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耳终于明白过去徐慕给过他的种种难堪，原不过是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他与徐慕其实都知道，能够做彼此的朋友是件很难的事，可是他还是很想对徐慕说一声“对不起”，哪怕被他认为自己矫情、虚伪。

朋友

文周海亮

是朋友，才敢放心把钱借给他。想不到，那钱，却迟迟不见还。借条有两张，一张五千，一张两千，已经在他这儿，存放了两三年。

如果他的日子好过些，或者只要还能马马虎虎过得下去，他想他仍然不会主动去要求朋友还钱。可是他失业已近一年，一年中他试着做了点小生意，又把最后的一点钱赔光，这日子过得就艰难无比。自己还好办，一个凉馒头两块咸菜再加一杯白开水就是一顿饭。可是看到妻子女儿也跟着他受苦，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他想现在他应该向他开口了。七千块钱虽然不多，但应该可以让自己，让自己的家，渡过难关。

和朋友是在上中学的时候认识的，两个人同坐一张课桌，很聊得来。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和理想，慢慢地变得形影不离。后来他们又考上同一所大学，读同一个专业，这份友谊就愈加深厚。毕业后他们一起来到这个陌生的小城打拼，两个人受尽了苦，却都生活得不太理想。似乎朋友比他要稍好一些——虽然朋友只是一个小职员，可那毕竟是一家大公司，薪水并不低。

可是那次朋友找到了他，向他借钱。他猜最多也就两三百块钱罢了，甚至不必还他。可当朋友说出五千这个数字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对朋友说，虽然这两年来，我只攒下了五千块钱，但我仍然可以全部借给你。不过，你得告诉我你借这五千块钱做什么。朋友说，有急用。他问，有什么急用？朋友说，你别问行吗？最终，他还是把钱借给了朋友。他想既然朋友不想说，肯定有他的道理，那么不追问，对朋友也是一种尊重。朋友郑重地为他打一张借条，借条上写着，一年后还钱。

可是一年过去，朋友却没能把这五千块钱还上。朋友常常去找他聊天，告诉他自己的钱有些紧，暂时不能够还钱，请他谅解。他说不急不急。那时他真的不急。那时他还没有结婚。那时，他还能够领到一份工资。

可是突然有一天，朋友再次提出跟他借钱，仍然是五千块，仍然许诺一年以后还钱。于是他有些不高兴，他想难道朋友不知道“讲借讲还，再借不难”的道理？他再次问朋友借钱做什么，朋友仍然没有告诉他。朋友只是说，有急用。他说难道我们不是朋友吗？如果是朋友，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他说暂时还不能，——你压力大，所以只能我向你借钱。他当然听不懂朋友这句逻辑不通的话。听不懂，却仍然借给了朋友两千块钱，然后收好朋友为他打的借条。为什么借他？因为他相信那份珍贵的友谊。

往后的两个月里，朋友再也没来找过他。他有些纳闷，去找朋友，却不见了他的踪影。朋友的同事告诉他，朋友暂时辞了工作，回了老家。也许他还会回来，也许永远不会。他想朋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明，朋友想顺便赖掉这七千块钱？后来他感觉自己对朋友的猜测实在有些恶毒。朋友是这样的人吗？凭他们交往了十几年，凭他们十几年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凭他对朋友为人的认知，他想朋友肯定会在某一天回到这个城市，找到他，亲手还了借他的钱。

他等了两年，也没有等来他的朋友。现在他有些急了。之所以急，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窘迫与贫穷。他想就算他的朋友永远不想再回这个城市，可是难道他不能给自己写一封信吗？不写信给他，就是躲着他；躲着他，就是为了躲掉那七千块钱。这样想着，他不免有些伤心。难道十几年建立起来的这份友谊，在朋友看来，还不如这七千块钱？

好在他有朋友的老家地址。他揣着朋友为他打下的两张借条，坐了将近一天的汽车，去了朋友从小生活的村子。他找到朋友的家，那是三间破败的草房。那天他只见到了朋友的父母。他没有对朋友的父母提钱的事。他只是向他们打听朋友的消息。

他走了。朋友的父亲说。

走了？他竟没有听明白。

从房顶上滑下来……村里的小学，下雨天房子漏雨，他爬上房顶盖油毡纸，脚下一滑……

他为什么要冒雨爬上房顶？

他心里急。他从小就急，办什么事都急，比如要帮村里盖小学校……

您是说他要帮村里盖小学校？

是的，已经盖起来了。听他自己说，他借了别人很多钱。可是那些钱仍然不够。这样，有一间房子上的瓦片，只好用了拆旧房拆下来的碎瓦。他也知道那些瓦片不行，可是他说很快就能够筹到钱，换掉那些瓦片……为这个小学校，他悄悄地准备了很多年，借了很多钱……他走得急，没有留下遗言……我不知道他到底欠了谁的钱，到底欠下多少钱……他向你借过钱吗？你是不是来讨债的？

他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他不敢相信他的朋友突然离去，更不敢相信他的朋友原来一直在默默地为村子里建一所小学校。他想起朋友曾经对他说过，“你压力大，所以只能我向你借钱。”现在他终于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朋友分两次借走他七千块钱，原来只是想为自己的村子建一所小学校；之所以不肯告诉他，只是不想让他替自己着急。

你是他什么人？朋友的父亲问。

我是他的朋友。他说，我这次，只是来看看他，却想不到，他竟走了……还有，我借过他几千块钱，一直没有还。我想等回去，就想办法把钱凑齐然后寄过来，您买些好的瓦片，替他把那个房子上的旧瓦片换了。

朋友的父亲老泪纵横。他握着他的手说，能有你这样的朋友，他在地下，也会心安。

回去的汽车上，他掏出那两张借条，想撕掉，终又小心翼翼地揣好。他要把这两张借条一直保存下去，为他善良的朋友，为他对朋友恶毒的猜测。

十七岁的那株向日葵

文王万龙

一

高中生涯的第一天我就认识了宋小文，一个古灵精怪的男孩。当老师把录取成绩平平的我安排到和他一起的时候，我心里多少有些不悦。因为他不论从穿着还是到长相，都离我想象的异性同桌太远，我实在难以接受与这样的男孩同桌三年。

第一堂课他像个小学生一样把手放到背后，腰挺得笔直，惹得一帮后面的同学偷偷发笑。而我，则在一旁不是翻阅着青春就是发呆。偶尔，他会悄悄地问我一个非常无厘头的问题。例如地理课上刚讲到珠穆朗玛峰，他就问我：“哎，你说要是一只蚂蚁从上面摔下来，会不会死？要是会死，是怎么死的？”对于这样的问题，我经常哭笑不得，难以解释。

他见我不回答，便会嘿嘿地笑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然后接着又郑重其事地重复一遍他的问题，直到我回答为止。我经常是很不耐烦地告诉他：“会死，会死，这么高，那不被摔死啊？”一般问题到此就算我输了，因为他的答案从来都是难以想象。他捂着嘴巴，将头用力地弯到课桌下，假装拣钢笔，可却掩饰不了他因为剧烈发笑而抖动不已的双肩。

“你吹吧你，能死啊？就算死，也绝对不会是摔死，很大程度上绝对是饿死。”他笑过之后，提笔将答案写在了草稿纸上。

大部分的时候，看完答案就是轮到我假装拣钢笔了。这就是宋子文，一个相貌普通，又没个正经的高中男孩。

二

宋子文不知道从哪弄来的一个mp4，整天揣到口袋里，听着对于我来说是莫名其妙的英文歌曲。时不时他会哼上两句，我在一旁打趣道：“小子，你以为你唱唱歌就能成疯狂李阳啦？”他瞅瞅我装没听到，唱得更大声了。

直到第一次口语考试，他和外语老师站在讲台上，把那些不明所以的单词连在一起，说得比我的普通话还要流利时，我才和台下所有的同学惊得目瞪口呆。

我开始贿赂宋子文，用一些好听的糖衣炮弹，恳求他教我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他欣然答应着，说什么时间都行。

实质上，我是一个特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或者说是从不会去努力实践。于是，这个无条约的承诺就这么一直安然摆放着，直到第一学年的统考结束。

刚开学，还打算优哉游哉的我就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他一脸严肃地问我：“你高一这一学期都干了什么了？你看你成绩，从刚入学的中等生到现在的倒数，你再这样下去，我只能叫你家长来商量留级的事情了。再说，你不会以你的同桌宋子文为榜样吗？你看看人家，不论哪科成绩都在前茅。给了你那么好的学习资源，你怎么就不懂得充分利用呢？”

最后，老师亮出了底线，要是我这一学期无法冲到中等，只能被迫留级。我怀着极度压抑的情绪走出了办公室，不明白老师为什么非要拿我和宋子文比。

班上已经公布了成绩，贴在黑板旁边。我和宋子文占同一个位置，都是第一。不过他是正数的，我是倒数的。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周围有许多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甚至我听到有人说：“要是我和第一名坐一起，怎么也不会考全班倒数第一吧？不过这样也挺有意思啊，哈哈，两个第一坐一起。”在一阵闲言碎语之后的哄堂大笑中，我慌忙冲进了厕所，堆积了许久的委屈终于在哗哗的流水声中痛快流淌。

再回到教室与宋子文坐到一起时，我忽然感觉到难以适应。他一如从前地乐天派，与我嘻嘻哈哈，问我一些极端无厘头的问题，可我却再没有心思与他一起开怀大笑了。

他似乎发现了我的心事，主动说要兑现他的诺言。而这些在我觉得却是一种有意的羞辱，我冲着他大声吼道：“别以为考了第一就很了不起！你觉得跟我坐一起很丢脸，你大可以让老师调座位，不用来这儿献殷勤帮我提高成绩。我不需要！”宋子文的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一言不发。

我以为，这是我们的最后谈话了。

三

时不时地他会给我一些笔记，和一些学习心得。由于他的坚持，逐渐地我和他的关系又恢复到了从前。可不一样的是，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他了。

他的纯真与善良，永远无忧无虑，给周围的人带来开心。而我知道，我只能把这个秘密紧紧地藏在心底。因为我和他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现在表白，只会是让他为难。我只有努力争取名列前茅，才有机会与他一起奋斗。

高二的最后一次统考在我汗水淋漓备战后的第一百零三个清晨来到。我小心翼翼地做着每一个题目，仿佛它们都是我倾吐心声的砝码。

皇天不负有心人。成绩通知单上，我的名字紧贴在宋子文后面。想起那个掩藏了许久的秘密，我的内心忽然开始一阵狂跳。

我与宋子文第一次外出，是他约的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我脑子一片空白，当初构想千万遍的经典对白全然忘却了。

宋子文在一片向日葵的田野间停下了。我一言不发地跟在他身后，在这整片的金黄里穿梭。最后他在一株将近萎谢的矮小的向日葵前站住了，回头看着我。

“你知道吗？向日葵和人一样，都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来生长。你看它，在这些生机勃勃的景象里，它却快消亡了。因为在最适合生长的时机，它没有努力走好向着太阳前进的每一步。所以，现在只能接受阳光被周围阻挡的事实。”说完，他微笑地看着我。

阳光下，他依旧地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我虽有点怅然若失，却忽然明白了什么。人生的每一个时段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我们不能逾越，因为那不会是一个美丽的结果。

一年后的七月，我考上了两年前我想都不敢想的大学。毕业聚会那天，曾是同桌的那些人都相拥而哭了，唯独我和宋子文在大笑。因为我知道，十七岁的花季该是太阳下最努力拔高的那一株向日葵，而我那段已是最美的十七岁却再没有泪水。

白妞与黑妞

文凉月满天

白妞是妹妹，黑妞是姐姐。黑妞只比白妞大三个月，十三岁以前还互不相识，1983年上中学时成了同桌。

那时候天很蓝，地况却很不好。红胶泥的土路，雨天成了黏黏的一团，人走人陷，车走车陷。中学离家八里路，学生们像蜂蛹，一个挨一个朝前蠕动，人人手里拎一根棍子，用来捅自行车的前后瓦里的红胶泥，推一段，捅一捅，再推一段，再捅一捅。白妞家里穷，连捅自行车的机会都没有。冬天天短，黑妞怕她出危险，就和她一起步行。白妞书包里还放着中午饭——两块煮红薯，掏出来，一人一块，甜得不行，就是凉，冰凉。

两个人性情相反。白妞性急嘴尖，黑妞性情散漫。考试的时候，白妞埋头刷刷地写，黑妞就偷偷地捅她：“哎，这道题怎么做？”白妞就烦：“等会儿！”黑妞就等，很安闲地坐在那里，转圆规玩，无所用心。

有一次，白妞也拿着黑妞钟爱的圆规转来转去，当投枪往桌面上投——嗖的一声，威风凛凛——没投准，圆规那只细脚伶仃的尖针狠狠地扎进黑妞摊在桌上的手掌。黑妞一愣，瞅着还在颤动的圆规莫名其妙。白妞吓得够戗，赶紧倒打一耙，“哎呀，你干吗不躲开？”黑妞也觉得自己不对，很惭愧的样子，一声不吭把这个东西从肉里拔出来。手掌上一个圆圆的洞，慢慢往外渗红红的血珠，好像美人额上点的一粒朱砂痣。十几年后两人见面，白妞说你知道吗？当年那个圆规，我太恶劣了，真是对不起……黑妞莫名其妙，“什么时候的事啊？”

那个时候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白妞和黑妞一块给白妞家当猪倌，抢猪食。

白妞家里的老母猪产了崽，星期日白妞和黑妞就人手一根柳木棍，“嗒嗒哧哧”地赶一群黑、白、花的小猪崽去村外吃草，喝水，打滚。黑妞采一满把青白的小菊花，一瓣一瓣揪着玩，白妞蹑手蹑脚走到她身后，往她脑袋上撒了一把苍耳子，捂着嘴“哧哧”笑。黑妞顶着一头苍耳，也好脾气地跟着笑。回到家，家里的料笸箩里有给母猪单另煮的盐水大麦仁。这个东西好吃！长长的芒，扁扁的穗，麦粒是粘的，煮熟，加盐，筋道，美味。两个人你一把我一把抓着吃。

白妞知道爱美了，花两毛钱买一盒润肤霜，抹得脸上厚厚一层，头发梳得溜光，再花一毛钱买一面小圆镜，上课的时候偷偷拿出来臭美。太忘情了，数学老师扑过来都没看见，小圆镜没收了。

怎么办？白妞拉着黑妞在操场上转圈：“我就说，这面圆镜是你借给我的，好不好？”黑妞傻乎乎地答应了，老师没还镜，还把两个人一块训了一顿。灰溜溜地出来，白妞居然把自己的谎言当了真：“要不，我买一面镜还你吧？”

黑妞好像也当了真：“好啊。”

两个人就这么傻傻地心意相通。

后来，当那个十八岁的小老师一出现在英语课堂上，白妞就直了眼，那一刹那的感觉就是惊艳。他好白！眼睛好亮！真好看！白妞不错眼珠地盯着看。老师每次转堂，她都准备了好多的问题，老师停步身边，青春气息直逼上脸面。她忘了自己问的是什么，老师也忘了回答，两个人的眼睛都亮如星辰。周围一片乱哄哄。

白妞渐渐成了学校的一大看点。老师，学生，一边看一边指指点点，还有人嘁嘁喳喳：“她呀，不正经……”那一刻白妞想：这个地方，住不得了。脚发软，头蒙蒙的，呆头呆脑地走到课桌旁边，拿一支笔，却不知道想干什么。没等她来得及想给哪个留话，已经写下黑妞的名字：“我走了，不要找我，我会想你的。”

学校面南背北的大门，两箭之地就是柏油路，也就是后来的京广线。她顺着公路往东走，一路上玉米长成一大片的青纱帐。地上有草，有花，天上有云，这个时候，黑妞他们，已经上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