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骨尚未经过人工处理，又在麻袋里闷得久了，打开之后一股恶臭，熏得我翻肠倒胃，险些呕吐。我奔到门外喘气，他追过去，满脸得意地告诉我，为得到这个头骨，他一个人喝下去三瓶青稞酒，还吃掉了一小截用生牛血灌制的血肠。他说，同去的报社同行都想要这个头骨，可最后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因为除他之外没有人敢碰那种血肠。有一个搞美术画家的硬了头皮咬一口，结果吐得翻江倒海，藏民朋友很不高兴。

他说到这里，我已经忍不住，跟着也吐了。他没想到我的反应会有这么激烈，连连道歉，又奔回房间里，把那个腐臭的头骨搬到楼梯杂物间暂存。我说这不行，要是臭味漫溢开，全楼的邻居都会提抗议。他想了想，就把头骨搬到水房里，拿洗脸盆打水往上冲，再拿刷子刷，一遍又一遍，直到鼻子凑上去闻不到异味。然后他拿一把小刀，在水房里蹲着，把头骨缝里残存的肉屑剔得干干净净。这还不能最后算数，他说，人家告诉他了，如果没有特制的药水来保养，那就放在大锅里煮，煮透了，日后就不会发臭生虫。我说这么大的头，这么长的角，哪有合适的锅来煮？他就笑，让我别管，他自有办法。

他的办法再简单不过，半夜潜进我们单位的食堂，拿熬粥的大锅烧开了一锅水，把牦牛头骨侧着浸下去，先煮左边一半，再捞上来，煮右边一半。我在旁边看着他忙，一边提心吊胆，生怕有人闯进来拿个正着。他煮完头骨，我用碱水把那口锅仔细涮了三遍。第二天早上去打粥，我仍然是做贼心虚，眼睛不敢往那口锅里看。打到粥之后，我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没有闻出可疑的异味。纵然如此，那盆粥我还是吃不下，偷偷拿出去倒了。

打理干净的牦牛头骨真的很漂亮，弯弯的牛角在生命死寂的时候还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想像这牛当初活着时，又会是怎样的威风和霸蛮！

骆京生一直在琢磨怎么把煮过的牛角弄出光泽来。刷鞋油，涂清漆，还是打蜡？他准备把他这个伟大的战利品用来装饰新房子。他说，可惜这牛角不是最完整，左边的角缺了一个尖，也不知道是牛活着时打架打折的，还是死了之后被人割头时不小心碰坏的。他说他在西藏时就已经跟一个藏族朋友预约过了，让人家得空时帮他寻摸一副更好的，完美无缺的，下次他再去西藏，把那个好的带回来。他一边拥着我，亲我的眼睛，一边含糊不清地说，他一定还会去西藏的，西藏太伟大了，那不是人住的地方，是仙境，是天堂。他一定一定还会去的。

他问我：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也许吧。我说。我又说，这不是能够由我自己决定的事。

机关的工作重心就是材料。起草材料，打印材料，校阅材料，宣读材料，学习材料……循环往复，永远都没有结束的时候。材料统治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也彻底被材料武装了头脑。我们说话使用的是材料语言，思考遵循着材料中的思想，下班后延续着上班写材料的习惯，就连呼吸都会喷出材料的气味。在堆积如山的材料的包围中，我们面色苍白，皮肤干燥，头发脱落，吐气污浊，目光恍惚，语言无趣。我们一天天地疲惫和厌倦，僵化和衰老，封闭和狭隘。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那些有限的文字，纲举目张，先提论点再作论证，三段式四段式，观点鲜明举例鲜活，结尾拎起来，激情洋溢鼓舞人心……如果领导首肯同事欣赏，我们会神志飘飘如饮甘泉。我们在辛苦的劳作中等待表扬，等待升迁，等待加工资，分房子，等待头儿退休之后能作替补，也等待有机会外放一任然后重新杀回。

我们是一群为材料活着的人。

中午在办公室休息时，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大概是从大街上的电话亭里打过来的，背景声异常嘈杂，我听到了一个北京大妈骂人时爆豆般的一串词儿，两个孩子打架的哭声，汽车发动机的轰鸣，甚至还听到了稍远处摊贩卖东西的吆喝。

“我在北京。”他平静地说了这么一句。

我的心里有轰隆的一声爆炸。接下来，我再也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了。我听见了也跟没有听见一样，因为我的大脑成了一个旋转的陀螺，一边飞速地转动，一边又像羽毛一样随风摇摆，轻轻地飞升。我的拿话筒的手在发抖。我的整个人都在发抖，肌肉和骨节簌簌地摇动。

我要见你。我说。

他温和地告诉我，恐怕来不及了，他已经到了火车站，火车就要开了。

我想要见你。我哽咽起来，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睛。

他说他其实昨晚来看过我了，他没有上楼，就站在街对面的屋檐下，看我宿舍里的灯光。他说我穿着一件黄色的毛衣，头发有点长，扎在脑后，不是全部扎起来，只扎了头顶一部份，下面是披着的。这种发型很适合我，清纯，又不张扬。别的我没有什么变化，好像胖了一点，也可能是灯光的原因，灯光底下看人总有点虚幻。

我不能不见你一面。我泪眼模糊地重复这句话。

我还看见了你的男朋友，他说，也是隔着窗玻璃看见的。他的个头真有那么高吗？好壮实的一个小伙子！他看上去很爱你，对你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笑，说明他心地纯和，天性快乐。我很放心，感觉你们会很幸福。我真的是盼望你能够幸福……

我想见你……我听不见他说些什么，也不要听。我放下话筒，不顾一切地奔跑下楼。一口气奔到街口车站，忽然想起皮夹子没带，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全身的汗水哗地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头昏脑胀，几乎再没有走动一步的力气。我挣扎着回到机关，在门口找传达室的大爷借了一辆破旧自行车，骑上去，嘎啦嘎啦地往火车站的方向蹬。我平常很少骑车，技术生疏，一路上歪歪扭扭频繁出错，车轮划着弧圈，龙头不长眼睛，还忙***错闯了两次红灯，引来抱怨和咒骂声不断。我不敢解释也不敢回击，生怕一不留神又出更大的错误。我摔伤了自己没有关系，摔坏了这辆破车也没有关系，只要能赶到火车站。我只求在火车启程之前赶到车站。

可是我还是迟了一步，南下的火车在我的视线里鸣着汽笛飞驰出站，留下灼热的车轮和铁轨磨擦的气味。

春节，我母亲带着我妹妹到北京来玩。母亲大概接受了上一年春节的教训，不愿意跟她的亲家争我哥哥在大年三十的归属，干脆出门，眼不见为净。

母亲没有来过北京，下了火车就冻得脸红鼻子肿，一个劲地抱怨北方的寒冷。可是等她到了我的宿舍，在烧得发烫的暖气片旁边安顿下来，喝过一杯热茶之后，态度马上又变了，直夸北方好，北方的冬天才是人住的地方，暖气多舒服啊，棉袄都不用穿，脚趾头不会冻得疼，做家务手能够伸得出去，晚上睡觉筋筋骨骨都能抻得开，多好，多好啊。

骆京生把我叫到一边悄悄说话，他说怎么办呢？你妈妈好像坐下来就不肯再出门边了，中午吃饭怎么办？总不能第一天就带她吃食堂？要不我到对街饭馆炒上两个菜，拿饭盒装回来？我说这样最好，你快去吧。

骆京生炒回来的菜，一个是熘肝尖，一个是熘肉片。我母亲吃饭的时候就问我，北京人是不是做什么菜都要勾芡粉，弄得粘乎乎的，才算是好啊？我答不出来。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没有上过几次馆子，熟悉的都是食堂里常做的几个菜。骆京生也不懂，他家里虽然是高干，在吃饭问题上比老百姓还要不讲究。

骆京生本来跟我商量好，让我母亲和妹妹住到他新分的房子里面去，反正床是现成的，临时铺上被褥，一点不费事。我母亲不肯，她说我们家乡有句老话：住人家新，一世还不清。别人家的新房子万万住不得。骆京生只好骑车赶回家，扛上他们家的一张折叠式行军床，再骑车送过来。寒冬腊月，他这两趟车一骑，头发根根里都冒汗气。我母亲就喜欢，说他脾气好，勤快，听话。她一点儿都不知道骆京生在我面前的刚愎自用。

母亲带来了她新做的一件深蓝色织锦缎的棉袄，准备在骆京生妈妈请她见面吃饭的时候穿出去。母亲先在我宿舍里试装，穿上棉袄后到处找镜子看，还埋怨我，怎么连个像样的镜子都不买？她偏着脑袋，转前转后地打量自己，问我怎么样？穿到我婆家去，不会丢我的脸吧？母亲在思想上已经认可了骆京生这个人，口口声声把他的家称作我“婆家”。母亲还喜滋滋地说，要是我婆婆也喜欢这种中式锦缎袄，她可以回老家替她做一件，邮过来。“算我送她的礼。”她说。

我母亲身材苗条，皮肤细白，眉眼清秀，穿这样一件深蓝色的合体缎袄，真能够称得上风姿绰约。

母亲还带来了一些家乡土特产，上门时可以不空手，比在北京现买礼物来得更诚心。那些吃的东西体积大，份量又重，难为她和我妹妹千里迢迢背过来。

天太冷，风又大，出了门脸冻得像刀割。云层低垂着，阴霾很重，看样子像是要作下一场大雪。北京的冬天也实在没什么意思，走在东西长安街上，打眼一看，四处都是灰灰的，旧旧的，方方正正古古板板的，连常绿的松柏冬青什么的都蒙着厚厚一层土，不见丝毫生气。母亲只去了一趟天安门，回来就说够了，知道北京是什么样了。转天她哪儿都不肯再去，就坐在家里等，等骆京生母亲请她上门会亲家。

一直等到正月初五，没有任何动静。骆京生倒是天天来一趟，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请母亲去认认门的意思。母亲很恼火。我也很恼火。母亲连带着对整个北京城都有了看法，认为这样大而无当的城市根本不是过日子的地方。她动员我想办法调回省城去。她告诉我，我父亲有个老病人，这人的儿子在省委做事，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找他帮个忙，像我这样的大学生，调回原籍没问题。我妹妹插嘴说，那我姐夫呢？他怎么办？母亲的神情很肯定：骆京生要是真爱你姐姐，他就会愿意跟她走，到南方生活去。

说完了这句话，母亲和妹妹一齐望着我，像是突然间都被这个念头吓住了似的。

我三十岁的那一年，妹妹的第二个孩子过满月，我回家去吃满月酒。我妹妹跟她的体育老师结婚之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动不动就脸发紫，嘴发绀，在上海住了一个月的医院也没有能看好，基本上是废人，所以妹妹被准许生二胎。他们两口子过得不容易。

母亲临时住到妹妹家里去帮忙，主要任务是照料月子里的小外孙。母亲在医院工作半辈子，简单的医学护理常识都能懂，侍弄一个婴儿应该说是很有经验的。那孩子生下来就挺乖，吃饱喝足了便睡觉，小脸睡得红朴朴，睡梦中小嘴巴不停地动，偶尔还咧嘴笑一笑，让人怎么都看不够。

母亲看我趴在摇篮边一眼都不肯眨的样，叹息一声说：“你怀的那一胎要是能生下来，现在都能够帮我递鞋拿毛巾了。”母亲还说：“骆京生那个小伙子，猛一看人高马大，隆鼻阔嘴，是个福相，细看呢，耳朵太薄了，不说别的，跟他那张脸庞就不称。人的命，天注定啊。”

我妹妹牵着她那个有心脏病的大儿子，一脸幸福地走过来，责备母亲不该说那些讲迷信的话，平白无故惹我心里烦。母亲振振有词地反驳她，怎么是迷信呢？凡事都是有兆头的，那一年我们在北京，骆京生他家连请我见个面都不请，那就不是个好兆头。做人是不能做得那么绝的。

母亲一直惦记着那件事。年老了之后，她更是喜欢话说从前，有机会就要把古年八代的事情翻出来，说了又说，一点没有意识到她语言中的重复率有多高。

已经一年多了，他的妻子，那个幸运的娃娃脸的女人，她的肾病没有丝毫的好转，却也不见太多的恶化。她可怜的生命就像拧断了发条的钟摆一样，停留在某个时间，静止不动，成了一个无用的摆设。

我无着无落。生命是轻飘飘的，庸常和无趣的，是千篇一律的重复和日复一日的幻灭。机关生活磨去了我本来不多的一点棱角，大学时代的激情和向往早已经烟飞灰灭。很多时候，我默默地龟缩地办公室的一角，听老大姐和老阿姨们谈论物质的涨跌，谈论夫妻间性生活的频率，儿女的学业和公婆的怪癖。偶尔我也会跟着干笑几声。我必须附合着去笑，表示我对她们的话题饶有兴趣，否则我就被这个集体排除在外，永远溶入不了机关的角色。

夜里，独自躺在宿舍的小床上，我的双手会不由自主地伸进内衣，抚摸我自己的身体。我的皮肤是光滑柔软的，油脂一样腻手，而且起伏有致，连绵不绝。我的手心所到之处，肌肤会有反应，睡醒了一样地伸一个懒腰，而后举目四顾，微笑或叹息。有时候它们会轻轻地波动，风吹池塘泛出的涟猗一样。如果人的皮肤上能长出花朵，我相信我身上长出的会是莲花，粉白的颜色，蜡一样光滑的花瓣，水滴在花蕊中珍珠一样凝结和滚动。

最后，我的双手总是停留在小腹上，绝不再往下探索挑逗。我不想那样。我不能够。在我当年的意识中，做那样的事情是可耻的，令人羞惭的。如果被我的母亲知道，她会对我失望之极，也鄙薄之极。

我会想到他，也会想到骆京生，偶尔还会想到唐仁，袁小圆。我把他们排起队来，打量和比较。要是只能够从中挑出一个做我永远的爱人，我更愿意要谁？结论总是肯定：是他。对于别人，哪怕是骆京生，我的爱恋始终停留在表层，从没有铭心刻骨的认识，没有血肉相会的交融。只有对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灵魂和肉体可以同时到达，舒服到丝丝入扣。

夜深了，城市却永远没有安睡的时候。电车的轧轧声每过半小时就在不远的街道上响过一次，先是远远地晃过来，车轮转动中带着城市特有的喧声和喘息，在街口站台缓缓停下，刹车声是沉闷而迟钝的，睡意朦胧的，听上去有梦呓那样的感觉。稍停片刻，梦醒了一醒，车门巴嗒巴嗒嘴，又挣扎着继续往前开去，摇摇晃晃越走越远，被城市中不可知的黑暗吞没。

电车过去之后，遥远的市声再一次潮水一样泛滥上来，充塞了耳膜，脑袋里便有嗡嗡的轻响，这时候，我会惊讶一个城市的精力怎么会如此充沛，日夜喧嚣都不觉疲惫。小街上骑车的行人总是通宵不断，先是下夜班的厨师，服务生，营业员，护士，再是上早班的锅炉工，早点店老板和伙计，菜场的屠户和摊贩，流水线上的作业者。他们在深夜的街道上弄出来的每一个动静都是不同凡响的，带着城市主人的豪气和张扬。他们有时候会自顾自地哼几句小曲，有时候会大声地吐痰，醒鼻涕，咳嗽，还有时候互相碰了面，老远就高起嗓门愉快地招呼，聊几句天气和身体之类的套话，再匆匆分手。夜晚的凉风会把他们的话语传出很远，有了跟一条街上的街坊邻居共享信息的意思。只有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总以为白天和夜晚没有区别，家里和家外没有区别。他们是一群快乐的人，知足的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呢？风掠过屋顶会有啼哭一样的呜咽；蛙虫的鸣叫是断断续续，神经质一样；露水很重时，滴在屋檐的声音有点沉闷；花朵开败了坠落在地，噗地一声溅起轻灰；偶尔会听见树枝莫名其妙地折断，嘎啦地一响，让人的心跟着掉入深渊。

……

无边的暗夜。无穷无尽的暗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