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个好听众，喜欢走神。此刻，我又想起了安·坎贝尔半开的棺材、她的脸庞、她的佩剑、她握着剑柄的交叉的双手。我意识到这幅画面有个地方有问题：有人把一枚西点戒指戴在了她的手指上，但那是她原来的那枚戒指吗？如果是，又是谁给她戴上的呢？福勒？坎贝尔将军？穆尔上校？肯特上校？这戒指又是哪里来的？但是，此刻这东西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福勒上校还在继续讲着，我收回了思绪。

他说：“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她——一个早熟聪明、精神饱满、任性调皮的小家伙。”他的脸上露出微笑，教堂里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他收起笑容，继续说：“安是个美丽的姑娘，无论外貌还是心灵，都非常美。她是上帝钟爱的女儿。我们所有认识她、爱她的人们……”

福勒尽管口齿伶俐，却依然无法回避这里的双重含义。他停顿片刻，相信只有那些与她有过亲密关系、十分爱她的人才会注意到这一短暂停顿。

“……我们大家都会深深地怀念她。”

福勒上校的许多听众开始抽泣流泪。现在，我明白了坎贝尔夫妇请他念悼词的一个原因。当然另一原因是因为福勒上校与死者没有一起睡过觉，这使他成为有资格致悼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我又在玩世不恭了。福勒的悼词令人感动。死者遭受了极大的不幸，她不该这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我又感到自己像个废物。

福勒上校没有提到安是怎么死的，但他确实这么说了：“在现代军事术语中，战场被描绘成一个充满敌意的场所，通常这种描述当然没错。如果我们把战场的涵义扩展一下，只要有战士工作和战斗的地方都称为战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安倒在了战场上。”他抬起头环视他的听众，最后说：“我们只有把她当做一位光荣殉职的优秀战士，而不是一个受害者来怀念才是恰当的。”他看着棺材，说：“安，我们一定会这样怀念你。”福勒上校走下读经台，在棺材旁停下，举手敬礼，然后回到他的座位。

风琴开始演奏，仪式又进行了几分钟。埃姆斯牧师带领哀悼者吟唱大家最喜爱的第23首赞美诗。最后的祝福词以“安息吧”结束。

风琴手演奏《万古磐石》1，全体起立。

1万古磐石指耶稣基督。

总的说来，作为葬礼，这是一次很成功的葬礼。

站在前面左边包厢里的8位礼仪护棺人鱼贯走到停放灵柩的走道上。同时，6位抬棺人都是精心挑选的，一律为年轻男性中尉，也许是因为他们年轻力壮，也许是因为他们与死者没有搞不清的关系。我还注意到，埃尔比中尉虽然有一片诚意，但也没有资格入选。

礼仪护棺队的人，按惯例都是将军的高级助手或死者的生前好友。同样，他们显然也是因为手脚干净而入选的。事实上，入选的都是女军官，其中有将军的另一副手博林杰上尉。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礼仪护棺队表面上看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对于那些知情者来说，将军似乎终于有办法让那些曾与他女儿有不正当关系的男人离开了安。

8位女军官走向教堂入口处。那6位抬棺人合上棺盖，在上面盖上一面美国国旗，抓住棺材两侧的把手，把它从灵柩台上抬了下来。

埃姆斯牧师走在灵柩的前面，安·坎贝尔的家人走在后面。长椅上身穿礼服的人都起立面向棺材，行军礼致意。这是灵柩起动时的规矩。

牧师带着人们走向门口，当棺材从8位礼仪护棺队员中间抬过的时候，她们立正敬礼。这时，哀悼者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往外走。

在外面酷热的太阳底下，我看着抬棺人将国旗覆盖的棺材轻轻地放到那辆木质老式双轮车上，接着，双轮车又被系在一辆吉普车上。

护送车队集中停在教堂对面的大块草坪上，那是公用轿车和客车，是运送死者家属、乐队、抬棺人、鸣枪队和护旗队的。每一个老战士都有资格被安葬在国家公墓，但是，只有在执行任务中遭遇不幸的人，才能得到如此隆重的对待。当然，如果是战争期间，他们也许就把无数牺牲的战士就地葬在海外，或者，像在越南战争中那样，把尸体空运回国，然后，再送回各自的家乡。不管怎样，无论你是将军还是士兵，你都会得到21响鸣枪致敬的待遇。

人们聚集到一起，互相交谈，与牧师交谈，对安·坎贝尔的家人表示安慰。

我看到坎贝尔一家人的边上，站着一位年轻人。我说过，我从安的家庭影集上认识了他，知道他是将军的儿子约翰。不过，即使没见过照片，我也能认出他是谁。他英俊高大，长着坎贝尔家族特有的眼睛、头发和下巴。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不知所措，站在家人的旁边。因此，我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说我是布伦纳准尉，又说：“我正在调查你姐姐的案子。”

他点了点头。

我们谈了一会儿。我向他表示了慰问。约翰从外貌看酷似他的姐姐。我跟他谈话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表示安慰。我问他：“你认识比尔·肯特上校吗？”

他想了想，然后回答：“这名字很耳熟。我想我曾在什么宴会上见过他。”

“他是安很好的朋友。我希望你见见他。”

“当然。”

我带着约翰走到肯特的面前。他站在人行道上，正与他手下的几个军官交谈，其中包括我刚认识的多伊尔少校。我打断他们的谈话，对肯特说：“肯特上校，这是安的弟弟约翰。”

他们握了握手。约翰说：“是的，我们确实见过几次面。谢谢你参加葬礼。”肯特好像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朝我瞥了一眼。

我对约翰说：“肯特上校不仅是安的朋友，还对我们的调查提供了极大帮助。”

约翰·坎贝尔对肯特说：“谢谢你。我知道你正在尽力而为。”

肯特点点头。

我说了声“请原谅”就离开了他们，让他们俩继续交谈。

人们也许会认为，在受害者的葬礼上，把嫌疑犯介绍给受害者的兄弟是欠妥当的。但是如果说在情场和战场上可以不择手段，各显所长，那么，我想，在谋杀案调查中更应如此。

比尔·肯特正站在深渊的边缘。我当然认为，无论是什么行动，只要能使他抬脚迈出最后一步跨进那个深渊，都是正当可行的。

人群慢慢散开，走向各自的汽车。我看到亚德利父子俩，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女人。那女人看上去跟他们俩都有血缘关系，也许她就是伯特的妻子，同时也是伯特不很远的一个亲戚。我想，亚德利的家谱上没有很多的分支。

我看到卡尔在跟鲍尔斯少校交谈。这个即将被开除的犯罪调查处官员脚跟并拢，不停地使劲点着头，活像一只上错了发条的玩具。卡尔是不会在圣诞夜、在生日宴会上、在婚礼上，或是类似的喜庆场合开除他的，但在葬礼上，他或许会考虑这么做。

辛西娅正在与福勒上校夫妇和坎贝尔将军夫妇交谈着，我很佩服她的这种能力，我总是尽量避开这种场面。这种场面总使我感到很尴尬。

再看看安生前那些众所周知的情人。我见到了威姆斯上校，这位军法参谋，他的妻子没有来。还有年轻的埃尔比中尉，他在这里显然不知所措。他竭力表现出一副又悲伤又坚强的样子，同时留意着身边那许多高级军官们。

辛西娅拍拍我的肩膀，说：“该走了。”

“好吧。”我向停车场走去。

赫尔曼上校跟我们走到一起，随后，我们遇见了穆尔上校。他手里拿着一沓打印纸，显然是在找我。我把穆尔介绍给赫尔曼。穆尔伸出手来，可赫尔曼装作没看到，并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审视着他。我这辈子都不希望别人用这种眼光看我。

然而，穆尔上校很迟钝，他不会在意的。他对我说：“这是你要的报告。”

我接过材料，学着我的指挥官的样子，没有对穆尔表示感谢，而是对他说：“今天我会随时找你，不要和联邦调查局的人谈话，也不要和肯特上校谈话。”

我跨进我的车，发动起来。空调启动之后，辛西娅和卡尔上了车。我们上了小教堂路，加入了往南向乔丹机场前进的一长溜车队。

辛西娅说：“葬礼办得很漂亮。”

卡尔问我：“那牧师的事，你能肯定吗？”

“是的，长官。”

“这个地方是否没有秘密可言？”

我回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她可不是个言行谨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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