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章里，我所要讨论的不是人生赖以建立的重要兴趣，而是那些消磨闲暇，使人在从事严肃的工作之余能够松弛一下的次要兴趣。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妻子儿女、工作和经济状况是他主要关注的东西。即使他有婚外恋，他关心这种爱情也远不如关心它可能对他家庭生活产生的影响。与工作密切相关的兴趣，我在此不认为属于闲情雅兴。例如，一个科学家必须密切关注他的课题。对于这类研究工作，他的感觉表现出一种和他的事业密切相关的热烈与活泼，但若他本行以外的另一类科学著作，他的心态便完全两样了，既不用专家的目光，也不大用批评的目光，而采取比较超脱的态度。即使他得动脑子以便理解作者的思想，他的这种依然是有松弛作用的，因为它与他的责任毫不相关。如果这本书使他产生兴趣，他的兴趣也属于闲情雅兴，这不适用于与他自己的课题有关的书籍。我在本章中所要讨论的便是这种在一个人主要活动以外的兴趣。

忧郁、疲劳和神经紧张的原因之一，即是对于任何与个人生活没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东西不能感兴趣。其结果是有意识的思想总是集中在少数事情上，其中每件事都含有一些焦虑和困扰的成分。除了在睡眠中，有意识的思想永远不能停下来听任无意识的思想去慢慢地酝酿智慧。结果是兴奋，缺少灵感，烦躁易怒，失去了平衡的意识。这一切既是疲劳的原因，也是疲劳的结果。一个人由于疲劳就对外界兴趣索然，由于兴趣索然就不能从中得到松弛，于是更加疲劳。这种恶性循环很容易使人精神崩溃。对外界的兴趣所以有休息的作用，是因为它不需要任何动作。做决断和想主意都是很累人的，尤其是当必须快办而又得不到下意识的帮助时。有些人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认为必须“睡一觉再说”，这真是太对了。但是下意识思想的进展并非仅限于睡眠期间。当一个人有意识的思想转到别处时，下意识的思想也能起作用。如果一个人工作结束便能把它遗忘，直到下一天开始时再想起，那么他的工作一定远胜于在休息期间仍念念不忘工作的人。而要把工作在应当忘记时忘记，对于一个在工作之余有许多其他兴趣的人，要比一个无此兴趣的人更容易办到。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这些闲情雅兴不应运用已被日常工作弄乏了的器官。它们应当无须意志，无须当机立断，它们不应当如同赌博一样含有任何经济成分，它们也不可过于刺激，使精神疲倦，使无意识和有意识一样不得空闲。

有许多种娱乐都能符合上述条件：看比赛、进剧场、打高尔夫球，都是无需赘言的。对于一个有读书嗜好的人，浏览一些与其本职工作无关的书籍很有好处。无论那烦心事是何等重要，总不该把全部清醒着的时间都用来思考它。

在这方面，男人和女人有很大差别。总的说来，男人比女人容易忘记他们的工作。对于从事家务劳动的女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她们无法改变场合，而男人离开办公室后却可换一种心境。但若我没说错的话，在家庭以外工作的女人在这方面与男人的差别，几乎也同在家庭以内工作的女人一样。这就是说，她们觉得很难对那些无实用价值的事情产生兴趣。她们的目的控制着她们的思想和行动，很少为某种完全闲逸的兴趣所吸引。当然，我不否认例外是有的，但我讲的是一般规律。例如，在一所女子学校里，若无男人在场，女教师们晚上的谈话总是三句不离本行，而男子学校里的男教师们则不是这样。女子觉得这个特点表明女人要比男人本分，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本分最后能够改善她们的工作质量。相反，这会造成目光短浅，往往导致偏执。

各种闲情雅兴除了有重要的松弛作用外，还有许多别的益处。首先，它们能帮助人保持均衡感。我们很容易沉溺于我们自己的追求，我们自己的小圈子，我们自己的工作，以致忘记了这在整个人类活动中是何等渺小，忘记了世界上有多少事情完全不受我们的影响。你也许会问：我们为何要记得这些？这里有好几种回答。首先，对世界应有正确的认识，让它和必要的活动一致起来。我们每个人在世之日都很短暂，在此期间我们必须对这个奇特的星球以及它在宇宙中的位置，获得一切应当知道的知识。无视求知的机会，就像进了剧院而不听戏一样。世界充满了可歌可泣、光怪陆离的事情，凡对这一奇观感觉不到兴趣的人，便是放弃了人生赋予他的一种权利。

其次，均衡感很有价值，有时很能安慰人心。我们生活的角落，我们生与死之间的一瞬，常使我们过于重视，以致变得过于兴奋、过于紧张。这种兴奋和自视过高，毫无可取之处。诚然，那可能使我们工作得更努力，但却不能使我们工作得更好。产生良好结果的少量工作胜于产生恶劣结果的大量工作，虽然那些鼓吹紧张生活的人并不这样认为。那些极其关心自己工作的人，总有变为狂热分子的危险，他们特别记住一两件称心的事而忘记了其余的一切，以为全力追求这一两件事情时对于别的事情的损害是无关紧要的。要防止这种狂热性，最好的办法是充分认识人的生活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就此而论，均衡感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撇开这种特殊的意义不谈，它本身就有很大的价值。

现代高等教育的缺陷之一是太偏于某些技能的训练，而很少通过正确地观察世界来开阔人的思想和心灵。让我们假设你在致力于政治斗争，为了你一党的胜利而努力工作。至此，一切都不错。但是在斗争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机会，使你觉得若要获得胜利就要在世界上增加仇恨、暴力和猜疑。例如，你也许会发现实现胜利的最佳途径是去侮辱某个外民族。如果你的眼界局限于现在，如果你信奉效率至上的学说，你便会采取这类可疑的手段。由于这些手段，你眼前的目标是实现了，但将来的后果却可能很惨。另一方面，如果你的头脑里总装着人类过去的历史，记得人类摆脱野蛮状态是何等缓慢，以及人类全部的生命和星球的年龄比较起来是何等短暂——如果这些念头已注入你的日常情感中，你将发现你所从事的暂时的斗争，其重要性决不值得用人类的命运去冒险，把人类重新推到黑暗中去。不仅如此，如果你未能实现眼前的目标，你也将意识到那失败只是暂时的，而不愿使用可耻的手段。在你当前的活动之外，你将有些遥远的、逐步实现的目标，这些你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而是引导人类迈向文明生活的大队人马中的一个成员。如果你达到了这个境界，那么不论你个人的命运如何，总会有某种深沉的快乐伴随着你。生命将与各个时代的伟业密切相关，个人的死亡也变得无足轻重。

假如我有权按照我的意愿去安排高等教育的话，我将设法废除旧有的正统宗教——那些宗教只适用于少数最愚昧的青年——而代之以某种也许很难称为宗教的东西，因为它不过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些确知的事实。我将设法使青年清楚地知道过去，清楚地知道人类的未来很可能比他们的过去远为长久，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的渺小，以及在这个星球上的生活只是暂时的；在提供这些事实使他们了解个人的微不足道的同时，我还将提供截然不同的另一类事实，以便使青年知道个人所能达到的伟大。斯宾诺莎早就论述过人类的束缚和自由。他的形式和语言使所有学哲学的人都难于理解，但是我所要表达的与他所说的在本质上几乎没有区别。

一个人即使领悟了（无论怎样短暂和简单）造成心灵伟大的东西，如果他依然琐碎，依然自私，依然为很小的不幸所折磨，依然害怕厄运的降临，他仍旧不会快乐。凡能达到心灵伟大的人，都会敞开思想的天窗，让来自宇宙间四面八方的风自由地吹入。他所看到的自己、人生和世界都像人力所能达到的那么真实；由于认识到人生的短暂与渺小，他也会认识到已知的宇宙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集中在个人的头脑中。他还将看到，凡思想反映着世界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将与世界一样巨大。摆脱了环境的奴隶所感受的恐惧之后，他将体验到一种深沉的欢乐，虽然他表面上的生活起伏不定，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始终是一个快乐的人。

离开这些大范围的讨论，回到我们更直接的论题上来，即闲情雅兴的价值问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考虑使它们非常有助于快乐。即令是最幸运的人也会遇到不顺心的事。除了单身汉，很少有人不曾与自己的妻子争吵；很少有父母不曾为自己儿女的疾病操心；很少有商人不曾遇到经济上的困难；很少有雇员不曾面对挫折。此时此刻，能撇开烦心事而对别的东西感兴趣，那真是天大的恩赐。在这种时刻，虽有烦恼，一时也无计可施，于是有人去下棋，有人去读侦探，有人潜心于通俗天文学，还有人去浏览巴比伦的发掘报告。这四种人的行为都不失为明智之举，而一个不肯排遣的人则听任他的难题把他彻底压倒，以致临到需要行动时反倒没有应付的能力。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某些无可弥补的忧伤，例如某个亲人的死亡。这时沉溺于悲痛中对谁都没有好处。悲痛不可避免，也是意料之中的，但我们应当尽量加以限制。有些人企图从不幸中榨出最后一滴痛苦，这只是一种感伤性。当然，我不否认一个人可能被忧伤压垮，但我仍坚持每个人都应竭力逃避这种命运，应当寻找消遣，无论如何琐屑，只要不是有害的或可耻的就行。在我认为有害的或可耻的消遣中，包括酗酒和服用麻醉品，其目的是暂时毁灭思想。适当的方法并不是毁灭思想，而是把思想引入一条新的轨道，或至少是一条远离眼前不幸的轨道。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历来集中在极少数的兴趣上，而且这少数的兴趣又蒙上了忧伤，那么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不幸到来时要能承受，明智的办法是在平日快乐的时候培养广泛的兴趣，以便使心灵找到一块不受干扰的地方，使它产生一些别的联想和情感，而不致只抱着使眼下难以忍受的联想和情感。

一个有充分的生机和兴趣的人总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战胜不幸，他在每次打击之后对人生和世界重新产生兴趣，对他来说，人生与世界决非那么窄小，即使一些打击产生了致命的后果。被一次或几次的失败击倒，不该被视为感觉敏锐而受到赞美，而应视之为缺少生命力而可怜可悲。我们所有的情感都在死神的掌握之中，它能随时打倒我们所爱的人，因此，我们的生活决不可置于狭隘的兴趣之上，使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完全受着意外事故的支配。

由于上述原因，一个明智地追求快乐的人，除了他借以建立生活的主要兴趣外，还应设法培养一些闲情雅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