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疗效不错，很多脚激动得热泪盈眶，小崔的抑郁也好了大半。

足底穴位那么多，通着那么多经络和神经元，不治百病才怪呢。

13、每个故乡都在消逝

我要还家，我要转回故乡。

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

——海子

先讲个笑话。

一人号啕大哭，问究竟，答：把钱借给一个朋友，谁知他拿去整容了。

在《城市的世界》中，作者安东尼·奥罗姆说了一件事：帕特丽夏和儿时的邻居惊闻老房子即将拆除，立即动身，千里迢迢去看一眼曾生活的地方。他感叹：“对我们这些局外人而言，那房子不过一种有形的物体罢了，但对于他们，却是人生的一部分。”

这样的心急、这样的驰往和刻不容缓，我深有体会。

现代拆迁的效率太可怕了，灰飞烟灭即一夜之间。来不及探亲，来不及告别，来不及救出一件遗物。对一位孝子来说，不能送终的遗憾，会让他失声痛哭。

2006年，在做唐山大地震30年纪念节目时，我看到一位母亲动情地向儿子描述：“地震前，唐山非常美，老矿务局辖区有花园，有洋房，最漂亮的是铁菩萨山下的交际处……工人文化宫里可真美啊，有座露天舞台，还有古典欧式的花墙，爬满了青藤……开滦矿务局有带跳台的游泳池，有个带落地窗的漂亮大舞厅……”

大地震的可怕在于，它将生活连根拔起，摧毁着物象和视觉记忆的全部基础。做那组电视节目时，竟连一幅旧城容颜的图片都难觅。

1976年后，新一代唐山人对故乡几乎完全失忆。几年前，一位美国摄影家把1972年偶经此地时拍摄的照片送来展出，全唐山沸腾了，睹物思情，许多老人泣不成声。因为丧失了家的原址，30年来，百万唐山人虽同有一个祭日，却无私人意义的祭奠地点。对亡灵的召唤，一直是十字路口一堆堆凌乱的纸灰。

一代人的祭日，一代人的乡愁。

比地震更可怕的，是一场叫“现代化改造”的人工手术。一次城市研讨会上，有建设部官员忿忿地说：中国，正变成由1000个雷同城市组成的国家。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指认和珍藏一个故乡，且故乡信息又是各自独立、不可混淆的，那么，面对千篇一律、形同神似的1000个城市，我们还有使用“故乡”一词的勇气和依据吗？我们还有抒情的可能和心灵基础吗？

是的，1000座镜像被打碎了，碾成粉，又从同一个模具里脱胎出来，此即“日新月异”“翻天覆地”下的中国城市新族。它们不再是一个个、一座座，而是身穿统一制服的克隆军团，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分泌物。

每个故乡都在沦陷，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

读过昆明诗人于坚一篇访谈，印象颇深。于坚是个热爱故乡的人，曾用很多美文描绘身边的风物。但10年后，他叹息：“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一种谎言。”

是的，“90后”一代肯定认为于坚在撒谎、在梦呓。因为他说的内容，现实视野中根本没有对应物。该文还引了他朋友的议论：“周雷说：‘如果一个人突然在解放后失忆，再在今年醒来，他不可能找到家，无论他出生在昆明哪个角落。’杜览争辩道：‘不可能，15年前失忆，现在肯定都找不到。’”

这不仅是诗人的尴尬，而且是时代所有人的遭遇。相对而言，昆明的被篡改程度还算轻的。

2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梦牵魂绕的旧影？此即替自己收藏童年、见证青春的地方？

当眼前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当往事的青苔被抹干净，当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曾与之耳鬓厮磨、朝夕相处……它还能让你激动吗？还有人生地点的意义吗？

那不过是个供地图使用、供言谈消费的地址而已。就像北京的车站名，你若以为它们都代表“地点”并试图消费其实体，即大错特错了：“公主坟”其实无坟，“九棵树”其实无树，“苹果园”其实无园，“隆福寺”其实无寺……

“地址”或许和“地点”重合，比如“前门大街”，但它本身不等于地点，只象征方位、坐标和地理路线。而地点是个生活空间，是个有根、有物象、有丰富内涵的信息体，它繁殖记忆与情感，承载着人生活动和岁月内容。比如你说“什刹海”“南锣鼓巷”“鲁迅故居”，即活生生的地点，去了便会收获你想要的东西。再比如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即是个被精神命名的地点，而非地址——即使你永远无法抵达，只能诗意消费，也不影响其存在和意义。

地址是死的，地点是活的。地址仅仅被用以指示与寻找，地点则用来生活和体验。

安东尼·奥罗姆是美国社会学家，他有个重大发现：现代城市太偏爱“空间”却漠视“地点”。在他看来，地点是个正在消失的概念，但它担负着“定义我们生存状态”的使命。“地点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没有地点，人类就不存在。”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记空词、一朵谎花。

当一位长辈说自个儿是北京人时，脑海里浮动的一定是由老胡同、四合院、五月槐花、前门吆喝、六必居酱菜、月盛斋羊肉、小肠陈卤煮、王致和臭豆腐……组合成的整套记忆。或者说，是京城喂养出的那套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系和价值观。而今天，当一个青年自称北京人时，他指的一定是户籍和身份证，联想的也不外乎“房屋”“产权”“住址”等信息。

前者在深情地表白故乡和生壤，把身世和生涯融化在了“北京”这一地点里。后者声称的乃制度身份、法定资格和证书持有权，不含感情元素和精神成分。

3

让奥罗姆生气的是他的祖国，其实，“注重空间、漠视地点”的生存路线，在当下中国演绎得更赤裸露骨、如火如荼。

“空间”的本能是膨胀和扩张，它有喜新厌旧的倾向；“地点”的秉性是沉静和忠诚，无形中它支持保守与稳定。二者的遭遇折现在城市变迁中，即城区以大为能、建筑以新为尚，而熟悉的地点和传统街区，正承受垃圾的命运。其实，任何更新太快和丧失边界的事物，都是可怕的，都有失去本位的危险，都是对“地点”的伤害。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作“故乡”，恐怕已有启齿之羞——

一方面，大城欲望制造的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一部，没人能再从整体上把握和介入它，没人再能如数家珍地描叙和盘点它，没人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

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容颜时时变幻，布局任意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暂时、偶然，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情怀。总之，它不再承载光阴的纪念性，不再对你的成长记忆负责，不再有记录你身世的功能。

面对无限放大和变奏、一刻也不消停的城市，谁还敢自称其主？

所有人皆为过客，皆为陌生人，你的印象跟不上它的整容。而它的“旧主”们，更成了易迷路的“新人”，在北京，许多生于斯、长于斯的长者，如今很少远离自己的那条街，为什么？怕回不了家！如此无常的城市里，人和地点间已失去了最基本的约定，同一位置，每年、每月、每周看到的事物都闪烁不定，偶尔，你甚至不如一个刚进入它的人了解某一部位的现状，有一回，我说广内大街有家馆子不错，那个在京开会的朋友摇摇头，甭去了，拆了。我说怎么会呢？上月我还去过啊。朋友笑道，昨天刚好从那儿过，整条街都拆了。我叹息，那可是条古意十足的老街啊。

吹灯拔蜡的扫荡芟除，无边无际的大城宏图，千篇一律的整容模板……

无数“地点”在失守，被更弦易帜。

无数“故乡”在沦陷，被连根拔起。

何止城池，中国的乡村也在沦陷，且以更惊人的速度坠落。因为它更弱，更没有重心和屏障，更乏自持力和防护性。我甚至怀疑：中国还有真正的乡村和乡村精神吗？

央视所谓“魅力小镇”的评选，不过是一台走秀，是在给遗墟颁奖。那些古村名镇，只是没来得及脱旗袍马褂，里头早已是现代内衣或空空荡荡。在它们身上，我似乎没觉出“小镇”该有的灵魂、脚步和炊烟——那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美学和心灵秩序。

天下小镇，都在演出，都在伪装。

真正的乡村精神——那种骨子里的安详和宁静，是装不出来的。

4

“我回到故乡即胜利。”

自然之子叶赛宁如是说。

沈从文也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

他们算是幸运，那个时代，故乡是不死的。至少尚无征兆和迹象，让游子担心故乡会死。

是的，丧钟响了。是告别的时候了。

每个人都应赶紧回故乡看看，赶在它整容、毁容或下葬之前。

当然还有个选择：永远不回故乡，不去目睹它的死。

我后悔了。我去晚了。我不该去。

由于没在祖籍生活过，多年来，我一直把70年代随父母流落的小村子视为故乡。那天梳理旧物，竟翻出一本自己的初中作文，开篇为《回忆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那是一个群山环抱、山清水秀的村庄，有哗哗的小溪、神秘的山洞、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傍晚时分，往芦苇荡里扔一块石头，扑棱棱，会惊起几百只大雁和野鸭……盛夏降临，那是我最快乐的季节。踩着火辣辣的沙地，顶着荷叶跑向水的乐园。村北有一道宽宽的水坡，像一张床，长满了碧绿的青苔，坡下是一汪深潭，水中趴着圆圆巨石，滑滑的，像一只只大乌龟露出的背，是天然的游泳池……”

坦率说，这些描写一点没掺假。多年后，我遇到一位美术系教授，他告诉我，30年前，他多次带学生去胶东半岛和沂蒙山区写生，还路过这个村子。真的美啊，他一口咬定。其实不仅它，按美学标准，那个年代的村子皆可入画，皆配得上陶渊明的那首“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几年前，金银花开的仲夏，我带夫人去看它，亦是我30年来首次踏上它。

一路上，我不停地描绘她将要看到的一切，讲得她目眩神迷，我也沉浸在“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想象与感动中。可随着刹车声，我大惊失色，全不见了，全不见了，找不到那条河、那片苇塘，找不到虾戏鱼溅的水坡，找不到那一群群龟背……代之的是采石场，是冒烟的砖窑，还有路边歪斜的广告：欢迎来到大理石之乡。

和于坚一样，我成了说谎者、吹嘘者、幻觉症病人。

5

没有故乡，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是谁、属于谁？

没有地点，没有路标，人如何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头也不回地疾行，而身后的脚印、村庄、影子，早已无踪。

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

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

14、天上的那件事

它时宏时细，忽远忽近，亦低亦昂，倏疾倏徐……它是北京的情趣，不知多少次把人的目光引向遥空。

——王世襄《北京鸽哨》

对老北京来说，有两缕声音最梦牵魂绕：鸽哨与空竹。

安静的年代，无论串胡同，还是伫庭院，只要稍留神，耳朵里就会飘入它们。二者的音容又近乎姊妹：嗡嗡嘤嘤、央央琅琅，如梦如幻、清越绵长……不同的是，一个在高处疾掠，一个于低空徊荡。

尤其鸽哨，乃皇城根最大牌的嗓子。没有它，没了这动静，京城的空气便仿佛睡着了，丢了魂儿……

如今的北京，鸽哨难觅了。

大家很少再集体仰望什么，天上的那件事——那件最美妙的事，那群滑着弧线、溜冰似的翅膀，那群雨点般的精灵，不见了。

天寂寞了，云枯瘦了。即使晴空，因没有翅膀和音符，也像白痴。

奥运前夕，北京广播电台灌了一张cd：《听，北京的声音，2008秒》。

雕刻市井之声，描画古都音容，这是个很童话的创意。据说最费周折的是录鸽哨，起初难觅鸽人，他们仿佛蒸发了，不知被高楼大厦撵到了何处，总算找到了一户，但环境太嘈，车水马龙，根本没法录。末了，遇上了在宋庆龄故居做义工的郑永祯，郑师傅酷爱鸽子，退休后主动来这里驯鸽，其弟则擅长配哨，可谓珠联璧合。谁知，又遇上个大麻烦，附近住着位高官，嫌闹腾，不让鸽子带哨上天，要择时机……

郑师傅还做了件有意义的事，一件大事：帮王世襄养鸽子。

世襄先生是个最好介绍又最难定义的人。往复杂了说，乃文物家、史学家、民俗家、美食家、收藏家、鉴赏家；朝简单了说，就是个一辈子爱玩、懂玩、玩透了的老小孩。而所有玩习中，畜鸽听哨为至爱，他甚至编著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鸽书，将鸽哨的源流、制式、造法、音效一一详解。

先生戏称自己乃“吃剩饭，踩狗屎”之辈，何出此言呢？“过去养鸽子的人，对鸽子就像待孩子。自个吃饭不好好吃，扒两口剩饭就去喂鸽放鸽。他们还有个习惯，一出门不往地上看，却往天上瞅，常常踩狗屎。”

鸽哨声声的年代，老北京人都有翘首的习惯，想必那会儿，驼背也少吧。据说，梅兰芳担心眼皮耷拉，曾专门养鸽子，或仰颈，或远眺，至晚年眼睛尚未变小。

王世襄回忆说：“过去几乎每条胡同上空都有两三盘鸽子在飞。悦耳的哨声，忽远忽近，琅琅不断。”养鸽行话多，圈内不叫养鸽，叫盘鸽。24只算一拨儿，要盘最少两拨儿，飞起来才好看。盘鸽至少早晚两次，若不勤飞，鸽身囤肉赘膘，就废了。

哨的制式和使用更讲究，按世襄的说法，有葫芦类、联筒类、星排类、星眼类……细分又有三联、五联、十三星、十一眼、双鬼连环、众星捧月……编排不同，绑式不同，音色音律各异。据传从商代起，即有人畜鸽了，而对制哨名家的记载，约始于两百年前。

应该说，正是鸽和哨，排遣了天空的寂寞。

我最早对鸽哨的印象，来自电影，尤以北京、西安为背景的片子，它几乎是故事开场的第一声，又总和钟鼓楼、四合院配一起，想必在导演看来，鸽哨亦是生活空间的必需元素罢。后来我才知，其实影视里的鸽哨，全部是音效合成，或者说口技，真实的鸽哨很难采集，因为录音师在地面，嘈声加上建筑的反射音，录了也没法用，只能进音棚伪造。

世襄老人曾言一笑话，说他看电视，好像央视某节目片头：“升国旗，多么庄严，接着是壮丽山河、长城。随后从老远飞过来鸽子，等近了一看，啊，怎么是那种叫‘落地王’的西洋肉鸽啊！”

老人钟爱的是中华观赏鸽。

原来，担负鸽阵和佩哨任务的并非普通鸽子，而是观赏鸽。信鸽耐力好，适于马拉松长途，却不会技巧飞。而广场鸽、庆典鸽和媒体画面中的鸽子，多是无飞翔天赋的肉鸽，在鸽人眼里，属“盘”不起来的阿斗，只能滥竽充数、遮人耳目。中国民间曾孕育过400多种观赏鸽，像黑点子、紫点子、老虎帽、灰玉翅、黑玉翅、紫玉翅、铁翅鸟、铜翅鸟、斑点灰、勾眼灰……体态和鸽名一样俊美。经过“除旧”“文革”和大规模城市改造，还剩多少，无人知底了。

据说，世襄晚年最大的遗憾，即没地儿畜鸽。所以，他将此事托付给郑师傅和名人故居的一个旮旯，并寄望北京奥运会上，腾空而起的是中华观赏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