，王良臣根本就不想参加这个会议，是市长董伟清非让他参加，董伟清还指示他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那么他就不能不说也不能多说，王良臣的处境的确非常尴尬。他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因此他就打定主意少说为佳。

程普见王良臣没有要说话的意思便催促道：“王副市长，你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啊？”

当着市委书记江云天的面，王良臣没有了退路，他只好硬着头皮开口说道：“进口这条生产线的全过程我的确自始至终都参与了，可是这样一项重大的国际贸易活动由我们自己来操作这还是第一次，我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所以造成了如同各位专家提出的那些疏漏。在这方面我作为主要的负责人之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请求处分……”

程普摆摆手说：“现在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寻找对策。请你回忆一下，在整个引进的过程中对方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王良臣思索了一阵说：“我实在想不出对方有什么疏漏，只怪我们头脑简单，他们利用了我们的幼稚……”

程普看了看坐在他旁边的江云天，江云天正在专注地翻阅资料，看来他没有急于要说话的意思。作为这次会议的召集人，程普当然不能让会场冷下来，他继续问王良臣：“最初进口这条生产线的意向是你提出来的吗？”

王良臣说：“不是我提出来的，是董市长根据矿机厂的实际情况提出的。”

程普又问：“那么最初是谁通过什么渠道选定与德国劳尔斯公司做这笔买卖呢？”

王良臣心里很不是滋味，仿佛自己被置于被告席上，但他不能不回答。

“我是按照董市长的指示，以市政府的名义向德国劳尔斯公司发出邀请的。只是听董市长说过一句，好像是由省外贸厅的什么人从中介绍的，具体我说不清。”

说着，王良臣的额头还是渗出了些许紧张的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