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那一国的文学史上，散文的发达总在韵文之后，散文的平民文学发达总在韵文的平民文学之后。这里面的理由很容易明白。韵文是抒情的，歌唱的，所以小百姓的歌哭哀怨都从这里面发泄出来，所以民间的韵文发达的最早。然而韵文却又是不大关实用的，所以容易被无聊的清客文丐拿去巴结帝王卿相，拿去歌功颂德，献媚奉承；所以韵文又最容易贵族化，最容易变成无内容的装饰品与奢侈品。因此，没有一个时代不发生平民的韵文文学，然而僵化而贵族化的辞赋诗歌也最容易产生。

散文却不然。散文最初的用处不是抒情的，乃是实用的。记事，达意，说理，都是实际的用途。这几种用途却都和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老百姓自然要说白话，却用不着白话的散文。他爱哼只把曲子，爱唱只把山歌，但告示有人读给他听，乡约有人讲给他听，家信可以托人写，状子可以托人做。昕以散文简直和他没多大关系。因此，民间的散文起来最迟；在中国因为文字不易书写，又不易记忆，故民间散文文学的起来比别国更迟。然而散文究竟因为是实用的，所以不能不受实际需要上的天然限制。无论是记事，是说理，总不能不教人懂得。故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故无论什么时代，应用的散文虽然不起于民间，总不会离民间的语言太远。故历代的诏令，告示，家信，诉讼的状子与口供，多有用白话做的。只有复古的风气太深的时代，或作伪的习惯太盛的时代，浮华的习气埋没了实用的需要，才有诘屈聱牙的诰敕诏令，骈四俪六的书启通电呵！

汉朝的散文承接战国的遗风，本是一种平实朴素的文体。这种文体在达意说理的方面大体近于《论语》，《孟子》，及先秦的“子”书；在记事的方面大体近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前一类如贾谊的文章与《淮南子》，后一类如《史记》与《汉书》。这种文体虽然不是当时民间的语体，却是文从字顺的，很近于语体的自然文法，很少不自然的字句。所以这种散文很可以白话化，很可以充分采用当日民间的活语言进去。《史记》和《汉书》的记事文章便是这样的。《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要活烹刘邦的父亲，刘邦回答道：

吾与若俱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汉书》改作：

吾翁即汝翁。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

这话颇像今日淮扬一带人说话，大概司马迁记的是当时的白话。又如《史记·陈涉世家》记陈涉的种田朋友听说陈涉做了“王”，赶去看他，陈涉请他进宫去，他看见殿屋帷帐，喊道：

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者字古音加睹）

《汉书》改作：

伙！涉之为王沉沉者！

这话也像现在江南人说话，（“夥颐”是惊羡的口气；“者”略如苏州话的“笃”字尾）一定是道地的白话。又如《史记·周昌传》里写一个口吃的周昌谏高祖道：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这也是有意描摹实地说话的样子。又如《汉书·东方朔传》所记也多是白话的，如东方朔对武帝说：

朱儒长三尺余，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索长安米。

《史记》的《魏其武安传》里也很多白话的记载。如说灌夫行酒，次至临汝侯灌贤，贤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贤曰：“平生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曹儿呫嗫耳语！”蚡（丞相田蚡）谓夫曰：“程李（李广）俱东西官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灌夫）独不为李将军地乎？”

夫曰：“今日斩头穴胸，何知程李！”

这种记载所以流传二千年，至今还有人爱读，正因为当日史家肯老实描写人物的精神口气，写的有声有色，带有风味。《史记》的《魏其武其侯传》，《汉书》的《外戚传》都是这样的。后世文人不明此理，只觉得这几篇文章好，而不知道他们的好处并不在古色古香，乃在他们的白话化呵。

《汉书》的《外戚传》（卷九十七下）里有司隶解光奏弹赵飞燕姊妹的长文，其中引有审问宫婢宦官的口供，可算是当日的白话。我们引其中关于中宫史曹宫的一案的供词如下：

元延元年中（西历前一二），官语房（宫婢道房）曰，“陛下幸宫。”

后数月，晓（曹宫之母曹晓）入殿中，见宫腹大，问宫，宫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宫乳（产也）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掖庭狱籍武）曰：“取牛官令舍妇人新产儿，婢六人，尽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女[及]谁儿也。”

武迎置狱。宫曰：“善藏我儿胞（胞衣）；丞知是何等儿也？”

后三日，客（田客）持诏记与武，问“儿死未？手书对牍背。”武即书对：“儿见在，未死。”

有顷，客出曰：“上与昭仪（赵飞燕之妹）大怒，奈何不杀？”

式叩头啼曰：“不杀儿，自知当死，杀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继嗣。子无贵贱。惟留意。”

奏入，客复持诏记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儿与舜（黄门王舜）会东交掖门。”武因问客：“陛下得武书，意何如？”曰：“憆也”。

武以儿付舜。舜受诏，内（纳）儿殿中，为择乳母，告善养儿，且有赏，毋令漏泄。舜择弃（宫婢张弃）为乳母。时儿生八九日。

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临饮是监视她吃药）”。

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薄小纸叫做赫蹄）。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知之。”

伟能即宫。宫读书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儿，男也，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今儿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太后居长信宫）得闻之？”

宫饮药死。后宫婢六人……自缪死。武皆奏状。

弃所养儿，十一日，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去，不知所置。

这是证人的口供，大概是当日的白话，或近于当日的白话。

汉宣帝时，有个专做古董文学的西蜀文人王褒，是皇帝的一个清客。他年轻在蜀时，却也曾做过白话的文学。他有一篇《僮约》，是一张买奴券，是一篇很滑稽的白话文学。这一篇文字很可以使我们知道当日长江上流的白话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抄在下面（此篇有各种本子，最好是《续古文苑》本，故我依此本）。

蜀郡王子渊以事到湔，止寡妇杨惠舍。惠有夫时奴，名便了。子渊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巅曰，“大夫买便了时，但要守家，不要为他人男子酤酒。”子渊大怒曰，“奴宁欲卖耶？”惠曰，“奴大忤人，人无欲者。”子渊即决买券云云。奴复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为也。”子渊曰，“诺。”

这是《僮约》的序，可以表示当时的白话散文。下文是《僮约》，即是王褒同便了订的买奴的条件：

神爵三年（西历前五九）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食了洗涤；居当穿臼缚帚，裁盂凿斗……织履作粗，黏雀张乌，结网捕鱼，缴雁弹凫，登山射鹿，入水捕龟……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涤杯整桉，园中拔蒜，断苏切脯……已而盖藏，关门塞窦；喂猪纵犬，勿与邻里争斗。奴但当饭豆饮水，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关伴偶。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往来都洛，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担枲；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都买茶，杨氏担荷（杨氏，池名，出荷）……持斧入山，断裁辕；若有余残，当作俎儿木屐彘盘……日暮欲归，当送干薪两三束……奴老力索，种莞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奴不得有奸私，事事当关白。奴不听教，当笞一百。

读券文适讫，词穷诈索，仡仡叩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丘蚓钻额。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

这虽是有韵之文，却很可使我们知道当日民间说的话是什么样子。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孤儿行》等民歌确可以代表当日的白话韵文，又可以知道《史记》《汉书》的记载里有许多话和民间的白话很相接近。

王褒在蜀时，还肯做这种“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的白话文学。后来他被益州刺史举荐到长安，宣帝叫他做个“待诏”的清客。《汉书·王褒传》记此事，最可以使我们明白那班文学待诏们过的生活：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议者多以为***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的话）。’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卷六十四下）

原来辞赋只不过是比倡优博弈高一等的玩意儿！皇帝养这班清客，叫他们专做这种文学的玩意儿，“以此娱悦耳目”。文学成了少数清客阶级的专门玩意儿，目的只图被皇帝“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所以离开平民生活越远，所以渐渐僵化了，变死了。这种僵化，先起于歌颂辞赋，后来才侵入应用的散文里。风气既成了之后，那班清客学士们一摇笔便是陈言烂调子，赶也赶不开；譬如八股先生做了一世的八股时文，你请他写张卖驴券，或写封家信，他也只能抓耳摇头，哼他的仁在堂调子！（路德有仁在堂八股文，为近世最风行的时文大家）

试举汉代的应用散文作例。汉初的诏令都是很朴实的，例如那最有名的汉文帝遗诏（西历前一五七）：

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临是到场举哀），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绖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

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此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卷四）

这是很近于白话的。直到昭宣之间，诏令还是这样的。如昭帝始元二年（西历前八五）诏：

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赈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汉书》卷七）

又元凤二年（西历前七九）诏：

朕闵百姓未赡，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三辅“太常郡”，得以叔粟（豆粟）当赋。（同上）

这竟是说话了。

用浮华的辞藻来作应用的散文，这似乎是起于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书》与《封禅遗札》。这种狗监的文人做了皇帝的清客，又做了大官，总得要打起官腔，做起人家不懂的古文，才算是架子十足。《封禅札》说的更是荒诞无根的妖言，若写作朴实的散文，便不成话了；所以不能不用一种假古董的文体来掩饰那浅薄昏乱的内容。《封禅札》中的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焱逝，迩陿游原，阔泳末，首恶郁没，暗昧昭晰，昆虫闿怿，回首面内，便成了两千年来做“虚辞滥说”的绝好模范，绝好法门。

后来王莽一派人有意“托古改制”，想借古人的招牌来做一点社会政治的改革，所以处处模仿古代，连应用的文字也变成假古董了。如始建国元年（西历纪元九年）王莽策群司诏云：

岁星司肃，东岳太师典致时雨；青炜登平，考景以晷。荧惑司悊，南岳太傅典致时奥；赤炜颂平，考声以律。太白司艾，西岳国师典致时阳；白炜象平，考量以铨。辰星司谋，北岳国将典致时寒；玄炜和平，考星以漏……

又地皇元年（西二〇年）下书曰：

乃壬午晡时有烈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

又同年下书曰：

深惟吉昌莫良于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将亲筑焉。

这种假古董的恶劣散文也在后代发生了不小的恶影响。应用的散文从汉初的朴素说话变到这种恶劣的假古董，可谓遭一大劫。

到了一世纪下半，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王充（生于西二七，死年约在西一〇〇）。他不但是一个第一流的哲学家，他在文学史上也该占一个地位。他恨一班俗人趋附权势，忘恩负义，故作了《讥俗节义》十二篇。他又哀怜人君不懂政治的原理，故作了一部《政务》。他又恨当时的“伪书俗文多不实诚”，“虚妄之言胜真美”，故作了一部《论衡》。不幸他的《讥俗节义》与《政务》都失传了，只剩下一部《论衡》。《论衡》的末篇是他自己的传记，叫做《自纪篇》。从这《自纪篇》里我们知道他的《讥俗节义》是用白话做的。他说：

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再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

“集以俗言”大概就是“杂以俗言”，不全是白话，不过夹杂着一些俗话罢了。《讥俗》之书虽不可见了，但我们可以推想那部书和《论衡》的文体大致相同。何以见得呢？因为王充曾说当时有人批评他道：

《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

这可见《讥俗》与《论衡》文体相同，又可见《论衡》在当时是一种近于通俗语言的浅文。

王充是主张通俗文学的第一人。他自己说：

《论衡》者，论之平也。

“论衡”只是一种公平评判的论文，他又说：

《论衡》之造也，起[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对作篇》）

他著书的目的只是：

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后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同上）

他因为深恨那“华伪之文”，故他采用那朴实通俗的语言。他主张一切著述议论的文字都应该看作实用的文字，都应该用明显的语言来做。他说：

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上]书奏记，说发胸臆，文作手中，其实一也。（同上）

他主张这种著述都应该以明白显露为主。他说：

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自纪》，下同）

又说：

夫文犹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口字或是曰字之误）。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鸿，大也）。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

这真是历史的眼光。文字与语言同类，说话要人懂得，为什么作文章要人不懂呢？推原其故，都是为了一种盲目的仿古心理。却不知道古人的经传所以难懂，只是因为“古今言殊，四方谈异”，并不是当初便有意作难懂的文章叫后人去猜谜呵！故古人的文字难懂只可叫做“语异”，今人的文字有意叫人不懂，只可叫做“不巧”，不巧便是笨蠢了。所以王充痛快地说：

其文可晓，故其事可思。如深鸿优雅，须师乃学，投之于地，何叹之有！

王充真是一个有意主张白活的人，因为只有白话的文章可以不“须师乃学”。

王充论文章的结论是两种极有价值的公式：

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贯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孟子相贤以眸子明了者，察文以义可晓。

王充的主张真是救文弊的妙药。他的影响似乎也不小。东汉三国的时代出了不少的议论文章，如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之类。虽不能全依王充的主张，却也都是明白晓畅的文章。直到后来骈偶的文章和浮华空泛的词藻完全占据了一切庙堂文字与碑版文字，方才有骈偶的议沦文章出来。重要的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如刘知幾的《史通》，皆免不了浮华的文学的恶影响。我们总看中古时期的散文的文学，不能不对于王充表示特别的敬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