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母亲不止一次对我们姐弟几个说，我们小时候留在她那儿的照片，该由我们分一分，各人拿回去保存才好，自己时不时可以看看，儿女长大了给他们也看看。我们答应着，却总是拖延着不付诸行动。兄弟姐妹大了，各自东西，难得见面，只有父母亲那儿才是共同的归宿。似乎照片留在家里，那个家就有我们的一份存在，依旧是从前的那份热闹，那份喧哗，那份饭桌上的狼吞虎咽和饭桌下的拳脚相加。

姐弟四人算下来，该数我的照片最多。大概因为是长女，又因为过早懂得了“留恋”这个词，更因为早早离开了家庭四方闯荡的经历。

最早的一张照片是出生几个月的时候。一个胖胖的、相貌平常的孩子，皮肤有点黄，眼泡肿肿的，酣睡未醒的模样。听说我的父母年轻时很漂亮，可我小时候实在长得不怎么样。第一次从老家如皋带到父母工作的泰兴，母亲的学生瞥一眼便惊呼：呀，这么丑的小孩！

两岁的时候便有了自主的意识，能够从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有一天被外婆带着上街，路过照相馆，趔趔趄趄自己就走进去了，相当老练地往镜头前一站，便由照相师按下了一张牵狗的照片。狗当然是假的，个头几乎有两岁的我那么大，伸出长长的舌头，十分神气。外婆拐着小脚追进照相馆，一见生米煮成了熟饭，只好忍痛掏钱。

三年困难时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胡萝卜煮饭。可我不明白那时大人何以还有闲情和闲钱为我们照相。最得意的是一张我和妹妹及大弟三人的合影。

依稀记得的场景是晚饭之后，姨妈在摇曳的烛光下给我和妹妹装扮：打上胭脂，涂了口红，换了最好的一身毛衣。然后姨妈带着我们慢慢地往照相馆走，街上的路灯暗淡到昏黄，而我们几个手拉着手，又快乐又漂亮，频频吸引了路人的目光。这幕特别的情景从此便深深刻印在我的大脑中，几十年的岁月里经常地、反反复复地被我回忆和品嚼。品嚼多了，也疑心是不是记忆发生了偏差：80年代的省城南京都没有照相馆晚间营业，那个时代，那个小县城，怎么会是晚饭后去照相呢？可怜我的姨妈在几年前已经去世，如今我想问也找不着人去问了。然而那张照片确实叫人喜欢：三个胖娃娃，一律的毛衣和背带裤，一律快乐地笑着。周岁的弟弟咧着小嘴，目光谦和却又顽皮。四岁的妹妹嘴唇是张着的，大约时时担心口红被沾掉的缘故，眼睛睁得很大，仿佛对世界惊讶不已。只有五岁的我，把笑容抿在嘴里，笑得很平静，很节制，像是对自己今后一生的命运已经了然在胸，用不着惊奇也用不着惧怕。

文革开始的那年夏天我十一周岁，小学刚刚毕业，个子高得出奇，剪一头运动式短发，穿碎花的棉布衣裙，在照相馆里把弟弟妹妹们护在胸前，活像个能干的小妈妈。那些年里我无学可上，真是练出了一把做家务的好手：我给两个弟弟洗澡，洗衣服，晚上带他们睡觉，半夜里爬起来上菜场排队买猪油、猪肝、猪脚爪，还学会了打毛衣，做布鞋，煮饭烧菜……空下来的时候我偷偷看，看那些所谓“毒草”，以及所有能搞到手的有文字的东西：历史、地理、天文、医书、文革小报、大批判文章、被遗弃的初中和高中的教科书，甚至家里糊在墙壁上的黄得发脆的旧报纸。那时候我像染上了看书的瘾，懂也好，不懂也好，只要一书在手，有字可看，就快乐无比。想起来，而立之年的我倒是堕落了，如今家里的书多得能开图书馆，可我总没有从前那样的好胃口，挑挑，拣拣，难得把一本书从头至尾看完。

我留下来的一张有着浓重文革痕迹的照片是一张上过油彩的化装照：我在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演话剧，扮演一名给聋哑人扎针治病的解放军女战士。我穿了一身借来的黄布军装，帽徽和领章是用红布剪好，拿大头针别上去的。眉毛画得很黑很粗，眼角翘上去，像风靡舞台的京剧英雄人物的脸谱。演出那天，下午化好了装，我便跟几个女孩子偷偷溜出去照相。一路上被人惊讶地注视着，心里又高兴又慌乱。待到站在镜头前，却羞得双手不知怎么放才好。照相师建议我们说，还是拿本“毛主席语录”吧。于是右手把小红书举着，紧贴在胸口，照了一张很不自然的半身相。

插队四年。日子漫长得无边无际，每天出工、吃饭、睡觉，好像什么也不去想，也实在没什么想头。农场在扬子江心的小岛上，如今细想起来风景是很美的，可那时候谁也没去注意这一点。甚至我从未拍过一张有关插队的照片。唯一留下来的纪念，是我们那个文艺宣传队赴县城演出，开进照相馆拍了一张集体照。很奇怪，照片上所有的知青伙伴们都没有笑，呈现在面庞的只有忧愁和茫然。我搞不清楚大家为什么像商量好了似的“集体无笑容”？也许是照相师的技术太差，在一瞬间里给了我们一个阴差阳错的定格？

二十岁那年，我被借调到《雨花》杂志社工作。年轻的我既无学历又无资历，在那样的地方生怕被人小看，便故意留了齐脖的短发，穿一件母亲的黑绒旧外套。有时候出去办创作学习班，业余作者恭恭敬敬喊我老师，还猜测我有三十岁的年纪。我很得意，身子飘飘的，脸儿笑笑的。

我从来对自己很有信心。十八岁那年，第一次搭便车到南京来玩，被人带着去南师大逛了一圈，出来的时候我对陪伴我的人说：“我还会再来的，我会在这里读书。”后来，一直到二十二岁，我才考进了北京大学。我一辈子记得我说过的那句话，我以为那是命运给我的暗示，在冥冥之中为我指引前途。若不是如此，很难说我不会在无休止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中让自己沉沦。

我穿一件花布棉袄，藏青的确良裤子，黑灯芯绒棉鞋，头发扎成两把粗粗的毛刷子，就那样惊喜无比地跨进了北大。二十二岁的我皮肤娇嫩，面颊鲜红，双眼充满了对崭新世界的惊讶和渴望，快乐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留下了很多青春勃发的照片。我们上课、读书、演剧、跳舞、爬山、野餐、去北戴河的海边过夏令营……每一张照片上的我都那样快乐，那样丰满，那样鲜艳。

岁月在飞快地流逝，照片忠实地记载了我的苍老，我的憔悴，我的沉默和忧郁。这是我生命激荡的印痕。

如今很少再有黑白照片。并且我学会了在拍照前给自己化个淡妆，换件漂亮时髦的衣服。然而那仅仅是表面的掩饰，人们撇开这些，便能够轻而易举在我脸上读出岁月留下的字句。人生所有的幸福，所有的悲哀，所有的得意和失意，富足和窘困，都无法用淡淡的笑容掩盖得干干净净。

而这个漫长的、心灵的历程，它的全部内容和秘密只属于自己。

如今是我的女儿在重复我照片上的每一个时期了。我冷静地注视这一过程，看到了人类多么喜欢重复自己，因而它的生命进化的历史又多么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