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进总部大楼。一个叫科尔曼的参谋中士坐在门廊右侧的办公室里。我们一进去他就站了起来。出示证件之后，我对他说：“中士，我想看一下穆尔上校的办公室。”

科尔曼抓了一下头发，又看了看斯特劳德下士，说：“我不能这样做，长官。”

“你当然能，我们去吧。”

他坚持他的立场：“没有特别许可我实在无能为力。这里是禁区。”

在军队里，你实际不需要有什么可信的理由或搜查证。如果你需要，军法官也不会发给你，因为在军事法庭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我现在需要找一个与领导部门关系密切的人。我问科尔曼中士：“穆尔上校的办公室里有衣帽柜吗？”

他犹豫了一下，说：“有，长官。”

“很好，去把他的发刷或梳子拿给我。”

“长官？”

“他要梳梳头发。我们等在这儿给你看电话。”

“长官，这里是禁区。我必须请你们离开。”

我说：“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可以，长官。”

“请离开一下。”

“我不能离开——”

“斯特劳德下士会呆在这儿，谢谢你。”

科尔曼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走出了办公室。我对斯特劳德说：“无论你听到什么都要守口如瓶。”

“是，长官。”

我从电话簿里查到了福勒上校在贝萨尼山的电话号码。电话铃响了三次福勒才接。我说：“上校，我是布伦纳。很抱歉这个时候打扰您。”实际上没什么好抱歉的。“我需要征得您的同意，从穆尔上校的办公室里取走点东西。”

“你到底在哪儿，布伦纳？”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好像还没睡醒。

我回答说：“在心理训练学校，上校。”

“现在？”

“我必须打破常规的时间观念。”

“你想从穆尔上校的办公室里取走什么？”

“说实话，我想把他的整个办公室搬到乔丹机场去。”

他说：“这我无权允许。学校归布拉格堡管，而且是个禁区。穆尔上校的办公室里放满了秘密文件。早晨我会打电话给布拉格堡，看看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没提安·坎贝尔的办公室已被搬到了乔丹机场的事。在军队里，你请求批准做任何事情，往往得到的都是这样的结果。回答总是否定的，接着你得协商。我说：“好吧，上校，那么请允许我查封他的办公室。”

“查封办公室？你到底要做什么？”

“调查杀人案。”

“你不要这么随随便便，布伦纳先生。”

“是，长官。”

“早晨我会跟布拉格堡通话。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

“还不够，上校。”

“你知道，布伦纳先生，我非常赞赏你勤奋工作的态度和积极性。但是你不能像个工头似的管这管那，走到哪儿都带来一片混乱。杀人犯只有一个，你应该多少考虑到基地内那些活着的人的感情。在你想管这管那的时候，你可不能忘记军队的规章、惯例和礼节。你听明白了吗，布伦纳先生？”

“明白，长官。我现在需要的是穆尔上校头发的样品，要与现场发现的那根头发进行对比。你可以从家里给穆尔上校打个电话，长官，让他马上到乔丹机场的法医实验室报到，取发样。不然，我们就在这儿从他的梳子或发刷上取了。我想用后一种方法，因为时间太紧。还有，我此刻不想让穆尔上校知道他是嫌疑犯。”我看到斯特劳德的眼睛瞪得很大。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福勒上校才说：“好吧，我同意你取走他的发刷或梳子，但如果他办公室里的其他东西被发现动过了，我会控告你。”

“是，长官。你要给值班中士下命令吗？”

“让他接电话。”

“是，长官。”我示意斯特劳德。他出去把科尔曼中士找了回来。我对科尔曼说：“基地副官福勒上校要跟你讲话。”

他拿起电话，并无什么热情。他讲话的结束语都是“是，长官。是，长官。是，长官。”他挂了电话，对我说：“如果你能看好电话，我就把他的发刷或梳子找来。”

“很好。把它包在手绢里。”

他拿着一串钥匙走出办公室。我听见他的脚步声消失在楼道里。

我对斯特劳德说：“我们到外边去了。你在这等着拿那证据。”

“是，长官。”

斯特劳德好像因为可以为这个案子出力而感到高兴。辛西娅和我走到外面，站在吉普车的灯光里。

辛西娅对我说：“这个地方管得真严。”

“如果你在进行一些特种实验，比如洗脑、审讯技巧、道德毁灭和制造恐怖等，可能你也不愿外人在周围探听。”

“这就是安·坎贝尔从事的工作，是吗？”

“我想是这样。这儿有供自愿接受实验者住的、全是单间的大楼。外面的军事用地上还有一个逼真的仿造战俘营。”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大约一年前我同一个心理学家一起办案，他曾经在这儿住过。后来他申请调离了。”

“我猜这地方会让你心情不快。”

“是的。你知道，我在安·坎贝尔的私人档案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一面写着另一句尼采的名言——‘同魔鬼斗争的人，应该当心自己在斗争过程中不要变成魔鬼；当你长时间窥视地狱的时候，地狱也在窥视着你。’”

“这张纸条为什么会在档案里呢？”

“不知道，但是我想我明白它的意图。”

“是的……我想我们都明白。”她说，“为了生活，有时我真想改行干别的。我对那些事真厌烦极了，比如***化验标本、精子的脱氧核酸实验以及从强奸犯和受害者那里笔录口供等等。”

“是啊。我想10年是一个极限，而我已经干了近20年。这是我办的最后一个案子了。”

“你每次都这么说吗？”

“是的。”

斯特劳德手里拿着件东西从大楼里走出来。他走近时，我们看见他的微笑。他大声说：“科尔曼中士找到了。”

我们在人行道上迎上他。他交给我一把用草绿色手绢包着的发刷。

我对他说：“你知道关于证据的管理手续，我需要你写一份证明，说明我们何时何地如何找到了这只发刷，都有谁参与了等等。”

“好的，长官。”

“签上名，封好口，注明‘布伦纳’，6点钟之前送到宪兵司令的办公室里。”

“是，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