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家的目的是改良人们的行为。这是值得称颂的雄心，因为人们的行为大部分是可叹的。但是，我不能赞美道德家所希望的个别改良和他们为实现这些改良所采用的方法。他们表面的方法是道德的告诫；他们真正的方法（如果他们是正统的）是经济的赏罚制度。前者的影响既不长久，也不重要，自萨沃纳罗拉以来，信仰复兴运动者的影响总是非常短暂的，后者——赏与罚——却具有极为可观的效果。例如，它使得男人宁可临时嫖妓，也不愿有半永久的情妇，因为他们必须采取最易隐瞒的方式。这样，它造就了大量从事一种非常危险职业的人，并使花柳病广为流行。这些并不是道德家所希望的东西，但是他们太不科学了，竟没注意到这正是他们所造成的。

有更好的方法来取代这种不科学的说教与行贿的混合物吗？我认为是有的。

人们的行为所以有害，或是由于无知，或是由于不良的欲望。“不良的”欲望，当我们从社会观点论述时，可以定义为有损害他人欲望倾向的欲望，或者更准确地说，损害他人的欲望多于帮助的欲望。源于无知的损害无需详述，这里所需要的只是更多的知识，因此改良之路在于多研究和多教育。然而，源于不良欲望的损害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普通男女身上都存有某种程度的活跃的坏心，对特定敌人的特定恶意和对他人不幸的一般窃喜。这坏心通常是用漂亮的言词掩饰着的，约有半数的传统道德作了它的掩饰外衣。但是，道德家要想达到改良我们行为的目的，必须正视这种坏心。它的表现形式，大大小小有上千种：人们传播和相信丑闻时的欢心；虐待犯人，虽然已证明改善待遇可获得更好的改造效果；白人对黑人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以及欧战期间老女人和教士向青年诉说服兵役义务时的津津乐道。甚至儿童也可能成为肆意虐待的对象：大卫·科波菲尔和奥利弗·特威斯特决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这种活跃的坏心是人性中最坏的特征，如果世界要改良，它是最需要改变的。这个原因与战争的关系，也许比所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加在一起还要多。

对于避免坏心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回答呢？首先让我们明了其原因。我认为，原因部分是社会的，部分是生理的。世界现在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是以你死我活的竞争为根据的，欧战的争点是，究竟是德国的还是协约国的孩子应当死于贫困和饥饿。（除了双方的坏心，没有丝毫理由说双方不应并存。）大多数人的心灵深处都对毁灭怀有无法消除的恐怖，尤其是那些有子女的人。富人害怕布尔什维克分子没收他们的投资；穷人担心失业或生病。每个人都在疯狂地追求“安全”，并以为只有制服潜在的敌人才能达此目的。在人恐慌的时候，暴行最普遍且最残酷。各地的反动分子都求助于恐怖：在英国，求助于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怖；在法国，求助于对德国的恐怖。在德国，求助于对法国的恐怖；他们这种作法的唯一作用，就是增加了他们希望避免的危险。

因此，防止恐怖应当成为科学的道德家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这可从两方面着手：增加安全和培养勇气。我所说的恐怖是一种不合理的情感，而不是对于可能的不幸的合理预见。当剧院失火时，有理智的人对于灾祸的预见与惊慌失措的人一样清楚，但是他所采取的方法很可能会减少灾祸的损失，而那惊慌失措的人则会增加灾祸的损失。自1914年以来的欧洲一直很像一座失火的剧院里惊慌失措的观众，需要的是镇静而可靠的指挥，以使大家脱离险情，而不致在此过程中彼此践踏至死。维多利亚时代，且不管它何等虚伪，是一个发展迅速的时期，因为当时支配人们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怖。如果我们要重新取得进步，我们必须重新为希望所支配。

凡是能够普遍增加安全的东西，大概都会减少残酷。这适用于防止战争，无论是借助于国际联盟或利用其他什么；适用于防止贫困；适用于通过改善医疗卫生和环境卫生条件来增进健康；也适用于以种种方式减少那种潜伏在人的心灵深处，当人们入睡时如噩梦般出现的恐怖。然而，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来另一部分人安全的企图——法国人以德国人为牺牲，资本家以劳动者为牺牲，白种人以黄种人为牺牲，诸如此类，则是毫无益处的。这类方式只会增加统治集团的恐怖，因为他们担心正义的愤怒会导致被压迫者的反抗。只有正义才能产生安全，我所说的“正义”，指的是承认全人类拥有平等的权利。

除了旨在获得安全的社会变革外，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减少恐怖的办法，即旨在增加勇气的社会制度。由于勇气在战斗中的重要性，人们很早就发现了一种以教育和饮食（例如，吃人肉被认为是有效的）增加勇气的方法。然而，军事上的勇气是统治阶层的特权：斯巴达人的勇气多于奴隶，英国官员的勇气多于印度平民，男人的勇气多于女人，等等。在若干世纪里，勇气曾被认为是贵族的特权。统治阶层勇气的每一次增加都相应地增加了被压迫者的负担，并因此而增加了压迫者恐怖的根据，以致残暴的因素始终不减。勇气必须民主化，才能使人变得人道。

近来的一些事件已使勇气民主化了许多。那些从事妇女参政运动的妇女表明，她们所具有的勇气决不在最勇敢的男人之下，这种勇气对于她们赢得选举权是至关重要的。在欧洲战争中，普通士兵所需要的勇气与尉官一样多，而且远在将军之上，这与他们退伍后不屈从很有关系。自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的确不乏勇气，且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如何：这已为他们革命前的经历所证明。在日本，尚武精神从前为武士所独有，但征兵制已使所有男性公民需要勇气。半个世纪以来，列强做了大量工作，以使勇气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假如情况不是如此，民主所面临的危险将会比现在大得多。

然而，战斗中的勇气决不是勇气的唯一形式，甚至也称不上是最重要的。还有面对贫穷时的勇气、面对嘲笑时的勇气、面对自己人敌视时的勇气。这些方面的勇气，连最勇敢的士兵也往往少得可怜。而首要的是，面临危险时冷静而理智思考的勇气，以及控制无谓的恐惧或愤怒之冲动的勇气。这些无疑是教育可以帮助获得的东西。各种勇气的培养会由于良好的健康、结实的体格、充足的营养以及生命基本冲动的自由发泄，而变得较为容易。勇气的生物来源也许可以通过对比猫与兔的血液来发现。科学在增加勇气方面所能做的事情，很可能是没有限度的，如历险、体育和适当的饮食。所有这些东西，我们上层阶级的子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但迄今为止，它们大体上还是富豪的特权。社会贫困阶层中目前受到鼓励的勇气，是命令下的勇气，而不是那种含有主动性和领导意识的勇气。当那些能产生领导意识的品质变得普遍化时，就不会再有领袖和追随者，民主政治也就能最终实现了。

然而，恐怖并不是坏心的唯一来源，忌妒和挫折也有份。众所周知，跛子和罗锅的忌妒是恶意的来源，但别的不幸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在性方面受挫的男人或女人往往忌妒心极强，这通常采取对较幸运者进行道德谴责的形式。革命运动的动力大都源于对富人的忌妒。当然，吃醋是忌妒的特殊形式：爱的忌妒。老人常常忌妒青年，当他们忌妒时，他们易于虐待青年。

据我所知，没有办法对付忌妒，除非使忌妒者的生活变得快活些和充实些，并在青年时代提倡集体创业的思想，而不是鼓励竞争。最可怕的忌妒形式存留于那些在婚姻、子女或事业方面不如意的人身上。这类不幸在较好的社会制度下大都可以避免。但我们也应当承认，忌妒很可能还会残存一些的。历史上有许多将军之间彼此忌妒的先例，他们宁可战败，也不愿增加对方的声誉。同一党派的两名政治家或同一流派的两名艺术家，几乎肯定会相互忌妒。在这类情形中，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千方百计使竞争者无法伤害对方，胜利只能取决于更优异的成绩。画家对竞争者的忌妒往往没有多少危害，因为唯一有效的对付办法，就是画出比对方更好的画来，所以他不大可能去毁掉对方的画。在忌妒不可避免的地方，应当利用它刺激人们去自我努力，而不是去阻碍对方的努力。

科学在增加人类幸福方面的可能，并不仅限于减少人性中造成两败俱伤，故而被我们称之为“恶的”那些方面。科学在增加美好的积极因素方面所能做的事情，或许是没有止境的。卫生条件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不管那些怀旧者如何哀叹，与18世纪任何阶级或民族相比，我们毕竟延长了寿命并减少了疾病。若把我们已有的知识更广泛地应用，我们会比现在更加健康。未来的发现很可能会极大地加快这方面的进程。

迄今为止，对我们生活影响最大的当数自然科学，但是在将来，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很可能远在它之上。当我们发现了性格如何依赖于生理状况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产生出大量我们所称羡的那种人。智慧、艺术能力、仁慈——所有这些东西无疑可因科学而增加。只要人们明智地利用科学，在创造美好世界方面所能做的事情，几乎是没有止境的。我在别处曾表示过我的担心，就是人们也许不能明智地利用他们从科学中所获得的能力。现在我只探讨如果人们愿意，他们所能做的好事，而不涉及他们是否愿意做坏事的问题。

关于科学应用到人生这个问题，存在着一种观点，对这种观点，我有些同感，虽然最后分析起来，我是不能同意的。它是那些害怕“不自然的”东西的人所持有的观点。当然，卢梭是欧洲这一观点的伟大创始人。在亚洲，老子对这一观点的阐述，更是动人心弦，而且要早2400年。我认为，他们对于“自然”的赞美，不过是真理与谬误的混合物，而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是很重要的。首先要问，什么东西是“自然的”？泛泛说来，是说话者幼年时所习惯的东西。老子反对公路和舟车，这恐怕是他所出生的那个村子不知公路和舟车为何物的缘故。卢梭对这些东西习以为常，所以并不认为它们是违反自然的。但是，假如他在有生之年看见铁路，他无疑会大加指责。服装和烹饪由来已久，大多数提倡自然的人都不提出异议，虽然他们一致反对式样翻新。节育被那些宽容独身的人当成犯罪，因为前者是违反自然的新事物，而后者则古已有之。在所有这些方面，那些提倡“自然”的人都是自相矛盾的，这只能使人把他们看成是守旧之士。

然而，他们并非一无是处。例如，维生素的发现使人们复而赞成“自然的”食物。不过，维生素似乎也可由鱼肝油和电光提供，此二者无疑不是人类“自然的”食物。这个例子表明，如要缺少知识，一种违反自然的新做法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但是当那危害被认识到时，往往可以用某种新的人造物去补救。至于我们的自然环境和满足我们欲望的物质手段，我认为，有关“自然”的这套理论，除了证明在采取某种新做法时应谨慎外，并不能证明别的什么。例如，衣服是违反自然的，如果不想让衣服引起疾病，就需要增加另一种不自然的行为，即洗涤。但是，穿衣与洗涤加在一起确可使人比与此二者无缘的野蛮人亦要健康些。

关于人类欲望方面的“自然”，有更多的话可说。强迫男人、女人或儿童去过一种压抑其最强烈之冲动的生活，是残酷且危险的，在这个意义上，依从“自然”的人生再加上某些条件，是应当赞许的。最人为的东西莫过于地铁，但是乘地铁旅行并不会损害儿童的天性，相反，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觉得这种经历是愉快的。在其他各点都相同的条件下，能够满足一般人欲望的人造物便是好的。但是，对于那种为权力或经济贫困所逼迫的非自然的生活方式，则是无话可讲的。毫无疑问，这种生活方式日前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需要的：假如汽船上没有司炉，航海将会变得极为困难。但是，这类需要令人遗憾，还是设法避免为好。一定数量的工作不是令人厌恶的事，的确，一定数量的工作比起无所事事，十有八九更能使人愉快。但是，目前大多数人所不得不从事的工作，就其种类和数量来说，真是苦不堪言，那种，一辈子都摆脱不掉的日常工作更是如此。生活不应管得过严或计划性过强，当我们的冲动确实无损于他人时，如果可能，应当得到自由的发泄，应当有冒险的余地。我们应当尊重人的天性，因为我们的欲望和冲动是造成我们幸福的原料。给人们一些在理论上被视为“好的”东西，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要增加他们的幸福，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所渴望或需要的东西。科学将来或许能使我们的欲望变得不致像现在这样易与他人的欲望相冲突，那时我们就能比现在更多地满足我们的欲望了。在这种意义上，而且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欲望才会变得“好些”。单独的欲望，孤立地说，无所谓好与坏，但是一些欲望可以比另一些欲望好，如果前者能够同时满足，而后者彼此有些冲突的话。这就是爱比恨好的原因所在。

尊重物质的自然是愚蠢的，物质的自然应当以尽量使其服务于人类之目的的观点加以研究，但它在道德上是无所谓好坏的。在物质的自然和人的天性相互影响的地方，如人口问题，我们无须束手被动地尊崇并接受战争、瘟疫和饥荒为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法。神学家们说：在此事上，应用科学于这一问题的物质方面是罪恶的，我们应当（他们说）应用道德于人的方面，并且实行禁欲。每个人，这些神学家也不例外，都知道他们的劝告无人理睬。撇开这个事实不谈，通过避孕的物质手段来解决人口问题究竟何罪之有？除了这是以古代教义为根据的，尚无别的答案。而且显而易见，这对于神学家所维护的自然的违反，至少不在节育之下，神学家们宁可选择违反人类天性的作法。虽然当这种作法卓有成效时，会产生不快、忌妒、迫害的倾向和经常性的疯狂。我却更喜欢“违反”物质自然的作法。这是一种类似使用蒸汽机或雨伞的作法。这个例子表明，我们所应遵循的“自然”的原则，它的应用是何等的含混和不确定。

自然，甚至人性，将越发不复为一种绝对的材料，而逐渐成为科学所造成的东西。科学如果愿意，它能使我们的子孙过上美好的生活，方法是给他们以知识、自制力及产生和谐而非争斗的品性。目前，它正在教我们的孩子互相残杀，因为不少科学家情愿牺牲人类的未来而赢得他们短暂的欢心。但是，当人们能够像他们控制外界物力那样控制自己的情感时，这一阶段将会过去。那时我们就将最终赢得我们的自由了。

第四篇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