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河的柔波与水草

二十四岁，徐志摩开始写诗，因为他爱上了林徽因。

在张幼仪来英国之前，他便认识了这个令他心醉的女子。那时，她只有十六岁，梳着两条纤细可爱的发辫，当徐志摩和张奚若来拜访她的父亲时，她差一点叫他们叔叔。

她的父亲，便是国内政治名流林长民（字宗孟，自称双栝老人）。梁启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时，林长民为司法总长。段祺瑞辞职后，1918年12月，总统徐世昌任命林长民为外交委员会事务长，1919年，林长民又在民间外交团体国际联盟同志会担任职务，于1920年春，携女林徽因游历欧洲，后暂居伦敦。在随后召开的伦敦国际联盟会议上，狄更生为会议主席，而林长民，则在会上发表讲演。

徐志摩出席了那次会议。因而，他在林长民的介绍下，得以与狄更生相识。林长民清奇俊逸，狄更生慷慨风趣，徐志摩聪慧热情，三人的吃茶相聚，自是快乐愉悦时光。林长民和狄更生，也成为徐志摩亦师亦友的知己良朋。

认识狄更生，给他的命运带来了转机。彼时，他正为错失罗素、退而求其次所学的专业而苦恼，在狄更生的帮助下，他成了剑桥大学的一名特别生，可随意选科听讲。

自此以后，他笔下的康桥——剑桥大学，与他一生最美的时光，连在了一起。

我在美国有整两年，在英国也算是整两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龈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

——（徐志摩《吸烟与文化》）

美丽的英格兰小镇，一条康河穿流而过。康河的柔波和水草，在他心中眼底，是温柔女子的笑靥眼眸，让他沉醉，不能自已。

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徐志摩《吸烟与文化》）

康桥，是他一生无与伦比的至美天堂。这段时光，他是富足的王子，也是忧郁的奴役。优雅迷人的林徽因，似乎执掌了这一切，他对康桥的热爱与感伤，都与他彼时爱着的女子，有着不绝如缕的联系。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徐志摩《再别康桥》）

他一生最著名的作品，也与康桥有关。而今，很多人深情款款朗诵《再别康桥》时，他们只知这是徐志摩对康桥的不舍与留恋，却不知这不舍与留恋中，是一个女子给予他的浪漫与伤感。

他在康桥的那个春天，我们不知道故事的细节，却知道他爱上了林徽因。因此1921年那个绝无仅有的春天，便无端笼上了美丽的轻愁。

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虽则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睥睨吗？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微细最神妙的春信。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彼时，他在剑桥，林徽因在伦敦。每天清晨，他都借口去理发，穿过沙士顿的街道，去理发店对街的商铺给她寄信。这样的日子不知道持续了多久，也许直到“明小姐”来家后他与张幼仪爆发了争吵，最终不辞而别离开了沙士顿。

康桥的生活之于徐志摩，是他精神世界一生的尊享。他这样描述：“在康河过一个黄昏是一服灵魂的补剂。啊！我那时蜜甜的单独，那时蜜甜的闲暇。”心似蜜甜，是因为心中盈满了爱意轻愁。也许可以说，这是爱神第一次光临徐志摩，第一次，一场柏拉图式的爱情盛宴，汹涌着狂乱的诗情，温柔又霸道地占满了他的心胸。

自然，一代才女林徽因，也值得他身不由己地沦陷。

“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这出自《诗经·大雅·思齐》中的句子，据说是林徽因名称的由来。她本名徽音，“徽”为美德，“音”为声誉，父亲林长民希望她既有贤良美德，又有才华美誉。后来，恰巧沪上一位名叫林微音的男作者，常与她在同一家刊物发表文章，为了区分，于是她改名林徽因。

她比徐志摩小八岁，1904年出生于烟柳画廊的人间天堂杭州。林长民在北洋政府任职时，她随父迁居北京，就读于北京培华女中。林长民学贯中西，“善治事、善辞令”，尤其注重教育，因而林徽因受父亲的熏陶和影响，自幼便在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领域显露聪慧灵敏的艺术才华。

她的美国友人费慰梅后来这样回忆她：

当我回顾那些久已消失的往事时，她那种深邃而广博的敏锐性仍然使我惊叹不已。她的神经犹如一架大钢琴的复杂的琴弦。对于琴键的每一触，不论是高音还是低音，重击还是轻弹，她都会做出反应。或许是继承自她那诗人父亲，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全部气质。

——（费慰梅《回忆林徽因》）

随父游历欧洲时，她正值二八芳龄，已出落成才貌倾城、温婉迷人的女子。一个有着艺术家全部气质的林徽因，在她最好的年华，徐志摩邂逅了她。

他自此为她意乱情迷。因为有爱，康河在他眼中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那星眸般的柔波和水草，新来初啼的一只画眉，草地上第一朵小雪球花的盛开，都成了最动情最温柔的符号。

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富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分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的耳边私语。“春！”你那快活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尽管他已娶妻，已是一个两岁男孩的父亲，而林小姐，却是一枝未染烟尘的素净水莲，可他管不了自己的心，不顾一切地狂热追求她。爱情，把他变成了诗人。

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

——（徐志摩《猛虎集·序》）

他西方式浪漫诗人的激情，也曾像一缕初春的艳阳，在林徽因的心底蒸腾起一片绮丽的烟云。她被他的痴情感动，甚至迷恋这个男人带给她的浪漫感觉，因此那段时间，她与徐志摩接触得很频繁，并在他的影响下写诗，读拜伦，研究文学。

但她毕竟只是情窦初开的少女，面对徐志摩越来越炽热的情感，她困惑而慌乱，不知如何安放这个已婚男子对她的恋情，于是她将徐志摩写给她的情书，交给了父亲。

当蔚蓝爱上碧绿

林长民与徐志摩，彼时形同知己。林长民除了政治名流的身份，还有着闲云野鹤般的名士风范，曾写下“万种风情无地着”这样引为自豪的诗句。他比徐志摩大21岁，算是一段忘年交。他们的相遇，是才子间的欣赏和相惜。关系密切的程度，可用一件趣闻来佐证。他们曾有过一段“情书游戏”，林长民扮作已婚男人，徐志摩扮作已婚女子，二人以情侣的身份，互写情书诉衷肠，共同感受“万种风情无地着”的情调。

情书游戏倒无伤大雅，但这小友居然对自己的女儿用情，便再也不如游戏那般有趣。徐志摩已有妻室不说，他的妻兄张君劢更是自己多年的好友，无论从哪一方面考量，一向民主的林长民都无法应允。因此当林徽因据实以告，他委婉地给徐志摩写了这样一封信：

志摩足下：

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

兄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然而，对于此时的徐志摩来说，这样含蓄的提醒已然太迟。没有什么可以抵消爱情的美好感觉，彼时，那个春天一样明媚的女子对他也颇有好感，这一点胜过了一切。他以为他们之间唯一的阻碍，是他已婚的事实。于是，他义无反顾，要与张幼仪解除七年的婚姻。

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却不知道此时的林徽因，已萌生了退意。她无法让自己成为第三者，不能接受一桩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爱情。

这与林徽因的成长经历有关。她的母亲何雪媛是父亲的二姨太，因种种原因在林家备受冷落。林徽因八岁那年，林长民又娶了一房姨太太程桂林，并让程氏以及程氏所生的五个子女住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却将后边一个偏僻矮小的房间，拨给林徽因和母亲居住。好在她冰雪聪明，才貌双全，才终于在同父异母的弟妹中，赢得了父亲的宠爱。

这一直是她心底的隐痛，徐志摩却并不了解。真正了解她的还是梁思成。多年后梁思成向费慰梅提起这段往事，替妻子林徽因道出了心曲。

思成亲口对我说，不管这段插曲造成过什么其他的困扰，但这些年徽因和她伤透了心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到离婚就恼火。在这件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她自己却要去代替她的位置。

——（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

于是1921年夏，像天空飘过的一朵云，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匆匆结束了伦敦的行程，离英回国。

这算是委婉的拒绝，林家父女对这桩情感纠缠的态度，已不言而喻。彼时的徐志摩，一定失意而痛苦，但他的心已是勒不住缰绳的野马，他无法回到最初，继续维持了无生趣的婚姻，于是他宁愿离家出走，并执意与张幼仪离了婚。

当初，他将离婚的想法告知梁启超时，恩师曾劝他“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并晓之以理：“弟之此举，其于弟之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徐志摩此后的经历，被梁启超不幸言中。“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他不仅没有恒久的幸福快乐，还在困扰烦恼中英年早夭。但谁也不知道这会是最终的结局，因此徐志摩给梁启超回信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转引自胡适《追悼志摩》）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这句话，应是狂热与失意之后，内心渐趋清醒的表述。对林徽因，他有了理性的期待。因此解除婚姻枷锁，是追求林徽因的最后一搏，更是他“求良心之安顿，求灵魂之救度”，所注定要完成的仪式。

于是，尽管他怀着一腔热望，仍然理智地将林徽因在他生命中的出现，视作了美丽的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徐志摩《偶然》）

这首诗，是林徽因随父归国后，他对这段情感的惆怅总结。他们之间的相逢，是云与水的映照，是瞬间的怜惜与欢喜。他一生所经历的女人中，林徽因是一缕奇异的风，一片奇异的月色，是他唯一灵魂之伴侣，但他们之间的交汇，是月光与沧海的相拥，是最近也最远的距离。

没有了林徽因的康桥，再好的情怀都难免索寞，于是1922年8月，徐志摩也离开了欧洲，启程回国。

1916年爱国将领蔡锷（字松坡）离世后，梁启超等人为纪念蔡锷，筹建了松坡图书馆。徐志摩回国不久，便在梁启超的推荐下，进入北京松坡图书馆第二馆，担任英文秘书。

他终于又见到了林徽因，这是自一年前英国离别后的再度相逢。此时，他已离异，恢复了自由身，他满以为对于这份情感将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生，但让他措手不及的是，林徽因已有了梁思成。

这个消息令他心灰意冷又万分沮丧。若换作别人，也许他有勇气横刀夺爱，却偏偏，这情敌是梁启超的公子。

1923年北平的春天，不再是两年前剑桥的春天。“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将心底那一份切切的情感，一再掩饰和收敛，留在诗行间去倾泻。

这颗赤裸裸的心，请收了吧，我的爱神！

因为除了你更无人，给他温慰与生命，否则，你就将他磨成齑粉，散入西天云。

——（徐志摩《一个祈祷》）

他忙碌地出席各种沙龙集会，在清华大学等学府做新诗讲演，与胡适、闻一多等人创立了“新月社”，加入由沈雁冰、周作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忙碌，让他暂时忘却了思念。

直到1924年春，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他们才又一次像白云掠过湖心，有了短暂的接触。

泰戈尔是徐志摩最崇敬的诗人、文学家。早在1913年，泰戈尔因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此奖项的首位亚洲人。1923年，在梁启超、蔡元培、林长民等人创办的中国讲学社的邀请下，泰戈尔于1924年4月12日抵达中国访问。徐志摩负责联络、翻译，林徽因担任副翻译，两人一起负责接待事宜，照顾泰戈尔在中国的生活起居。

当华发长髯的诗人在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搀扶下，走上北京天坛演讲台的那一刻，这幅和谐温暖的图画，让多少人为之惊羡。

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李欧梵《浪漫一代》）

在这对青春碧人的陪伴下，泰戈尔四处发表演讲，并逐一会晤了中国的文化精英，当时的报刊媒体铺天盖地都是泰戈尔访华的消息。5月8日是泰戈尔的六十三岁诞辰，徐志摩召集新月社成员，将泰戈尔的《齐德拉》赶排成戏剧，在泰戈尔的生日庆典上演出。在这出爱情剧里，徐志摩饰演爱神玛达那，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也许，他们演的是彼此飞鸿掠影般的心灵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