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过去了，他还没有过去。

现在他的身份是高雄市某医师的父亲，孙女回来时还依照旧俗例行与全家拍个照。多数时刻他只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独居南台湾某个乡下；与家人不沟通，不来往。

城市的灯光嚣张又喧嚷地在他身边亮起，取代了当年的炮火。五颜六色的招牌，照亮城市每个角落，但他的人生始终黑白，甚至始终是一出默剧。他不能期待，不可言语；太多话会翻滚人生无法承受的沉痛与悔恨。十六岁拉夫，二十岁来台，今年八十三了。一晃眼，人生唯一允许自己激动的那一天，只有两岸开放探亲时，迫不及待地奔至香港探看妈妈。妈啊！妈啊！你身上的味道儿子四十年没闻到了，离家时连和你跪别的孝道，儿子都没做到。

一个甲子，当年一块被拉夫的，有的早战死壕沟，有的负了伤，勉强背一段路，身子越来越沉，放下一探鼻孔，才知断气了。十六、十七、十八？？二十，时日好快又好慢。每一分钟度过，就多死一名弟兄。二十岁的青春，生命竟是倒数的；每天等待下一个死亡的是自己。没想到来到一个陌生的岛屿，竟然一住六十三年。原本应瞬间消逝的生命，竟也这样拖拖拉拉，没有消逝，过了六十三年。

于是，组个家，与妻情感不睦，与儿大闹一场，甚至登报声明“某子从此与本人无关”。分离又怎么样，人生早在六十年前已报废了一半，故乡早已是一个永远回不去的地方；死亡是常有的事；孤独，唉！太小的事了。

今年父亲节，我收到一封高雄徐医师寄来的信，描述以上他与父亲的故事。徐医师现年五十岁，五十年人生里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埋怨，就是冲突；父子关系恶劣至爸爸登报与他脱离父子关系，母亲为了袒护儿子，与父亲也闹翻了。徐医师的父亲这几年一直过着独自的生活，年少颠沛，年老孤寂；家人们也逐渐放弃了对他的关心。徐父每日唯一的依靠是收听我的广播节目《文茜的异想世界》，跟着一个老了但爱浪漫的女孩听音乐、周游世界资讯、聆听不同人物的访问故事。

父亲节那一天，徐医师通过东森财经台总监李惠惠找到我，提出了一个很特别、很感人、很动人的请求：这么多年了，他想向父亲表达敬意，但他说不出口。一个已经不习惯表露情感的儿子，想借由一名陌生女子，告诉爸爸，“爸爸，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我们知道你的辛苦”，“请文茜小姐代为转达我们全家人对父亲的敬意。”

徐医师请我代念的信内容大致如下：

好久没有如此开心地醒来，

哼着哼着：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一首几十年没哼过的老歌……

好熟好美……

哥哥你打胜仗回来，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头发上……

很气非常气，为什么总扯上了战争，

谁写的……

泪光中映出了爸爸这一生的经历

那个烽火连天，少小就离家……

破碎的年代

再大的痛也绝不哭

不会哭、会忍，是我的爹

几十年没流泪了

我在广播中朗读后，徐医师写了一封非常亲切的回信给我，并客气地附送一大盒吴宝春面包。我很高兴这个父亲节，是五十年来，他们父子最相爱的父亲节。

面包箱里，放着一张徐医师的全家福。徐父安静地坐着，头发苍白，脸颊圆润，无甚表情。旁人看不出风霜，望不着悔恨。只知西风残照，岁月也残照，毕竟八十三岁了；他已习得平静。

照片中徐父的嘴唇紧闭；事实上，他已沉默一生。唯独喜欢听一个爱说话的（老）女孩的广播，她的时代有歌、有笑、有泪。但老先生的时代，只有苍凉、悲壮。流泪不是他们的权利；笑，只有人生绝望时，仰天狂笑。狂笑上天，也责问上天，这是什么时代？为何对中国人开这么一个大玩笑？活过“二战”，再来另一场更残酷的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国共内战？

徐医师与他父亲的悲剧不是唯一。他们父子尚可冲突、尚可埋怨、尚可五十年后来得及表达敬意，王应文则连这个机会也没有。

王应文的父亲王生明，是一九五五年“一江山战役”的国民党军司令。当时抗美援朝已结束两年，美军决定协防台湾，转向支持蒋介石。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虽已失去大多数中国大陆领土的统治权，但仍有一千五百公里海岸线上的岛屿，掌握于蒋介石军队手中，从浙江海口的大陈岛、一江山，南至海南岛、金门、马祖及台湾。一九五五年王生明接获命令，“死守一江山”，等同一纸军中死亡令。于是从大陈岛出发前，一行人特别被允许先回台湾探望妻小，并由蒋介石颁赠勋章。他们是台湾岛屿当年的“神风特攻队”4，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打一场绝望的战役。勋章挂胸前，别上去，换一条王生明司令的命。

出发前，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照。那个时代台北的照相馆不多，泰半集中于衡阳路；照相馆老板多年后回忆，前来拍照的往往不是有钱人，而是穷困的军人。拍的全家福多半除了不识事的孩子以外，丈夫、太太均无笑意。有的脸上挂着生离死别的悲伤，有的只差没泪流满面。

王生明一家是衡阳路照片故事中的一张，全家福上妻子满脸悲凄，先生表情苍茫。只有儿子王应文，大大的眼睛瞪着镜头，就怕自己闪失了那一瞬间。

旺旺中时集团拍摄纪录片《最后的岛屿》，王应文回忆与父亲最后一别。父子二人走到基隆码头，轮船已停泊岸边，这里已是马路的尽头，也是父子关系的尽头。父亲舍不下就此分离，于是拉起不到十五岁儿子的手，一切近在咫尺，战火即将开打。父亲的心，不知如何告别一个尚未长大的孩子；于是又回头走了几步，送儿子至路边公车站。顿时，天下起了大雨，在空旷的码头，没法避雨的时间，没法避雨的地点，雨哗啦哗啦淋湿了父子二人，父亲的眼泪这才止不住地流下，在雨水间，尽情地宣泄他的悲伤。

时光幽暗，万般不舍，无助的父亲此时只能掏出口袋中的手帕，试图想遮挡根本挡不住的大雨。这是生命走向微弱光芒的父亲，能为儿子做的最后一件事。大雨滂沱，像一个挡不住的大时代，父亲必须走上他的职责，走上他的末路，走上他的悲剧，走上他的烈士人生。手帕那么小，却代表一个父亲无力却最感人的祝福。

王应文如今年已七十，还藏着当年的手帕，接受《最后的岛屿》纪录片访问时，告白了一段终身遗憾：“我真后悔，当时没有紧紧地拥抱父亲。”声声哽咽，眉间扭曲，呼唤一个叫不回的时代。

往事如烟，那是对我们。对历经战火劫难的一代，昨日其实一直近在咫尺。我认识多位与徐医师父亲有类似经历的老兵们，在以时光堆积而成的岁月里，他们多半选择沉默以对，以不语和那惊心动魄的痛心回忆，保持距离。只有月迷津渡，人一下恍神时，才意识到自己已永永远远逃离了那场难以言喻的生离死别。

当时的他们，多半仅是十五至二十岁，没真正长大的小娃儿们。

于是每个类似的家庭，都有一名沉默、不会表达情感，甚至表面上好似不会爱人，也不懂得爱的父亲。

他们永远只选择站在世间苍茫的对岸，不回忆，人生就是一条陌路。

一直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走到有一天，他的孩子们终于明白时，奔向他，来得及给他一个最后的拥抱。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4神风特攻队，又称神风突击队或神风敢死队，“二战”时期由日本天皇设立的为扭转战败局面而实施自杀式袭击的特别攻击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