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4日

胡适这个人沈尹默

胡适这个人，我在北京大学和他共事一二年后，就把他的性格看得很明白了。他是个两面人：一方面自高自大，唯我独尊；一方面却很能够低声下气，趋炎附势的。所以我从头起就没有像社会上一般人士那样地重视他。

他进北大，是由陈独秀推荐的，独秀和他本来没有见过面，因为办杂志拉稿子，才时常通信，知道他喜发议论、做文章。那时候蔡孑民先生立志要把北大文科革新一下，就把独秀请来做文科学长，因此，独秀就向蔡先生说，胡适年少有见识，教他来加入我们革新的工作是很好的。蔡先生马上打电报到美国去请胡适，他便来到北大做文科哲学门的教授，担任的是中国哲学史。当他的那部《中国哲学史》上编出版时，我也和一般人心理一样，要看看他的本领，到底怎么样了不起，会得轰动一时；但是使我很失望这是我对他第一次的失望，我只翻读了开头十几页，便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他写的白话文，的确很漂亮，而他的引用来证明他的论断的古书中的文句，出注不甚确切，有时且不免近于武断，使人难以满意。后来又看见他为《申报》馆作的《五十年来的白话文学》（书名大致如此，记不甚清楚了），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好的都是白话的，白话的都是好的。”他一向标榜用科学方法的，而且他是讲逻辑的，我不懂这两句话，是用什么逻辑、什么科学方法得出来的结论。这第二次使我失望，比第一次还要大些。从此以后，我就很少看他的作品。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他写的文字，无论是散文，或者是诗，都很干净，但是过分的干净了，干净得同蒸馏水一样，尝起来一点味道也没有。我记得在日本京都，有一回去看一位在旧学界享盛名的老教授，他向我这样说：“胡适的白话诗，诗的趣味很少，论他的才情，似乎还远不及刘半农。”

我再举出几件事实来说明他的为人。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时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评议会，继之便组织教务处，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许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们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轻，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又陈独秀到北大后，把《新青年》杂志移到北京来办，由北大几个同人分任编辑。有一期是归钱玄同主编的，登了一篇王敬轩和林琴南新旧斗争的文章，大部分是刘半农的手笔，而博士大为不满，认为这样不庄重的文字有失大学教授们的尊严体统，硬要把这个杂志编辑权归他，这一来，惹起了鲁迅弟兄的愤慨，他们这样说：“《新青年》如果归胡适一人包办，我们就不投稿。”又是我多事，出头向胡适说，你不能包办，万不得已时，仍旧由独秀收回去办倒可以。他当时只好听从我的劝告，没有能够达到他想拿去包办的目的。不久，“五四”运动起来了，那时，胡适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乡去，并没有参与这伟大事件的发动，等到他回来时学生正在罢课中。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许多责难，一面说这是非常时期，“你们应该采取非常手段”“革命”手段；一面又说这个时候学生不应该罢课，“我要劝他们立刻复课”。他要等学生开大会时去讲话，阻拦他不住，终于到会讲了话，但没有人理睬他，讨了个没趣。以上所说的三件事情，都是他常常引以为恨的事。一言以蔽之，他是个头等喜欢出风头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么学问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过是借来作为出风头的工具而已。刚才听到颉刚说他的考证方法是从胡博士那里得来的，起初胡博士对颉刚疑古的精神还嫌不够，但后来又反对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实这种心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再就这一点深入研究一下，这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客们的伎俩，完全一样，平日喊出许多好听的口号来，不过是一种引人的幌子，与他们的行为是完全不相符合的，这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可以听到、不胜枚举的事例。胡适也就是这一种类型的活跃于反动时代的政客学者。还可以说一两件事发笑的事，如果不是我亲自看见听见的，绝不会相信。一件是陈仲恕对我讲的，他说他震于胡适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他也去听讲，听了好一阵，觉得有点耳熟，仔细想一下，记得是在颜习斋书里看见过，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来知道胡博士过于忙碌，讲演期到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就到琉璃厂书店去顺便买了一本颜习斋的着作，在洋车上，翻了一翻，便把这一场公开讲演对付过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里去，他那时同张慰慈住在一起，他们书房里有一张大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地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乍一看不免使我有点惊讶，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这是胡博士着书的成绩，他实在没有时间细细读书，只好临时翻检，用剪报的方式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说胡博士是翻书着书。因此之故，才晓得一九二四年以后，北大学生对胡博士的信仰减低不少，是有正当的理由的。但是中学生们还是欢喜读他的东西，这是什么缘故呢：一则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清楚，容易了解，再则他往往单凭他的主观愿望去处理每一个问题，轻易下断语、作结论。中学生读书少，不能够发现他的轻率武断的毛病，反而佩服他说得那么简而明。其实，不是用简单化的手段就可以了解一切学问的，凡稍微多读几本书的人，就很容易看出他文章中的漏洞。所以我以为他对于一般人的影响，是一时的，不会是永久的。他自己曾经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所以开风气这一点，一般人都是认为他的功劳，其实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是陈独秀，打倒孔家店的主张者是吴又陵，他不过跟着尽一些宣传力量。他又善于自吹自擂，一般人不知底里，却把这个功劳归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去了。

今天的座谈会是对于胡适思想问题加以讨论的。无疑他是一个亲美崇美的人，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一切历史的分析，学理批判，诸位先生的发言都已经详尽无遗，我只能就我知道的事实，说出来印证诸位的言论是正确的。但我根据事实来说，胡适思想的影响，不比崇拜武训的人们的思想影响来得大，他不能影响到学习过马列主义者的脑筋中去，这就充分说明了胡适思想是容易清除的。

1952年1月5日

胡家健从香港剪寄来香港《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料。那天出席的人有这些：沈尹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顾颉刚（上海学院教授）、蔡尚思（沪江大学教授）、刘咸（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复旦大学教授）、吴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由《大公报》编辑王芸生致开幕词。

1952年1月6日

胡适反动思想批判蔡尚思

（一）替美国帝国主义服务

（二）替中国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服务

（三）用枝叶问题去代替根本问题

（四）用改良方法去抵制革命方法

（五）个人与时代相背而驰

（六）思想根源在个人主义

1952年1月7日

连日摘抄朱熹论生死鬼神的信札同语录。前答杨联陞书，指出朱子《答连嵩卿一》与《答廖子晦二》，其实还不只此二书。

我在一九四五年在哈佛神学院作英格索尔演讲，指出殷人的祖先教的用人祭及殉葬等残酷风俗，引起后来思想家的反抗，故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都带有存疑主义意味。下一代当然说“无鬼神”了。

此次答杨联陞信，指出北宋南宋的思想家为什么也提倡一种存疑主义。我说，当时禅家说得尽管高明，其实很浅陋。他们所以要思想学问，只为了“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宗杲教人，总说，“腊月三十夜到来，管取你热乱”。司马光以下，张程朱子，都只是要打破这种卑陋的心理。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特别表彰范缜的神灭论与反因果论，这是有意的提倡。

张载《西铭》说的“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也只是孟子所谓“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

朱子更明显地指出释氏“为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然后学”，指出这是“陋”，这是“私意之尤者”。

1952年1月10日

去利维医生处，受诊察检查。他说，很满意，秋天的小有心跳不规律状态，现在都不见了。

血压120/78。体重153·5磅。

1952年1月11日

大泻了一天，颇困顿。到了半夜，才服磺胺脒十二粒，才止住。

1952年1月12日

江泽涵十一月卅日的信，由香港用平信寄来，今日才到。

“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这么觉得，也还是近半年多以来的事，而且也是我们自己心里相信的。

“你可以想象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

1952年1月13日

今天房杜联喆夫人与他丈夫房兆楹先生把全部《大清历朝实录》搬到我寓中。计有：

总目一函10vols

《清实系》118函1180vols

《宣统政纪》3函30vols

1221220

我此次决定买此大书（计价700·00），是感觉此书有用，而我知道这三百年的史实太少，所以想到这书在我手头也许可以引起我读清史的兴趣。

1952年1月14日

写信给陈源先生（通伯），请他代照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世界最古的印本书”（唐懿宗咸通九年〔868〕戊子刻的《金刚经》卷子）影片寄来。（后始知寄信地址错误，一月廿八有信去。）

1952年1月15日

·h·赫胥黎晚年（1893年正月至1894年七月）编定他的《文集》，共九册：

1·《方法和结果》

2·《达尔文主义者》

3·《科学和教育》

4·《科学和希伯来传统》

5·《科学和基督教传统》

6·《休谟》

7·《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和其他》

8·《生物学和地质学的演讲》

9·《进化论和伦理学及其他》

赫胥黎（18251895）说理述学，都特别清楚明白。我生平最喜欢他的散文，上月决心托书店替我觅购全部，今天送来，我很高兴。（此是美国d·阿普尔顿公司1904年的初排本。）

今天我在普林斯顿参加大学图书馆的葛思德书库委员会讨论会。

1952年1月16日

去年八月廿二日，我剪粘了杰克·莱特先生（《纽约镜报》）引的·亨利·赫胥黎的话，今天我才查得这几句话出于他的《议论的问题》（1892），后来作为他的《科学和基督教传统》论集的《导言》（《导言》，p·57）。原文比莱特引的还更有力。

1952年1月17日

昨日来客有w·桑贝克（66号东街8号regen79691）和f·劳伦斯·鲍库克，代表自由欧洲无线电广播（57号西街110号，pga77600）。

有王人麟，有王恭守，有叶良才。

1952年1月20日

胡适爬进了反革命的坟墓

王芸生

胡适这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他爱出风头，热中名利，矛盾善变，走上风，往上爬，爬进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成了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

据胡适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胡适留学美国，原是学农的，到辛亥革命成功，他说他“有做大总统的希望”了，就弃农改学文哲了。这是一变。胡适留美时，每逢假期，他不与同学们一道玩耍，专找院长教授的太太们去鬼混。一位同学特编“胡适与老太婆”一首歌，以嘲笑他的走上风、往上爬。胡适的博士论文是回国后写的，一九一七年蔡孑民先生打电话约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不等毕业，就匆匆回国，为了地位，急不可待。他在美是学古文学的，离美时同学问他，到北大搞什么？他回答当然搞古文学。到北大后，看见已有治古文学的几位大山存在，他就勒转马头，搞起新文学来。投机善变。欧战时，日本出兵占我胶州，留美同学人人愤慨，胡适在留美学报上发表文章，说大隈重信是大政治家，不会侵占中国土地，且必扶助中国；“二十一条”暴露了，留美同学联名打电报给袁世凯，主张对日宣战，同学们愿回国为祖国效死，胡适却发表文章，说学生的唯一责任是读书，莫管国事。他是如此的害怕帝国主义。蒙古独立运动时，胡适写文章高喊出兵打仗；“二十一条”时，他又主张埋头读书，莫管国事。前后矛盾。他在北大教书，做名教授，他和丁文江常常在顺承王府里混。胡适看不起地位比他低的人，却专跟一些银行老板们在一起吃酒打牌，他自己说是“卫生麻将”。势利眼，专看见位尊而多金的人。抗日战争爆发了，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他与周佛海等汉奸搞一个所谓“低调俱乐部”，播散失败论调。那时他已走上汉奸的道路。

以上是略记旁人所讲有关胡适为人的资料，以下再谈我所了解的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