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一三年（即民国二年）十月到了北京。那时候北京政府有一个工商部、一个农林部，后来把两部并成一部，改称农商部，张謇做总长，我做次长。部中原有矿政司司长张轶欧是比国矿科大学毕业生。他以前在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读书，我教过他国文。他见我之后，很兴奋地对我说，你来做次长好极了！我是学采矿科的人，极希望中国矿业发达。但是我国究竟有多少煤矿，多少铁矿，及其他金属矿，外国人来调查得很明白，并且有着作，我国自己完全不知道，所以中国政府最重要的设施应该赶快设一个地质调查所。可是说起来太可怜了，我们现在的各大学校连一个研究地质的学科都没有，那懂得地质的毕业生当然很少的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在农商部设一个地质传习所，把各大学校矿科学生或程度相等的学生调到传习所来，一面上课受教练，一面由教师轮流携带出外，到各处为调查地质的实习，以树立办矿的基础。你到部做次长，我唯一希望能将此事办到。

张轶欧又说现在留学外国研究地质回来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章鸿钊，一个是丁文江。还有一个在比国留学不久可以回国的是翁文灏。鸿钊已在农商部办事，文江则在云南调查地质。（？）假如短时期内能成立一个地质调查所，我拟推荐丁文江做所长，他的地质学相当地好，而又十分干练，十分热心。于是我的脑海中，开始有了丁文江这么一个人的印象。

我受到张轶欧这一个冲动，就催促轶欧连夜编制地质传习所的开办经常两种预算，短时期内就提出国务会议通过。可是在那时候的财政状况之下，要想拨款就遥遥无期了。

我在北京农商部做了三个月的次长，可以说什么事都没有做。我所注意的就是依照张轶欧的计划，用种种方法筹到五万元一笔款子，作为地质调查所的开办经费。在一九一四年的一月底，忽然得到上海电报，知我母亲病重。我母亲已整整八十岁了，电报上说病重，谅必凶多吉少。我接电时在中午，遂决定次日天明以前趁车赴津，再在津趁津浦快车回到上海。我对于部务什么都没有留恋，我得电之后即已准备，无论我母亲病情如何，决不再到北京做官了。所以在动身之前向张謇微露此意，但郑重向张謇谆嘱设立地质调查所之重要，无论如何不可被人破坏。得到张謇的允许，我始放心动身。但我到上海时，只能看见陈尸待殓的母亲了！我做三个月的官，没有使我高兴的事，而因此一行不得亲自送老母的终，心中当然非常懊丧。但唯一的安慰即是希望成立一个地质调查所，就算不虚此行，而脑海中所牵记的，不知丁文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

（第二节）我与丁文江相识之后

我何时第一次与文江会面，在什么地方谈过点什么话，我因年老之故，完全记忆不清了。我在初次与文江识面谈话时，似乎并未感觉到他有惊人出众的知识与才能，但日子愈久愈使我钦佩。我与他十次八次晤谈之后，我方始觉得他常识之丰富。任何一件事情，他都能彻底了解，谈起来头头是道。他什么都很留心，什么事都要研究。他的记忆力极强，他的判断力极速。他有组织的能力，他有管理的天才。他能以科学的知识处理日常的事务，他能以科学的眼光观察时局的推移。他对于部下以严厉的态度，责成其效力，以宽厚的待遇关心其生活。他兴趣极为广泛。他留心教育，尤注意青年之发展。他亦留心时局，尤希望政治之清明。我最初视为泛泛的朋友，渐渐知道他是不可多得的益友，后来我心中竟认为他是我的导师了。

这并不是我个人阿私所好。与我年龄相等的梁启超，他交游极广，信徒极多，有坚强的自信力，但亦有坦白的从善心。自与文江熟识，屡次谈论之后，有时会无条件跟着文江走同一路线。

文江主持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之后，调查所的成绩举世公认，不在我叙述范围之内。但文江的兴趣并不专注于地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欧战结束后，我国社会名人曾组织一个视察团，以梁启超为领袖，团中有张嘉森、蒋方震、徐新六、丁文江等人，而文江实为团员之中心。

一九二一年文江鉴于北洋军阀互相并吞，内战迄无结束，而自身因受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之限制，不能做政治上之活动，适因受交通部嘱托调查热河省北票煤矿左右一带的地质。其时北票煤矿系京奉路局所经营，已投资五十万元，而成效未着，筹款甚艰，有招商承办的意思。文江调查结果，认为有经营价值，怂恿我出面，与路局订立官商合办合同，官四、商六，作为股份有限公司，以文江为总经理。文江推荐翁文灏为调查所所长，而自己仍留调查所，顾问名义，不支薪水。

北票煤矿公司完全系商业机关。当初创办时，我曾告文江，开矿计划必须五年方能完成。在五年之内，希望他勿离公司。而他就允诺，但至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的春天，文江即向我表示要脱离公司。我问他的原因。他说，第一，北票公司现已能独立，每月产煤所得之盈余，足敷开支而有余。第二，北票公司虽是营业性质，但为公司之事不免还要常与官厅接触，尤其因为北票地方及运销产煤之铁路完全在奉天统治者势力之内，每隔二三个月必须到沈阳与官厅接洽。关外的官厅架子好大，我当初为什么要脱离地质调查所，大部原因就是怕伺候官僚。谁知关外官僚的脸孔更比北京官僚的脸孔格外看不得，我不愿再见胡子的脸孔，尤其不愿在胡子势力之下讨生活。当初我不应该怂恿你办北票煤矿。现在北票的情形已能自主，矿山的组织亦颇完密，我现在脱离公司，可以告无罪于股东。第三，因为我常常到关外，感觉张作霖本人及他的部下都不是好家伙。最近作霖因关内军人皖系直系之内战，而奉军亦已参加，将来这种混战的局面不知怎样了结。现在胡子的势力已到达山东，可能将来逐渐阑入长江地域。我们江苏人要受胡子的统治，我是不能坐视的。但我仍在北票做经理，就没法到各处去活动了。我老实告诉你，依照现在国内混战的局面，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我所眼看的北方军人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所以我愿意到南方各处去走走。

（第三节）

日俄战后关外的情形张作霖辈何以能出头

肃王善耆的小庄头变成东三省的统治者

我听到丁文江这一席话，心中十二分表示同情。我写到此处，不能不把我所看见的事实，及我所听到的历史，完全写在下面。

我于一九一一年十月的下旬（阴历的九月上旬）到奉天省营口去做大清银行分行的经理。营口是奉天自立的商埠，所有沈阳、锦州等处的支行都归营口分行管理。那时候武汉的革命已经爆发了，而且正在很迅速地发展。我到营口之后，对于业务方面十分没有把握，所以每一个星期都要到奉天去住两天，探听奉天及其他各省的消息，以便指示营口行员的营业方针。那时候的东三省总督是赵尔巽，他是汉军旗人。我在三个月以前曾经旅行关外至哈尔滨及内蒙古之大赉厅，路过沈阳与赵尔巽有一面人之缘，尔巽的幕府亦有我的熟人。据幕府中人告诉我，自从武汉革命在长江流域发展之后，张作霖即把散布各地的自己军队陆续调到沈阳四周驻扎，压迫尔巽把北洋防军驱逐到山海关以西，并由日本领事警告尔巽说，北洋军队的统领多半是同盟会，日本人为维持关东秩序，保护日本人利益起见，绝不能坐视此种军队留在关东。因此奉天总督府的总参谋蓝天蔚，张作霖说他是革命党，要加以缉捕。赵尔巽不得已，就令天蔚住在总督衙门，以避其锋。以前张绍曾所统带的第镇军遂已奉命开往关内滦州了。

众所周知张作霖是胡子出身，怎样能在奉天忽地掌握军权，怎样能对于赵尔巽如此跋扈，实际上完全是日本人的背景。日本人何以要替张作霖撑腰？中间还有一段秘密的历史。这历史很少有人知道，我若不写出来，恐怕这一段珍贵的史料要就此湮没了。

在一九〇四年日俄宣战之前，中国的外交部及袁世凯因庚子年俄人占领东三省的军队并不按照壬寅中俄条约如期撤退，而暗中反有增加，交涉无效。日本政府欲图与俄一战，蓄念已久，暗中向我政府表示，愿替我国驱逐俄兵，先与袁世凯密商，希望条件：（一）中国确守中立。（二）日本获胜后，继承东清铁路及旅顺、大连租赁权之外，不向中国索取酬报。（三）中国政府应暗中给予日本军事上种种之便利。袁世凯虽允许略有帮助，而不能满日本人之欲望。肃亲王善耆是一个年少喜事之徒，那时候在北京内廷当差，与日本公使馆往来很熟，他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很慷慨地向日本人表示愿意暗中帮助日本。

原来善耆是铁帽子王，满清入关时功臣之后，在奉天省金州、复州、海城、盖平四县，多半是他的庄田。自关内外建筑铁路之后，交通便利，关内穷民往关外垦田的年年增加。他每年田租收获甚丰，生活豪侈，手笔甚阔。他与日本使馆的武官商谈之后，就命令他收租的大庄头到北京，要他在辽东招募胡子帮助日本做游击队。他那庄头说：“胡子何必招募？我手下的小庄头一共有二三十名，多半是胡子。老实说，我若不用胡子做庄头，我要收租，就不能顺利。”他们手下的人多的可在千人左右，最少的亦有数十人。要他们做游击队，有的是人，不过从来没有经过训练罢了。商量之结果，由日本驻北京的武官带同翻译，变装易服，径往布置他的机关，即设立在肃王庄头的家内，谁也不敢过问。实际上谁也不知道。

这件事情的发生还在日俄宣战六个月之前。自庚子以后占领东三省全部的俄国军队，实在数目大概在四十万人左右。隶属军队的劳工、商人及其眷属大概在十万人左右。自辽河以东，旅顺、大连的海口起直至满洲里，所有东清铁路两旁到处有俄人的踪迹。俄兵的纪律很坏，关外的农民说到大鼻子，就要谈虎色变。肃亲王善耆的庄田即在东清铁路两旁，听说日俄有打仗的消息，为他自己的利益与东三省的命运，是十二分关心的。他自从与日本使馆的一行武官商量，而招待该武官往关东是否另有一种秘密协定，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人说他自己本人并没有受到日本人的金钱酬报，而完全是出于自愿，这或者是事实吧。

胡子游击队之组成，究竟数目若干，无从查考。但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强硬要求奉天将军赵尔巽把张作霖等统击的游击队约在二万与三万之间的人数，完全由政府收编，认为是中国正式军队，并且要求给予张作霖等军官的职衔。政府无法抗拒，只得照办，由那时候的东边道张锡銮、奉天将军赵尔巽的命令办理招抚收编之事。收编的情形，我同乡管凤和正做海城县知县，张作霖及其伙伴大半是海城人，他眼见而告诉我的。从此以后，张作霖、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汤玉麟等这一批胡子，就弹冠相庆，于于而来，俨然是军官了。说起来东三省招抚胡子，收编胡子，是道光以后屡见不鲜的事。而招抚之后忽然又叛变，叛变之后又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招抚，不足为奇。但人数最多不过数百，官阶不过千总把总而已，像这种大规模的招抚收编，是从来没有过的。

日本人何以如此支持张作霖等，而必须要求中国官吏收编呢？据说张作霖辈之游击队的确曾立大功。立功的地点即在肃王庄田相近区域之内，时在一九〇四年的十一月。俄国总司令克鲁巴特金以俄国海陆军屡次失败之后，日军因天寒之故略略休息，而俄国由北满洲调到西伯利亚新来之骑兵，由克鲁巴特金指挥，忽然侵犯辽西之中立地带，以攻击牛庄、营口。这是日本军重要的后方。日军以守军甚少，仓猝应战，几至失守。幸张作霖辈之游击队即驻在辽西，俄军侵犯中立地带相近之处，作霖军队原有日本军人为指挥官，今见事急，即指挥作霖军队出俄军不意，截断俄军后路，俄军损失很重而败退，故牛庄、营口得以保全。假使没有此游击队之支持，而牛庄、营口为俄军占领，则日本已占领之青泥洼及旅顺亦将放弃，而海陆军有隔绝之虞。

俄军犯辽西中立以攻击牛庄、营口的事实，载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224页），系根据日本的文献，十分可靠，但没有说明张作霖军队之立功，只说幸有援军赶到，方才把俄军击退等语，此当然为日本人所讳言也。

读者看到这一段事实，就很容易明了日本人强迫中国政府必须招抚胡子与收编其军队的原因了。作霖辈自受收编之后，并不听受奉天将军（以后称东三省总督）的调度，而暗中增加军队之人数。其武装配备，完全由关东军供给。至于粮食及给养出于何处呢？读者须知东三省是中国的谷仓，他们有了武装的军队，到处可以自由征收，或按户科派，还怕没有给养吗？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距张作霖收编时已有六七年之久。他究竟有多少军队，东三省官吏大概都不明了。但事实告诉我们，他的军队已从洮南府起一路布防，经过沈阳，直至锦州，居然包围沈阳，驱逐北洋所派客军。人多则胆壮，从此东三省已经落在胡子的势力范围之内，换句话，就在日本势力范围之内了。

这种内幕没有到过东三省的人不会知道的，即使常到东三省的人，没有留心访问亦不会知道的，即使留心访问而没有机会亦不容易听到的。我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是在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的暑天，无意之中到北京香山纳凉，遇见一个很熟悉的友人在香山消夏，他留我在别墅一宿。月明在天，夜凉似水。我这朋友曾在肃王部下当差，与肃王很亲密。我偶尔提及肃王现住大连，生活如何？他说，日本人对他非常之好。他儿女很多，大半到日本读书。肃王有时亦往日本小住。他的生活，有日本政府照顾，大概不成问题。我说，怪不得人家说他是宗社党，大概日本将来还想利用他做第二次复辟的傀儡吧。但我的朋友说，这是一种无稽之谈。日本要复辟，只有利用宣统。肃王是铁帽子王，是满清入关时功臣，与现在的王室已很疏远。肃王是日俄战争时代唯一自动地帮助日本的人。日本的军人有一种侠义的观念，是恩仇必报。自从日本战胜俄国之后，日本的天皇及陆军都十分尊重善耆，所以革命之后，日本政府照顾他的生活，就是为此原因。我因此一席之谈，而得知道张作霖受编前后情形，才恍然知道张作霖实际是日本人所豢养的鹰犬。丁文江做了北票煤矿公司经理之后，我曾秘密告诉他，请他到奉天时，随时探访我在香山所听到的史料是否确实。文江对于这种消息在正面没法可以访问，但已探明张作霖于受奉天将军招抚收编之后逐年扩张的军队，已得一个大概。可以证明者，此扩张军队之武装，完全由于日本无代价的供给。

简单地说，我与丁文江已深切明了张作霖的身份了。所以文江要脱离北票公司而做政治活动，我由衷心表示热烈的拥护。但这是两心默契而不能向任何人宣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