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有些男人是通过别的途径，如强奸或谋杀来寻求刺激，满足欲望。就是在那个闷热的8月的夜晚，在佐治亚州的哈德雷堡发生了这样一起奸杀案，受害者是安，坎贝尔上尉。她是外号叫“好战的约瑟夫”的约瑟夫·坎贝尔中将的女儿。更不幸的是，她年轻漂亮，聪明而有才干，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她是哈德雷堡的骄傲，是部队中受宠爱的人物，是征兵时的广告女郎，是一个尊重女性的新型部队的发言人，还是海湾战争的功臣等等等等。因此我听说她被奸杀的消息时并没感到特别震惊。她自找的，对吗？当然不对。

我在军官俱乐部的欢乐时刻对此事还一无所知。实际上在我和辛西娅谈话、和那位上校聊天时，安·坎贝尔上尉还活着，正在离我们50英尺远的军官俱乐部餐厅吃饭，吃的是色拉、鸡块，喝的是白葡萄酒和咖啡。这是我在后来的调查中知道的。

我到达了活动房屋集中地，把车开进了那个松树林，停在一个离我的住房还有一段距离的地点。我在黑暗中沿着一条铺有腐烂木板的小路向前走去。有几座无人住的小屋零散地分布在那片开垦地的周围，但大部分地方是空地，地上还有一些水泥板，这上面从前曾有近百所活动房屋。

现在这儿依然还有电灯、电话，还有一口井供应用水。我在水里加上苏格兰威士忌就可以喝了。

我开了房门，走进去，打开灯，屋内厨房。餐室和起居室三合为一的结构便看得清清楚楚。

我脱下外套，解下领带，打开收音机，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就坐在了固定在地板上的扶手椅上，开始慢慢喝了起来。

如果有人想了解这个特别的活动房屋集中地，它还有个名字，叫“低语松林”。它是60年代末几位有事业心的退役中士，看到亚洲的战争毫无结束的迹象而兴建起来的。哈德雷堡是步兵训练中心，当时住满了战士及家属。我记得这块“低语松林”住的全是结了婚的年轻战士。这儿有的是酗酒，有的是无聊，但没有钱；战争的云雾使未来暗淡，前途未卜。

美国人的理想不该是这个样子。男人打仗去了，其他的男人深夜从狭长的活动房子后边频频潜入卧室。我当时也住在这儿，也打仗去了，有个男人就占据了我的位置，夺去了我年轻的妻子。这已是好几次战争以前的事了，以后又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唯一难忘的苦涩就是那个杂种还牵走了我的狗。

我读了几本杂志，又喝了几杯啤酒，时断时续地想起辛西娅来。

我通常还会有比这更多的消遣，可是不能忘了，我必须清晨5点钟准时赶到训练基地——

第二章

基地的军械库储备着大量美国高科技军用物资，晚上要特别设防。

安·坎贝尔遇害的那天清晨，我正在军械库执行我的密探任务。几个星期以前，我冒充一个掌管军火供应的中士，他的名字叫富兰克林·怀特，到这里来和一个真正从事军火交易的达伯特·埃尔金斯中士合伙向古巴的自由战士出售一批武器，有m－16型步枪、一批手榴弹发射器，还有许多危险品。因为这帮人自称正在准备推翻反基督教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先生。实际上他们都是毒品贩子，他们冒充古巴的自由战士是为了和我们做这笔交易时更顺利些。早晨6点在训练基地，我正跟埃尔金斯中士商量怎样分配赚来的20万美金。埃尔金斯中士会因为这件事坐牢，可他还蒙在鼓里，人总有个做梦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愿意做他们梦中的恶魔，只是履行职责而已。

电话铃响了，我抢在我的新伙伴前面拿起了话筒：“喂，这儿是基地军械库。我是怀特中士。”

“啊，总算找到你了。”打电话的是威廉·肯特上校，基地宪兵司令，也是哈德雷堡的最高警官。“总算找到你了。”

“我不知道自己失踪了。”我回答道。在我遇见辛西娅之前，肯特上校是基地里唯一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所以一接到他的电话我就猜想他准是要告诉我，我马上就有暴露的危险。我立刻警惕起来，一只眼睛盯着埃尔金斯，另一只扫视着门口。

谢天谢地，不是那么回事。肯特上校说：“这儿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受害者是一位女上尉。可能是强奸。你讲话方便吗？”

“不。”

“你能来见我吗？”

“也许吧。”肯特像多数宪兵司令官一样很正统，并不太聪明。犯罪调查处使他神经紧张。我说：“显然，我正在工作。”

“可这个案子应该先办，布伦纳先生，因为这是个大案。”

“这个也一样。”我瞥了埃尔金斯一眼，见他正仔细地观察着我。

肯特说：“受害者是坎贝尔将军的女儿。”

“我的天。”我想了一会儿。所有的直觉都告诉我，该回避涉及将军女儿被奸杀的任何案子，因为这种案子会使你失去很多。我的责任感、荣誉感和正义感使我坚信犯罪调查处那些专门处理这类案件的傻瓜能够办理此案，那些注定毕生事业要毁灭的家伙。这样的人还真有几个。责任感、荣誉感且不说，此案倒真唤起了我的好奇心。我问肯特上校：“在哪儿见面？”

“在宪兵司令部的停车场，我带你去看现场。”

作为一名密探，我是不能靠进宪兵司令部办公楼的，肯特上校此时竟如此糊涂。我说：“不行吧。”

“哦……在步兵营怎么样？就在第3营总部，去现场正好顺路。”

埃尔金斯很紧张，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我对肯特说：“好的，宝贝儿。我10分钟就到。”我挂断电话，对埃尔金斯中士说：“来电话的是我的女友，她需要点爱的滋润了。”

埃尔金斯看了看表说：“有些晚……也许太早了吧。”

“这位女友可不管什么早晚。”

埃尔金斯笑了。

根据基地的规定，我当时还带着武器。看到埃尔金斯已经冷静下来，我便根据规定把手枪放在那儿了。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过，过会儿还会需要它。我对埃尔金斯说：“我有可能还要回来的。”

“好的。代我亲亲她，伙计。”

“没问题。”

我把追光牌汽车留在活动房屋集中地了。我现在的pov（军队里私人汽车的代号）是一辆福特牌小吨位运货卡车。实际上，它是为配合我所扮演的角色而准备的，里面全是放枪的架子，装饰着狗毛，后面放着一双流行的军用防水靴。

就这样，我驾车驶过了基地中心，几分钟就到了步兵训练大队的地盘。这里随处可见二战时期建的一些长长的木头营房，大都荒废了，看上去又黑又怪。冷战已经结束，部队虽没解散，但规模显然是缩小了。步兵、装甲兵和部队赖以生存的炮兵等作战部队削减得最厉害。但专与罪犯打交道的犯罪调查处却日益壮大起来。

好多年前，我还是个年轻的二等兵，先从哈德雷堡的高级步兵培训学校毕业，后来又分别在离这儿不远的本宁堡的空降兵学校和骑兵学校上过学，所以我就成了一个空降兵和骑手——一件终极武器、一台杀人机器、一个地位低下，瘦弱，将要在空中丧命的人。现在我已经开始衰老了，在犯罪调查处工作很合适。

时间又到了军队中称为破晓的时候了。佐治亚的天空变成了粉红色，空气非常潮湿，不难想象，又是一个90华氏度的大热天。我可以闻到潮湿的泥土味、松树的清香和附近军队餐厅飘出的咖啡香。

我把车停在旧军营指挥部前面的草坪上，看见肯特从他的草绿色小车里钻出来，便也从小货车里走出来。

肯特50岁左右，个子挺高，不胖不瘦，麻脸上长着亮而蓝的大眼睛。我前面已经说过，他这个人有时候很死板，不是太聪明，但工作效率相当高，也很卖力。他在军队的官职相当于地方的警长，指挥整个哈德雷堡的宪兵。因为他执行规定和章程太严，所以大家虽然不讨厌他，但谁也没把他当做最好的朋友。

肯特很威武，身穿宪兵司令的军装，头戴白色钢盔，腰间挂着白色手枪套，脚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靴子。他告诉我：“我安排了6个宪兵守护现场，什么也没动过。”

“这样很好。”我和肯特相识大约有10年之久了。尽管我来哈德雷堡办案只能一次见面一次，但我们的工作关系不错。肯特级别比我高，但只要我来这儿办案，就能接近他，实际上常给他带来一些麻烦。我曾经看过他在军事法庭作证的情景。作为一名证人，他具有原告所需要的一切素质：可信、符合逻辑、客观而有条理。但他也有处理不好的地方。他总感到原告会很高兴让他离开证人席。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太死板、太缺少人情味。军事法庭开庭时，通常让人都会对被告表示同情，至少表示点关心；而肯特却不是这样的人，他只关心谁是谁非。在哈德雷堡所有犯法的人都曾当众辱骂过他。实际上我见他笑过一次，那是当一个新兵因喝多了酒，恍惚中放火烧了一个废弃的营房，而被叛了10年徒刑的时候。法律毕竟是法律，像肯特这样冷漠无情的人从事法律工作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今天早晨发生的奸杀竟能使他震动，令我有些吃惊。我问他：“你通知坎贝尔将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