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盯住我的眼浅浅地笑起来，风止住后向我挥挥手里的一饮料瓶，那里面装满土黄色的蚂蚱，密密麻麻地爬上爬下，弹跳间不时伴随蚂蚱扇动的翅膀，蹦出断成好几截的腿或胳膊来。莉莉姐示意我跟紧她，我屁颠屁颠地跟随在她后面。

我们顺着田垄走上坑洼的土路。那是回家的路。我满怀期待，紧握的手很痒，似乎兴奋得出汗了。

我们两家仅一墙之隔。房屋和围墙都用红黄色的砖和灰色的水泥拼起来，远看像巨大的积木，在太阳底下被烘烤出热气。一层层砖砌得不齐整，经年变老变脆，用力能把砖从墙体的罅隙里抠出来。边边角角挤满了青苔，小虫子也选择在这儿筑巢。

莉莉姐家开了副食店。她环顾店里没人，拉开冰柜的玻璃罩，我迫不及待地把头探过去，因为过于凉爽，不得不眯起眼睛。她脏兮兮的手在一堆奶油、巧克力的冰激凌间摸来抓去。我巴望它停在那种带勺子的冰激凌的包装袋上，心脏“怦怦”跳个不停。

“给你，快吃！”她扔到我手里那种两毛钱的冰棍，纯白包装，印刷质量很差，表面一个又大又醒目的“爽”字，似乎囊括了这种冰棍的一切特性。

我撕开包装袋，“嘶嘶”地往嘴里吸。单纯的甜味消失殆尽，最后只剩扎舌的冰。冰块被我“嘎嘣嘎嘣”地嚼碎，咽进肚里，最终只是一摊水。

我始终觉得欢乐的时光的的确确太短暂，欢乐过后整个人被肚子和舌头牵扯出微小的空虚感。我团好包装袋，塞进口袋。莉莉姐把蚂蚱放进用砖块搭起来的小屋子里。她低头往里瞅了一会儿，用碎砖末把缝隙堵严，又抬头盯着我。她的神情一点一点严肃起来，在阳光下皱起长长的，但明显没长开的眉眼，连她捉蚂蚱时因为跑来跑去，被风粘到头发上，未曾脱落的草茎，也就此带点肃穆的味道了。

她坐下，拍拍身旁的土地。我盘起腿，坐在她身旁。我猜她要和我谈“离开”的事了。

果然——“我以前就做过类似的梦。最近这种梦更清楚。我不知自己是在哪，但明显是在火车或汽车上，风吹动我的头发。我抬起头，看到满天白云飞快后退。我知道自己是在离开，我在梦里多么兴奋啊。你知道吗？我兴奋得想喊，想欢呼。但嘴一张就醒了过来，我发现自己还在那张小床上。”

她抱拢双膝，侧过头面向我。我刚想张嘴，说些配合她的话，说不定她一高兴又赏我支冰棍——这次是冰激凌也说不定。

她忽然笑了：“咳，对你说这个干吗。你这小孩又不懂。”

我想说我是懂的。但她已站起来，打算去看她的蚂蚱。莉莉姐站起来时在我面前，把整个太阳都挡住了。我抬起头看看她因为逆光，黑漆漆、修长的身影，阳光给她镀了金色的轮廓。

我暗自揣摩，她离开时是不是也这样美呢？

莉莉姐的命不好。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奶奶和四邻街坊在一起使眼色、打手势、咬耳朵，经过多方求证得出的结果。理由是莉莉爸妈开的小副食店，每月收入用手就能算得出。莉莉这么大，家里还没买房子，三口人挤挤挨挨地堆在老头子的偏房里。

老头子是莉莉姐的爷爷。

听他大声对儿子儿媳抱怨，让他们搬出自己家，不然骂莉莉姐，或者自己无端发起火来，已不是一次两次了。那个家，有像炸弹一样滴答作响，似乎随时会爆炸的祖宗，的确不是令人愉快的事。

但莉莉姐有她的冰柜，有她的蚂蚱。我常想即使她是人们口里所说的“命不好”，但她有吃不完的冰激凌，她捉的蚂蚱比谁都多。有句话怎么说的？“人各有命。”她拥有的大概我永远都不会有。

隔几天她又风风火火砸我的门。那时天未亮透，我隔着门，在她的催促里一边应她话，一边匆忙穿衣服。

天边露出一点日头，朦朦胧胧似乎飘荡着残留的雾气。像被切开的西瓜，黑的、绿的，再远一些是红的。

“那些大蚂蚱都被小蚂蚱吃了！”我拉开门，莉莉姐一直紧靠门框，险些跌进来。她捉住我的手，喉咙里带着哭腔，我担心她就此哭起来。

她在我面前把碎砖屑拨开，示意我往里看。那些大个的蚂蚱，多被咬得只剩头，余下的身子残缺不全。小蚂蚱灵活地跳来跳去，它们土黄色的身子，和大的的确很不同。

“这些小的……都是土蚂蚱啊。都怪我……”她坐在地上，手伸进砖块间，把蚂蚱残缺的小身体全掏出来，放在手心里。

此时太阳已升起来，蚂蚱的身体被阳光笼着，似乎到处都是金黄色的光芒。空气里混合了各家的早饭香味，一会儿味道越来越浓。我蹲在地上，感觉肚子空得厉害。

她盯着蚂蚱发呆。我在热烈的晨光下，后背已出透汗，密密匝匝像穿了一件什么。

“死妮子，大早晨盯着死蚂蚱做什么？你也想死啊！快来吃早饭！”老头子从正房的窗户里探出头，看向这边。

莉莉姐的身子一震，蚂蚱撒了一地，她有些无奈地捂住额头。

“埋了吧，姐姐。”我附在她耳边，轻声对她说。

我仔细看才发现，什么时候，莉莉姐开始变得和我们不一样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热时她不再捉蚂蚱。她开始用她妈妈的劣质口红，把嘴唇涂成一枚滴水的红樱桃。不知她从哪弄来一套亮闪闪的演出服，天天穿，天天洗，在身上未干，就迎风张开双臂。她不再怕她爷爷的训斥，老头子生气、喊骂她时，莉莉姐会不屑地向他翻眼睛。

她在我们小学显得很出挑。逢大人夸她“莉莉越来越有大姑娘的样子了”，她会咧开嘴巴笑。

我在她身边，她比从前大方得多。不只送我冰棍儿，给我奶油、巧克力味冰激凌也是常有的事。

我看到她，就想起“离开”。但之后她没再向我提过。我以为她忘了呢，就像对蚂蚱、老头子的训斥一样不再在意。忽然有一天，她掀开床板，小心地打开一层一层包裹起来、脏兮兮的塑料袋，那里面有一堆零碎的钱。

“离开”像句密语，横亘在我俩之间，紧紧黏住我们日益明显的距离。

我知道她从未忘记。

不想却是我先离开。

爸妈在城市工作，我长到八岁时，他们接我离开奶奶家。

我离开前几天莉莉姐总是愤恨地看我。一直到我坐上巴士，也没见她来送我。我在空调车上大汗淋漓地向外张望，始终未见她细小的在土地上奔跑的身影。

这样也好，我想。那时我怕她的眼睛，它们让我心虚得紧。

我开始有自己的生活。我学会说普通话，家乡带腥气的土话早随已死的蚂蚱埋在地底下。适应城市的生活后开始学会打扮，明白了越来越多生活圈子之外的事。

每年一次，我只在暑假回老家。我所见的莉莉姐，依然是从前的样子。她的审美观停留在带闪片的衣服。她说家乡话，好多字发音混在一起。她的家境没有改观，副食店还是那个副食店，三口人挤在老头子的偏房里——“三口只等老头子死了占那套屋子。”后来听奶奶对我说。

我不再称她姐姐。关于“离开”的事，自从见她把一个欺负她表弟的幼儿园小孩狠狠打哭后，我就再没提过。

这次，她是真正忘记了吧。

三年前的暑假我回家乡半个月，与她碰面并不多。

晚饭后我扶着奶奶出门散步，在路口撞见骑车的莉莉。她见我先羞怯地一笑，露出的牙齿不算白，总喝盐碱地里的水，牙齿无论如何刷不白的。她正正后座上装货的布袋，把车子靠在墙边。

那天我才知道她已经不上学了。那年我十二岁，她刚刚结束初二的课业。

她捋捋头发，汗涔涔的额头在夕阳下反着光。“不上了，”她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我太笨了，跟不上。还不如帮店里忙。”

晚霞被夕阳渲染成寂寞冗长的深红色。我头一次发现家乡的云这样美。

莉莉谈起来，一点伤心的语气和表情都不见。风有了声音，穿过我们之间，哗哗啦啦像金子撒了一地。我回想起来，说不定那是阳光的声音。

沉默蔓延开，我们靠在墙上，她忽然说：“倒是你啊，你是城里的孩子了，学习应该抓紧才是。”

后来奶奶搬来这个城市，我和莉莉的联系彻底断了。她不会上网。我们的关系日渐单薄，像一根丝，手指轻轻一挑就裂成两截。

我常常想，我与她联系有什么用呢。她不过是一乡下姑娘，文化水平低，又没一技之长，连生活都是个难题。可我又想她。我叫过她姐姐，跟在她屁股后面捉蚂蚱，走过长长的田垄，巴望她在冰柜里掏出一支冰激凌给我。

我说不清对她的感情，似乎掺杂盲目的崇拜在里面。这崇拜使我日后想起她，少了些许鄙夷。我无论如何也酝酿不出对家乡的感情了，可是我想她。

我在初中结束时独自回了老家。整个县城都在重建，楼房被拆得不像样子。风吹来满天满地都是土，我捂住口鼻，走了许久。小时熟悉的地方都被拆了，破砖乱瓦堆在地上。沿路遇见乡人，不停打听，才知莉莉在“阿楚精剪”做理发师。

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那间发廊的店面是整个县城最大的。我看到莉莉了，她光脚踩着尖高跟鞋，各色人的碎发在她手里头飞舞。她留了新奇的发型，红头发被绑成密密麻麻的小辫子，紧紧贴在头皮上。

我不敢与她搭话。我想她不是应该满头满脸灰地在副食店里帮忙吗？怎么过起我才应该拥有的，新潮时髦的城里生活了？

她连说话的语调都变了。她看我的时候——“媚眼如丝”，我想起这个词。

她扭头对我娇滴滴地说：“先生再等一会儿，一会儿就完。”她的儿化音拖得又长又软。但一见是我，先是惊讶夸张地叫一声，而后指点软皮沙发，叫我先坐一会儿。

我想莉莉确是不同了。她在我身边，走路已像个成熟的女人。

“阿楚精剪”前有一片人工湖。在那么一刻，我感觉它睡了。湖水在夕阳下，流动的样子懒散至极。

谈及现在和未来，莉莉野心颇多。然而她闭口不提过去。

她还穿带亮片的紧身上衣，显然与小时那件截然不同。她走起路满身亮片闪成一片夏夜的星光。

我不知她在这几年经历过什么，但她显然已融入这个复杂的社会，谈话间偶尔还露出对我的不屑。

“你啊，只是个小孩子。”她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似乎她已对我定位。这就是我在她心目中的全部印象。

“再过两年，我会开自己的店。我要让这个县城里所有人都知道我。”她漂亮的眼睛被眼线描成长长的一段，像夜色下龟裂的地面。

我忽然想起从前。多年前幼儿园教唱一首叫《送别》的歌，要在“儿童节”登台表演。莉莉因为嗓音不好听，被老师安排在台下当观众。

这怎么能怪她呢？因为缺少爸妈管教，莉莉吃了太多冰激凌，把喉咙吃坏了。她刚做过手术，别人的嗓子有两个洞，她只有一个了。

可我不敢对老师说。小时我多么胆小，连撒尿都不敢打报告，最后只能尿在裤子里。唱完后我跑下台，看到莉莉把头深深埋下去。

“我以后一定要离开，一定！”莉莉笃定地对我说，眼圈红红的。

“以后我开店你一定要来捧场啊。我给你打折。”我和莉莉互道再见，她踩着尖高跟鞋，“嘎吱嘎吱”地走了。

连她的影儿也看不见了，我忽然想起我忘问她那些零碎的钱，被压在床板下，被脏兮兮的塑料袋紧紧包裹，她是否还留着呢？

她怎么开始说普通话了，她还会说家乡话吗？我可是很想念，那些土地的腥气，那些午后阳光暖烘烘的气息，真的久违了。

我用指腹压住发烫的眼皮，用掌心捂住干涩的眼眶，并拢指缝的罅隙，防止不争气的眼泪从那里挤出来。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