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关系，像流星和天空的关系，流星划过天际，光芒耀眼，点亮了穹窿，虽然星体很快坠落，但是它的轨迹永远地留下了，成为宇宙中的一个永恒，复杂天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到南京这个城市，民国建筑的辉煌十年中，聚集了吕彦直、刘敦桢、赵深、童隽、梁思成、杨廷宝、奚福泉、徐敬直、李惠伯等等一大批留洋归来的年轻建筑师，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闪亮的巨星，以他们不凡的学识和独有的风采，在民国首都的这块处女地上各展抱负，各施身手，以心血描绘蓝图，成就各自的千秋大业，也成就了南京建筑史上这一段群星璀灿的华章。

吕彦直，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这一批建筑师中大哥级的人物。1921年他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回国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战争的混乱时期。想像他提着皮箱、满面疲惫地走下远洋邮轮的舷梯时，是不是对眼前满目疮痍的故土感觉到一丝丝的失望？是不是担心过他的一腔抱负和浑身才华在焦土残垣之中碰撞成粉碎？所以，四年之后，当他的中山陵墓设计图案在南京获奖并被采用之后，他一定是百倍地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以至于在主持建造中山陵的昼夜艰辛中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赵深、童隽，同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留学，归国后与陈植等携手创办华盖事务所。国民政府铁道部、国民政府外交部、金城银行别墅、美国顾问团公寓大楼、江苏邮政管理局、首都饭店……都是他们这一时期才华横溢的作品。其中除了建筑史上有经典地位的国民政府铁道部和外交部建筑群，作为现代派建筑代表作品的美国顾问团公寓大楼不能不提。两幢俗称“a、b”大楼的公寓在舒缓的坡地上呈一字形东西排列，内外结构全部采用钢架、玻璃和预制构件，彻底摒弃了传统的繁复装饰，代之以虚实对比的极致性和几何形体的纯净性，在视觉上给予人强烈的现代感，成为国际潮流渗透进中国建筑的先例和标志。

留德归来的建筑学博士奚福泉，不知道能不能算是这一批建筑师中现代意识走得最远的一个？他是以国民大会堂和国立美术馆两件作品确立他在中国建筑界的位置的。国民大会堂坐落在幽深宁静的长江路上，主体建筑高有四层，分前厅、剧场、表演台三个部分，其造型属西方现代剧院风格，立面采用西方近代建筑常用的勒脚、墙身、檐部三段划分的方法，简洁明快。但在檐口、门厅、雨篷等细部处理上又巧妙地利用了民族风格的装饰。国立美术馆与国民大会堂几乎同时建造，巧的是它们都矗立在长江路的同一路段，两栋建筑有相似的造型和相似的风格，比肩而立的样子有如姐妹。想像当年的奚福泉，有一天傍晚闲庭信步地走进长江路，一眼看见了暮色苍茫中的两座建筑，是不是如同看见了自己的一对孪生女儿一样地幸福呢？

1936年开工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应该算是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的压轴之作了。当年民国政府曾为建筑方案的招标专门成立了“建筑图案审查委员会”，身为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的梁思成先生亲自担任“专门委员”和“工程顾问”。中标的徐敬直及其合作者李惠伯，同为留美归来的建筑学硕士，一个二十九岁，一个二十六岁，年轻得令人羡慕。以他们如此血气方刚的年龄，担纲这样一座有沧桑之感的仿辽式建筑的设计，想一想都觉得不可思议。而当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不拘一格降人材”地把他们推上了前台，使两颗年轻的星座突闪光彩。建成后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紧邻南京中山门的一处醒目风景。走进大门，越过深远宽阔的草坪，踏上三层巨石台基，九开间的棕色琉璃瓦大殿沉甸甸地矗立在眼前。屋面坡度平缓，粗壮的斗拱简洁有力，层层出挑，完全承托了缓缓翘起的飞檐的重量，使沉重的屋顶“如斯飞”。如此古朴雄浑的造型，仿照了辽代蓟县独乐寺山门的形式，真正体现出“古为今用”的建筑思想。徐敬直和李惠伯两位大师，平生有此一作，九泉之下可以含笑而眠了。

当我们置身南京，寻找和欣赏民国时期留下的建筑遗迹时，我们不能不提到杨廷宝这个响亮的名字。如同德国的格罗皮乌斯创办“包豪斯”学校，掀起现代建筑的风暴；“芝加哥学派”以无数的摩天大楼造就了一个美国大都市；柯布西埃发表《走向新建筑》引领了法国新兴城市建设的开端，杨廷宝先生主持设计了南京民国建筑的众多工程，使这个城市鲜明深刻地留下了“杨氏烙印”。他的金陵大学图书馆、国民党中央党史陈列馆、谭延闿陵园、音乐台、大华戏院、下关火车站、招商局候船楼……太多了，多得我们已经无法细细列数。我们只需要知道，他的金陵大学图书馆至今还是南大学子的读书圣地；他的音乐台每逢夏季常有演出，成群的白鸽在扇形草坪上飞出一派和平安详；他的大华戏院装上高科技的声画系统，仍然是南京首屈一指的娱乐场所。他是一个深谙传统的人，又是一个思维超前的人，把他的一系列作品说成是二十世纪中国建筑风格演变的缩影，一点也不过份。是宽厚和大气的南京成就了一代大师，又是才华横溢的大师提升了南京的格调和品位。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关系，就是这样相包相容和相敬相惜的关系。杨廷宝先生选择南京作为他一生活动的舞台，是明智的，也是成功的。

俱往矣，那个群星闪烁的时代，那个燃烧自己也照亮历史的时代，那个群策群力又特立独行的时代。作为个体的生命，大师们的存在是短暂的；作为城市的历史，他们的影响却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