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西娅也在翻看这些照片。她那拿照片的姿势让人感到这些照片上好像带有性病病毒一样。还有几张男人的快照，几张男人***的特写照，我仔细地看了看说：“都是白人，都作过包皮切除手术。我们是否将它们排排队？”

“那肯定是个很有意思的队伍。”辛西娅把照片放回抽屉里说，“也许我们不能让宪兵队看见这间屋子。”

“当然不能。我希望他们不会找到这儿。”

“我们走吧。”

“等一下。”我又拉开了底下的几个抽屉，发现了另一些***的用具，有一些被商业界称作女人的玩具、短裤、吊袜带、一根九尾鞭、一个皮制的下体护身，还有几样东西我确实想象不出是干什么用的。坦白地说，在森希尔小姐面前翻看这些东西真有些难为情。她很可能正在猜测我的动机，因为她问我：“你还想看到什么？”

“绳子。”

“绳子？哦……”

果然，在底下的抽屉里找到了尼龙绳。我拿起来仔细地查看着。

辛西娅问我：“是同一种吗？”

“可能是，也是那种标准的军绿色尼龙绳，军队常用来系帐篷。看上去很像现场的那一种，但是这儿离现场太远，所以只是猜测。”我看了看那张双人床，那是一张旧式的四条腿的床，很适于让人绑在床上。我只知道一点性行为异常方面的知识，是从犯罪调查处发的那本犯罪手册上看来的，但我知道让人绑上是件很冒险的事。我是说，一旦控制不住，像安·坎贝尔这种高大健康的女子是能够自卫的。但是如果你四肢伸开躺在床上或地上，再把手脚捆在什么东西上，除非他是你的亲人，否则准会有坏事发生，实际上坏事已经发生了。

我关上灯，我们两人离开了卧室。辛西娅又把贴着广告画的门关上。我在工作台上找了一管木胶，把那扇门开了个小缝，将一滴木胶涂在门框上，这也许管用。但你一旦发现地板面积少了一块，你就会设法找到那儿，如果你没有发现，那广告就好像原来贴在那儿一样。我对辛西娅说：“连我都差点受了骗，那些宪兵会有多聪明呢？”

“这不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一个空间感知的问题。如果他们发现不了，警察来了也许会发现。”她又补充说：“可能有人想要那张广告画。我想我们要么让宪兵队把里面的东西搬到犯罪调查处的研究室去，要么地方警察局来封门之前我们和他们合作。”

“我看这两条都办不到，我们冒险试试，秘室的事咱俩要保守秘密，行吗？”

她点了点头：“好吧，保罗。也许你对此事的感觉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从地下室出来，熄掉了灯，关上了门。

回到前面的休息厅，辛西娅对我说：“我看你对安·坎贝尔的感觉是正确的。”

“啊，如果我们发现一本日记或狂热的***记录，我想那是很幸运的。我的确没想到有个秘密的门，就像《包法利夫人》中所写的那样，这个门通向了侯爵为包法利夫人装饰的房间。”我又说：“我想我们大家都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如果我们都有自己的空间能自由自在地行动，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这可要取决于行动手册，保罗。”

“的确如此。”

我们从前门出来，钻进了辛西娅的汽车，离开了维多利街，当我们快到基地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几辆军用卡车。

辛西娅开着车，我望着车窗外陷入了沉思。太奇怪了，真是太奇怪了。这种奇怪的东西竟然就在一张印着热情洋溢的女郎的广告画背面。这让我想起了一种很贴切的比喻：耀眼的勋章、笔挺的军装、严明的军纪、高尚的荣誉、许许多多可望不可即的大人物……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只要再深入一点，打开一扇关键的门，就会发现里面全是像安·坎贝尔的床一样粗俗下流的东西——

第七章

辛西娅边开车边看着安·坎贝尔的通讯录，我看她根本不好好看路，便说：“把它给我。”

她把通讯录扔到我的膝盖上，并用手势提醒我必须认真对待它。

我翻了翻，发现封面是皮革的，已经很旧了。纸的质量很好，上面的字体也很工整，每一行记着一个人的姓名和地址，其中有好多地方被划掉了，又填上了新的。其中有两栏标着“阵亡”的字样。总之，这是一本典型的职业军人的通讯录。上面记下了时代和世事的变迁。虽然我知道这是一本公开摆在办公桌上的通讯录，决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种小黑本，但是我知道，即便这样，这里面的某一个人也肯定了解一些我们要了解的情况。如果给我两年时间，我非要挨个儿将他们审问一番不可。显然，现在我要做的只能是把这个小本子交给弗吉尼亚福尔斯彻奇犯罪调查处总部，我的顶头上司卡尔·古斯塔尔·赫尔曼上校，他会按通讯录的地址发信到世界各地调查处，然后收回一大堆审问记录，堆起来比他这个令人头痛的条顿人还高。这样或许他就不会再干预我这个案子了。

顺便谈谈我的老板吧。卡尔·赫尔曼出生在德国，离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美国军事基地很近。他像好多因战争而失去了家的孩子一样，被美国军队当成了能带来吉祥的人。他为了养家，加入了美国军队。多年前，美国军队中有许多德国人，其中有不少人后来当上了军官，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军官在职。总体看来，这些军官还是很称职的，美国军队能有他们也算是一种荣幸。但在他们手下工作的人可就不那么荣幸了，因而经常牢骚满腹。卡尔这个人工作效率高，富有献身精神，品德高尚，而且说话办事都很得体。我所知道他犯的唯一错误是他自认为我很喜欢他，他错了。但我敬重他，我也会永远信任他，实际上，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朗了，这个案子必须尽快了结，否则好多人的事业和声誉都要因为与此案有关而毁于一旦。

我希望这次谋杀最好是一个10年前有过犯罪记录的非军人干的，但我也有一个最坏的设想……唉，已经有些迹象表明，这设想是有一定道理。

辛西娅又谈到了那本通讯录：“她的朋友和熟人还真不少呢。”

“难道你没有？”

“在这个工作环境里还没有。”

“是的。”确实，我们的工作使我们与军队有些脱节，所以我们的同事和朋友也就相对少了一些。排他性是所有警察的共性，所以军警在执行一项短期任务时不会交太多的朋友，连和异性朋友的关系也是很短促，很紧张，颇似正执行短期任务。

辛西娅的车上因为贴着特殊来访者的停车标签，所以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哨卡，几分钟就来到了基地中心。

她把车停在宪兵司令部大楼门口。这是一幢老式的砖砌楼房，是一战时期留下来的建筑。现在的哈德雷堡就是一战时的哈德雷军营。军事基地和城市一样，开始兴建时总有一定的原因，后来里面又建起了居住区、监狱、医院、教堂等，当然建的时间有早有晚。

我们原以为肯特正在等我们，可是由于我们的装束——一个穿着一等准尉军服，另一个是便装，所以颇费了一些周折才进了肯特的办公室。我对肯特很不满意，不只因为他对我们的态度，还因为他对本案没有计划。记得我在军官学校上学时学过，没有计划就不能成功。但现在的教育则说什么不要过激，要替双方考虑。幸亏我在那个老式军官学校学习过，所以才懂得其中真正的含义，我对肯特说：“上校，你对本案有把握吗？”

“坦白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