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本新出版的长篇开头中，我这样描述了我中学时代的母校：

“……我记得我们学校的样子：很大的校园，一半以上的面积是菜地和树林。菜是油菜和蚕豆，树是梧桐和水杉。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满校园金黄，蜜蜂会嗡嗡地飞进我们的教室，引出女孩子的声声尖叫。五月蚕豆花开，紫色的小花甜津津的，大概学校里每一个学生都尝过那花朵的滋味。校园余下的一半面积，四分之一盖满了教室，四分之一是教师及学生的宿舍。灰砖灰瓦的平房一排挨着一排连绵起伏，很是壮观。校园的周遭是河，有水泥桥和木桥分别连通学校的前门和后门。冬天河水很浅，冰面结结实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就不从桥上走，直接从冰面上滑过去，很刺激。夏天水大了，偷着下水戏耍的人很多，学校三令五申不准游泳，没用，直到有一天淹死了一个刚进初一的小孩子，大家才怕起来，再没人敢下河了，担心死鬼在水下面拽他。……”

关于这一段淹死人的文字，应该是我的杜撰。小河沟很浅，不大可能淹死学生。但是我脑子里又分明有这样的记忆，就张冠李戴了，算是给平淡的描述增添一点传奇性。

母校的风景在我的脑子里是一个定格，呈固定的姿态，永恒不变。前几年我曾经去过一趟黄桥，沿黄中外围墙慢慢走了一圈。眼睛里看到的全是陌生，崭新的教学楼与我之间有一种疏离，所以我没有踏进校门。理智上，社会总是在进步的，学校也应该与时俱进，旧貌换新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情感上，却永远保留着从前的记忆，铭心刻骨，不愿有丝毫的差异。

跟黄中结缘，是因为文革后期父母下放到黄中任教，好像是1969年年底的事情吧。搬家的卡车穿过镇上尘土飞扬的小街，摇摇晃晃开进黄中宿舍的小院。低矮的门洞里窜出一个瘦高的中年人，慌手慌脚帮我们抬卸家具，热情而略带憨厚的笑容融化了我们在寒风中凝固成冰块的心灵。父亲介绍他姓张，张海德老师。高中阶段他成了我的班主任，教我的语文。

我插班进初二。我的语文老师姓王，数学老师姓刘。进黄中之前，我是个资质平平的学生，语文尚可，数学就相当勉强，没有兴趣，也缺少灵气。有一次上数学公开课，讲勾股定理，恰好我在原来的学校中学过了这一段内容，回答刘老师的提问时便从容不迫，条理清晰。刘老师大喜，以为发现了一个数学天才，此后就对我另眼相看，上课总是将最难的问题留给我回答。我受宠若惊，从此不敢懈怠，渐渐对数学有了兴趣，倏忽开窍了一样。数学好，连带着其他功课也好了，自己对自己有了信心，也有了一个期望值。我高中的数学老师姓黄，我还记得他白发飘飘走在校园里的样子。黄老师对我更是偏爱有加，据说他每次批阅考卷，先找出我的一份来做标准答案，如果有一题我做错了，那就基本上是全班皆错。老师的偏爱是举在我身后的一根鞭子，哪怕一次小小的期中测验我也不允许自己让老师失望。高中毕业考试，六门功课，我拿了平均九十八分的成绩。至今回想起来，我还是很感谢刘、黄二位老师。数学对人的智力开发至关重要，高考时我参加的是文科考试，却也是凭数学拿分才进了北大。

中学时代，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母的愁眉始终不展，具体到我的身上，我总是为同一样事情困扰：如何应付那一次又一次忆苦思甜的班会和作文。家庭出身不好是我心中时时在流血的伤疤，我躲闪着遮掩着尽力不让我的同学知道。但是我不敢谎报出身，说自己的祖辈如何苦大仇深，如何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总让自己的言词模棱两可，在剥削与非剥削的边缘之间滑来滑去。那几乎是一场出色的智力游戏，我不能不赢。我在那期间日益变得聪明起来，并且打下了日后当作家写编故事的基础。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王先生应该是知道我履历表上的一切情况的，对我闪烁其词的杜撰，他始终保持沉默，没有戳穿我也没有歧视我。事隔多年，不知道王先生还记不记得当年我那些暧昧的作文？

1970年年底，我初中毕业。那年正逢上山下乡运动有一个暂时的停歇，全班同学几乎都放弃升入高中，参加了工作分配。那期间我父亲被关在县里的一个学习班上，母亲要独自应对让我升学还是工作的难题。不升学肯定能进工厂，升了学很可能两年后毕业下乡。母亲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期间的犹豫和徘徊像极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邻居张海德老师闻讯过来，帮助母亲作了决断：当然要读高中，多读书总没有坏处。

我跌跌爬爬进了黄桥高中，有幸成为张老师的学生。

人生就是一次次的偶然，无数个偶然的片断组成了生命之链。高二那年，1972年的5月，为纪念毛泽东《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学校里举办“红五月征文”比赛。我投了稿，是篇超长的作文，有五千来字吧，题目叫《补考》。一天上午在操场劳动，有同学奔过来告诉我，我的作文在学校报栏里贴出来了，纸面上打满了红双圈。那时候，老师们批阅作文，喜欢在认为最好的字句后面画上红双圈。当时我心里很兴奋，即刻就想去看看，却又矜持，不愿在同学面前显出我的迫不及待。挨到中午，校园里寂静无人时，我像做贼一样溜到报栏前，傻乎乎地笑着，独自欣赏我的打满了红色双圈的作文。我带着心跳，从头到尾一个个数下来，一共是九十八个红双圈。这就是教我语文的张海德老师给我的评价。

九十八个！多么吉利的数字。冥冥之中，这仿佛是对我的命运的一种昭示，一种生命密码的解读，一种诱导我、指引我的宇宙气息。

带红双圈的作文在报栏里张贴了许久。一天，县文化馆的同志到学校办事，偶尔走过报栏，看见这篇作文，就揭下来带走了，不久刊登在县办刊物上。县办刊物送到扬州地区交流，被地区刊物选中，第二次发表。几经周转，次年，《补考》竟赫然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正式刊物上。那时我已经下乡插队，父亲鼓励我说，既有一，何不能有二？我想想也是，就接着往下折腾，就陆续写了并且发表了很多，就成了作家。

没有当年作文上的九十八个红双圈，我的人生之路大概不会是现在走的这一条。我喜欢我现在的职业，也因此要感谢张老师，感谢母校黄中的报栏，感谢在我成长的年代中曾经帮助、鼓励和抚慰过我的一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