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在我的体内回旋和呼号。我又感觉风在我的身体外，我被气流整个地裹挟到了半空里，陀螺一样发疯地转。我拼命地把身体往上抬，要靠拢他，贴紧他，死命死命地裹缠他。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上努力，要从白茫茫的空蒙中，从无边的绝望中挣脱出来，让巨大的快乐包裹我，淹没我。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他的脸，只知道我攀附在一个坚实的物体上，我也让这个物体吸牢了我，我们彼此都在吸引和榨取。然后，在幸福猝不及防地降临之后，在我们因为承受不住幸福而不由自主地颤抖之后，我们仍然紧抱在一起，久久不肯分离。

那天晚上他认真地问了我一句话：好吗？我回答说好。他点了点头，说，真的是好，比我想像的还要好。他抓过我的一只手，放在他的额头上，祈祷似的，用这样的动作感谢我。

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忙里忙外的，帮他洗衣服，帮他把凉鞋涮干净，准备明天拿到街上去，看能不能把找人把鞋带和鞋帮子缝合起来。我们带着的钱不多，买新鞋就要超支，回程的费用会成问题，所以能省则省。那件浸水之后四处掉色的衣服，我准备帮他扔了，因为他穿过一次之后，皮肤上就总是留着衣服染料的颜色，怎么洗都洗不掉，怪模怪样，我看见了就想笑。我还怕那件衣服放在旅行包里会成为污染源，染花了别的衣服，那就更不合算。

我承认了骆京生是我的爱人。我已经开始依恋他了，一心一意地把自己交给他了。有性之爱和无性之爱完全不一样，爱情落实到身体，就像种子落回了大地，有了水，有了养份，有了温度，是一种死心塌地的归附。

我写信告诉母亲说，我肯定怀孕了，月经已经两个月没有来了。

母亲回了信，对我怀孕的事情没有太多的惊喜。我嫂子刚给她添了一个孙女儿，估计她那一阵子忙得昏头昏脑，没有精神再来为我操心。但是母亲给我列了一个很详细的菜谱，嘱咐我每天一定要吃多少克的肉食，多少克的豆制品，多少克的主粮，多少克水果和蔬菜……那张菜谱我只扫了一眼，就扔到了不知哪里。在医院工作过的人，对营养和卫生方面的事情总是认真到了迂腐，她老人家就没有想想，我一个顿顿饭吃食堂的人，哪里有可能把饭菜的总量精确到以“克”来计算。

单位的老大姐们预测我会生一个女孩，因为怀在肚子里的女儿会打扮妈妈。我怀孕之后不但没有太大的反应，反而一天比一天唇红齿白，明艳照人，自己都觉得自己神清气爽，漂亮了许多。

我问骆京生，要是生女儿，你会喜欢吗？他回答我说，就是生个青蛙，他也会喜欢。我立刻捂他的嘴，怕他说了这话之后，我生的女儿真会像青蛙。

在营养问题上，他是个虔诚的肉食主义者，认为北京的酱牛肉最好吃，所以每天都给我买一包酱牛肉。我们没有冰箱，食品没法存放，我吃不完的牛肉总是他包圆，我一天天地看着他吃得腮帮子鼓起来，腰围粗起来。他营养太好，精力充沛，又不敢碰我动我，怕伤了我的胎气，急得脸上生痘痘，一颗接一颗地生，红，有时候还肿，有小米粒样的脓头，像那些十七八岁发育期的小男生。

七月，骆京生要二进西藏，替一家外文画报社拍一些关于天葬的照片。我不知道他的摄影技术是不是真的好，他总是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他这个人的自信是骨子里的。

本来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去西藏，因为我怀孕，这一回肯定是不能结伴成行。他最惦记那个牦牛角，他的藏族朋友曾经答应了帮他寻摸一个最大最完美的，他认为他这回去了能够带回来。他说藏族人说过的话能算话。

等我带回了那个牦牛角，他说，我们就搬家，搬到报社的宿舍去。用牛角装饰的房间多别致啊，那是我们的镇家宝啊。他一边咔嚓咔嚓地试着长长短短的相机镜头，一边用他的宝贝牛角诱惑我。然后他扬起脸，让我帮他挤掉下巴上刚出来的痘。我说脓头还没有长出来，挤着会疼。他说没关系，男子汉死都不怕，还能怕疼？他说还是挤掉了好，别让朋友看见了笑话他，他可是个有老婆的人。

他坐着，扬着头。我站着，叉开腿，身子低下来，把他的下巴搁在我的两乳间。我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两面夹攻掐他那个痘。痘很硬。痘痘周围的皮肤都发硬。他闭着嘴，用鼻腔的声音说，你用劲，用劲。我一用劲，痘痘啪地一声破裂了，流出一滴发黄的血，还有一颗粟米样的红兮兮的小肉粒。他走到镜子前看他自己的狼狈样，撕一片卫生纸贴在流血处，说，好了，没问题了。

骆京生走了一星期，我早晨起床，发现自己内裤上有血，小腹也隐隐地疼。我请了假去医院，医生检查了一下，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怀孕？我点头。医生说，别紧张，有一点流产先兆，问题不大，注意情绪，控制活动量，熬过这段危险期就好了。

我下床，谢了医生，按处方单拿了一点保胎药，慢慢地走一站路，回单位。路边人家的收音机开着，声音放得很大，是才旦卓玛的歌：《翻身农奴把歌唱》。我想起了骆京生，不知道他此刻是在工作呢，还是跟人家喝酒话旧，抱着他那个新得的牦牛角傻乐呢？

晚上照例很热，我只穿胸罩和一条三角裤睡觉。单位里的老大姐们也说，怀孕的女人是特别怕热的，大概因为体内多出一个人呼吸和排泄的缘故吧。骆京生走之前，从他家里给我拿来了一台很旧的电风扇，开起来风不大，响动倒很大。我整夜地开着风扇睡，汗水还是把我的皮肤淹透了，肚皮上长出一片片褐色的汗斑，能看出泼墨山水画的味道。我想，要是骆京生看见了，拍一帧照片下来，说不定还是一幅惊世杰作。

半夜里热醒了，我坐起来，用枕边的毛巾擦汗。擦到一半时，我突然停住了，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熟悉，非常非常熟悉，无论是擦汗用的毛巾，还是毛巾在皮肤上移动的记忆。我坐着，发愣，想起我第一次享受***，完了之后汗流浃背，他把毛巾搓软了之后替我擦身下的血，擦身上的汗，也是在这样一个空气滚烫到点火就着的夏天。我还记得当年我的紧张和疼痛，记得他缓慢而小心地进入我身体的一刹那，我又想要抓紧他又想要推开他的奇怪表现。我一点儿都没有想到爱情需要用疼痛来做垫付，我表现出来的身体语言跟我主动要求的初衷完全不相吻合，以至于他因为舍不得我，差一点半途而废。完事之后，他用毛巾拭擦我的身体的时候，我忍不住地哭了，一边哭一边向他诉说我的快乐。实际上，那一次我的身体还在沉睡，似醒非醒，快乐来自身体之外，是心和魂的愉悦。

我坐在床上，膝盖屈起来，毛巾摊开在膝盖上，然后我把整个面孔埋在毛巾里。两秒钟之后，我的眼泪流出来。我没有什么好哭的，就是想要哭一哭。无论什么时候，眼泪总能令我全身打通，无比欢畅。

星期一上班，处长走到我的办公室门口，探头看看，对我招一招手。我不确信地问他，是叫我吗？他点头说，是叫你，请你来一下。

我出门之后，他拍了拍我的肩，一声不响往前走，不是到他的办公室，是到楼道尽头的小会议室。处长是个严肃的人，他从来不跟下属们有任何的身体接触，所以我被他拍了肩膀之后，心里就咯噔地一下，有了疑问。

小会议室里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人，脸熟的是我们单位的，脸生的是骆京生报社的。在我进门的那一刻，他们齐唰唰地站起来，无限悲悯地看着我，伸出手，准备着接纳我的悲伤。

我被这样的阵势彻底吓住了。在我工作的两年中，我还从来没有一次见过这么多的单位领导。我怯生生地靠在门框上，茫然无措地看着他们。我已经大概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拼命地不让脑子往那方面想，我在努力微笑，哪怕是比哭还难看的笑，只要我在笑，他们就无法开口，无法说出那件让我崩溃的事。

骆京生死在西藏，连尸体都没有能找到。藏族人的天葬总在选在隐秘的悬崖峭壁上，拍照片和观看都是不被允许的，所以骆京生要想看仔细，就必须寻找到更加陡峭的山崖作为藏身处。山崖无遮无挡，宽不盈尺，骆京生工作的时候又太投入，为获取最好的角度和光线，不自觉地将身子往后仰，脚步往后退，这一退就退到了万丈深渊下。

骆京生就是这样的人，地地道道的完美主义者。他完全可以用生命去换取一张世间最完美的照片。

我在骆京生的追悼会上最后一次见到了他的父母和妹妹。他父亲目光严肃，嘴角紧闭，竭力不让自己在公众面前表现出软弱和悲伤，实际上他的身体有一半是靠身边勤务兵的支撑。他比我第一次见他时老了起码有十岁。他母亲嚎啕大哭的时候昏过去一次，被架到了医务室抢救，后来的情况我完全不知道。我想他们还不清楚我怀了他们的孙子，骆京生肯定还没有告诉过他们，否则他们不会只字不提遗腹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