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纪念安徒生诞生二百周年。这就是说，二百年中（不，应该说是一百五十年吧，因为他三十五岁才开始写作童话，五十岁之前可能作品还没有成为经典）他已经用自己的童话征服了世界。我们如果不常看报，不常上网或者读书，比较地孤陋寡闻，可能就不知道丹麦王子和王妃的故事，不知道丹麦这个国家多大，地处何方，有何特产，国民生产总值几何。但是我们肯定知道安徒生，知道美人鱼，知道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和皇帝的新衣。一个作家，用自己充满童心和爱心的写作，使他的国家伟大，使“童话”这种文学形式伟大，使语言和文字伟大，我想不出安徒生之外是否还有第二个人。

在我成长和学会的六七十年代，应该说是文学最贫血的岁月。我已经不记得我是从哪儿知道安徒生这个名字，如何读到了他的这些童话作品。想起来真是奇怪，那时候全社会都把外国文学作品视为妖魅，藏着掖着也会被人揭发，以至于写检讨、挨批斗，我一个小小城镇上的普通教师的孩子，是如何读到了《海的女儿》和《丑小鸭》？努力回想，依旧茫然。能够解释的只有一点：人类需要审美和想象，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地，总会有野花不屈不挠地开出，总会有阳光的香味丝丝扣扣散发。

第一次完整地安徒生，已经是文革结束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读中文，又是中文系的文学专业，安徒生自然必读。可怜那时候外国文学作品还没有被允许出版，我只能在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去图书馆外国文学阅览室排队抢位。排一个小时，能换到最多四个小时的时间。坐在灯光雪亮的狭小空间里，手中翻着稍不注意就碎的发黄的书页，鼻子里充满了纸张年久生霉的气味，目光机械地、匆匆地、一行行地扫过去，惦念着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到最多的作品，及至交了书牌，起身出门，人瘫软得成了一团破布，恍恍惚惚不知今夕何夕。依稀记得我读到的那本安徒生还是竖排版。不过也许是错觉。人的记忆实在最不可靠。

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已经是文学在中国空前繁荣的时代，也是文学作品印数最多、销量最大的时代。几乎从女儿满月开始，我就蚂蚁搬家样地从新华书店搬回各种童话的文字本、绘图本、拼音本、缩略本。非常清楚记得的一幕，是女儿睡在床上，我倚在枕上，给她读《海的女儿》。读着读着，她的小嘴巴一扁一扁，晶亮晶亮的泪珠儿就慢慢地涌出来，溢满了眼眶，又噙住不散。那时候女儿不过三四岁。至多三四岁。三四岁的孩子已经为安徒生着迷、伤感和哽咽，这就是他老人家的不凡。

说起来我自己也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去年还写过一本《中国童话》。每次把自己的作品交到编辑手中时，我很得意，因为我的文字怎么读都是一个顺畅。每次翻开安徒生的作品再对照自己，我又沮丧，明白丹麦的大师的确是一座高山，今生今世要想翻过山去，很难很难。

四十五岁的时候，我最后一次买《安徒生童话》，是译林版的精装本。四十八岁的时候，我最后一次读安徒生童话，是叶君健的译文。不不，不能说“最后”，只能说“最近”，因为不知道哪一天我还会再买再读。我读着，不是在北大时的疯狂吞咽，是饱食之后的反刍，细细的，悠悠的，丝一样绵长和阳光一样温暖的。这样的，是生命中无以企及的享受。

感谢安徒生。有了他，我们才有了童年，有了梦想，有了忧郁、感恩和伤情。最重要的是，全世界的孩子们有了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