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房子都倒塌得十分奇怪，好像运用了定向爆破的技术，从上往下垂直垮塌的，水泥板的房顶塌到跟我们的轿车车窗差不多平齐的高度，错开参差的裂缝，活像一大块巧克力被外力重重压碎，而后便被人抛在了碎砖石上，从此再没有品尝它的兴趣。

废墟间杂草丛生，草稀的地方偶尔能看见烧焦的树干，生命早已死亡，躯体在很多年后乌黑依旧，等待着再过更多年成为化石。

也有一些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从砖石和水泥屋顶的裂缝间硬是挤出一个空间，把它们的细枝嫩叶伸展到阴湿的空气中，簌簌地打着抖。

交战这么多年过去，小树应该长大成材了，可是眼前的生命显得如此羸弱和哀怜，大概是它们的身躯在废墟间被挤得太紧，因而成了一群永不能长大的婴孩吧。

最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一座废弃医院的一堵墙，墙上的弹孔层层密布，一个叠着一个，斑斑驳驳，如同一个重症天花病人痊愈之后的脸，看一眼都叫人头皮发麻。

医院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当年它何以招致了如此刻骨的仇恨，要把几千发几万发的子弹在顷刻间射到它的身上？想象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么多的子弹不是为取人性命的，这其实是一种发泄，一种昭示，一种宣言。

民族之间只有杀红了眼睛，杀得没有理智神经崩溃，才会这样不要命地对着墙壁疯狂扫射。

多么可怕的一幕！因为下雨，也因为废墟延伸的范围太大，我们是坐在汽车中缓缓穿过这片战争伤口的，这使得我有一种恍若梦中的虚幻，好像死寂的戈兰高地是好莱坞电影中费巨资搭建出来的布景，摄影机的镜头从这里缓慢地摇过，它让我无比真实无比贴近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恐怖。

它把每一块碎石每一颗弹孔都放大到了极致，青苔和火药留下的焦痕斑驳交错，水泥板的断口在很多年酷阳暴晒和雨水冲刷下变得稍稍有点光滑，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颓丧和疲惫，诉说得太多因而不想再说什么的淡然。

我开始感觉到透不过气来，胸口堵着一大团污糟糟的东西，心脏也在冷雨阴霾中碎成了一片抹布。

活到四十多岁，战争只是电影和电视***现的画面，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竟然会身临其境，我在身临其境的时候又会有这样的悲伤。

其实我身临的还是战争的过去时，想象当年的这里是如何炮火冲天，枪弹横飞，血肉四溅，哭声哀绝，我就觉得自己的手指已经触摸到了那一片悲苦，我不能不诅咒战争和人类灵魂中的黑暗。

临别的时候，为了留一个永久的纪念，我们走下汽车，在废墟和荒草中彼此拍照。

除了我们轻微的交谈声，四周是一片压迫耳膜的无边静谧，连细雨飘落下来都是无声无息的。

我大着胆子朝岔道的纵深处走了一段路，忽然看见了拦在路边的漫长得没有尽头的铁丝网。

伫立细想，铁网的那边应该是以色列了吧？隔网看过去却是同样荒芜的土地。

越过这片土地，那边的人民又在怎样生活呢？真的很想走过去看一看，从另外的视角和心灵看一看这场延续得太久的战争。

再回到汽车旁，我蓦然惊住：司机哈尼的双手捂在眼睛上，指缝间已经渗出泪水一片！不知道我们拍照的时间里他独自想了些什么？炸毁的房屋中有他童年的家吗？死难者的名单中有他亲爱的人吗？泥泞的土地上有他赤脚嬉戏的印痕吗？他的难过，他的忧伤，他的悲愤和仇恨，是我们这些来自陌生国度里的人能够感受到的吗？那一刻，不仅仅天在哭，哈尼在哭，整整一个世界都在为他们哭啊！

孤独的旗手

接到出访通知的时候我就已经掐指算好：亚洲杯足球赛月底在黎巴嫩进入尾声，恰好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月底到达贝鲁特，不迟不早赶上决赛。

如果上帝保佑，看中国队决胜冠亚军也不是没有可能。

如此，行李还在收拾着，情绪已经提前进入兴奋。

倒也不是我对足球有多大的兴趣，是不肯错过看热闹的机会罢了。

十月二十九日上午，从大马士革出发往叙黎边境，见到前往迎接的黎巴嫩作协主席时是中午时分。

事先打听好了，当天下午四点半钟是中韩两国球队决胜三四名的时刻。

跟主席把事情一说，他当即打电话找人弄球票。

大巴一路疾行赶到贝鲁特，才进饭店大门，球票已经在柜台上等着我们。

一共是十八张票，我们代表团连陪同才六个人，大家打趣说，完全可以在座位上睡着看球。

后来才知道球票是十美元一张，三四名的决赛和冠亚军决赛连续进行，观众一气儿能看四五个小时，过瘾。

放下行李，匆匆去了一下洗手间，复又上车往球场赶。

路走到一半时感觉气氛不对，两边站满了荷枪实弹的穿迷彩服的士军，不断地拦下一些汽车，检查，有的挥手放行，有的喝令绕道。

我当时颇有点紧张，因为黎以边境正在打仗，是不是贝鲁特遭遇了恐怖活动？车停下，过来两个士兵，探头往窗内看看，见我们是中国人，开颜一笑，客气地摆一摆手，放行。

车中人相互看看，很得意。

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友好让我们这一路上都蛮受用。

车接着前行，五分钟后进入第二道岗哨，依旧是全副武装的士兵目光炯炯如临大敌。

一直到汽车开进了体育场的范围，军警只见增多不见减少，大家才恍然大悟：不是遭遇恐怖活动，而是亚洲杯决赛要开始了。

我的天呐，这样的一种“夹道欢迎”，真叫我等消受不起呀。

开赛时间所剩无几，场中观众坐得稀稀拉拉，如同大旱之后地里长出来的庄稼。

我们在看台上东张西望，盼望能找到一片中国人的地盘掺和进去，一会儿呐喊助威的时候能够多点儿气势。

找了半天，还把照相机的长镜头拉出来看了又看，只找到了韩国旗，太阳旗，绿白两色的沙特国旗，偏偏就不见五星红旗。

正失望呢，忽地在我们眼皮下冒出一个白净皮肤的帅小伙儿，怀里变戏法般抽出一团艳红，哗地展开，但见五颗金星闪闪耀眼，不是我们的国旗是什么？大家嗷的一声叫，穿过座椅直奔国旗而去，仿佛流浪多年之后一搭眼看见了亲近的家人，激动中眼睛都有点热乎起来。

一直到开场，小伙子两手抻着旗角，不屈不挠地摇着舞着，旗下却始终只有五位忠实的中国作家。

开场之后他讪讪地收了旗，折叠成方方的一片，摊晾在自己的膝盖上。

他依旧盼望场子对面有人看见了这片红色之后会应招而来。

在别人的国土上看中国队踢球，不把中国观众归聚到一块儿，算个什么劲呢？是作家总有好奇心。

抓紧空当跟他闲聊几句，知道小伙子是北京人，外派到黎巴嫩的饭店做劳务，专搞食品雕刻。

出来之前他是学这个的。

今天他请了假出来看比赛，工资当然要扣，加上票钱，来回车费，所花也算不菲。

国旗取自他所在饭店门前的旗杆，是借用。

黎巴嫩很多饭店门前都喜欢挂各国国旗，当招牌，我们住的那家也有。

他说他喜欢看球，在北京就是球迷，可惜中国队不给他面子，没能进入决赛。

他膝盖上摊着国旗，文文静静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场中观众渐渐多了起来，我们的身前身后全是韩国人和日本人，并且日本人的队伍极其壮观，不但占据了整片整片的座位，还四处发放他们的小太阳旗，把大鼓呀，喇叭呀什么的弄出震耳欲聋的响。

庞大的日本摄影记者团也开始浩浩荡荡进场，炮筒般的长镜头把小个儿的记者们压得不能喘息一样，看着都替他们累得慌。

心里明知道日本人不过是占据有利地盘，等待的是下一场冠亚军决赛，免不了还是觉得兴奋，好歹人家把中韩之战的人气弄得旺起来了吧？小伙子的脸色始终有一点紧张，他的手一直放在膝盖上，下意识地搓卷着那面国旗，卷起一个角，又放开，周而复始。

我当然知道他担忧什么。

“遇韩必败”是中国队的一道符咒，这么多年球迷们总在它的阴影下战战兢兢讨生活，期望了又失望，失望了再期望，一次又一次，自杀的念头都有了。

今天的三四名之战又逢韩国，还是在黎巴嫩的球场上，寥寥几个中国看客想要轻松看球都不可能！球员进场的时候我们就伸长脖子寻找那几张熟悉的面孔。

我们的座位真的是好：紧挨主席台，距绿茵场的高度正好适中，既能纵观全局，又不至遗漏任何一个争球细节。

十月底的天气不冷不热，太阳正背着我们西斜，空气洁净，崭新的足球场座位舒适，暖风吹得人毛孔发痒。

这么好的看球条件，若是看不到一场好球，那真是上帝不肯帮忙。

主力的面孔却总是寻找不到，让大家的心忽悠悠的空落起来。

后来才知道，那天有五个主力队员因为黄牌或伤病无法上场。

残阵弱兵，如何能凭空打出一个神话的结局呢？可怜我们在国外二十多天，没看报纸，消息不灵，白白地着急了一把。

开场之后小伙子就不再愿意跟我们说话了。

我们代表团的五人之中，连我在内有三个是外行，根本就没进过足球场的门边，这回跑来纯粹是凑个热闹。

小伙子肯定从我们的言谈话语中察觉出来了，所以他不屑跟我们为伍，不再在我们身上浪费精气神儿。

他的一双眼睛全神贯注盯在场中，来回地扫视，不像山东作家李贯通那样跳起来声嘶力竭地叫喊，也不像北京作家高洪波那样拍着大腿表达心里的不满，他像我一样地不动声色，只不过我是因为不懂而茫然，他是因为内心的紧张而憋着气。

我觉得我们的队员踢得还挺好，起码看上去跟韩国队势均力敌，不显得有多么狼狈。

上半场双双都没有进账。

中场休息的时候，人越涌越多，四面看台几乎坐得满满。

我前面来了拖家带口的一群日本人，大人拎着旅行袋，小孩子背着卡通包，半大不小的孩子抱着麦当劳的外卖可乐和汉堡薯条，一看就知道是下了飞机直奔球场而来的。

再看场中寥寥可数的中国球迷，我不由替中国球队生出一丝悲哀：没有看客的表演哪里还能有热情？那一刻我真的是原谅了中国球队，在比赛没有结束的时候提前原谅了。

整个休息时间里，我们身边的日本人兴高采烈，锣鼓喧天，又唱又跳，为下一场比赛进行“预演”。

我们的北京小伙子神情肃穆，保持一个静坐的姿态一动不动，浑如置身事外的思想者。

他给我的感觉是负担太重，重得像一座山，要把他压倒。

他太好胜，太希望中国队赢，太想要在球赛结束时昂起脑袋从日本人的欢快群体中走出去，留给他们一个矜持的背影！开赛的哨音终于又响了。

中国队仍然在严密防守，球在两拨球员的脚下滚来滚去，局面近乎僵持。

十五分钟左右时，天赐良机，中国队获得一个直接任意球。

小将邵佳一状态极佳地起脚射门，脚尖和球“嘭”一声响亮地撞击，球飞过防守人阵的头顶呼啸翻腾着照球门奔去，像一个在幼儿园里关了一天之后欢快地奔回家的孩子。

进了！我们已经憋不住地跳起身来，无比激动地高举了双臂，把一声快乐的呐喊预备在喉咙口。

我看见小伙子弓起腰背，把那面国旗抓在手中，随时都会冲下看台展旗挥舞的样子。

他的面孔涨成了红色，鼻尖闪闪地发亮，眼珠瞪得活像要弹出眼眶粘到远处的球门柱上。

可是，球偏了。

在我们六双眼睛热切的期盼下，球微微地、令人欲哭无泪地偏了，打在左侧的门柱上。

命运之门终于没有敲开。

说不出来那一份惋惜和心痛。

如果不是亲临现场，没有听到那一声美妙的脚尖和球的撞击的巨响，也许我这辈子都体会不出球迷们为什么常常会在场中痛哭、大骂、投掷脏物和打架。

我懂得了什么叫“失之交臂”，什么叫“差之毫厘”，实际上这就是命运的捉弄，没有别的解释。

我们预感到比赛会没有结局，肯定会延时，或许还要靠金球决胜负。

我们互相核准着手表上的时间，担心会因为延时过长而耽误了晚上八点开始的正式会见和宴会，那将是很失礼的事情。

小伙子重新坐下来，挺直腰背，坐得如同泥雕木塑。

从他双肩和腰背的线条来看，他比先前更加紧张，以至于整个的身体发紧，僵硬。

十五分钟又过去了，眼看着比赛就要结束了，却在这猝不及防之间，韩国队的明星射手李东国逮住机会一脚射门，把球喂进了门洞。

巨大的、无边的悲哀霎时间笼罩了我们，使我们有整整三分钟的时间哑口无言，不知道说什么好，什么都说不出。

看台上韩国人和日本人的欢呼声呈波浪状地起伏，鼓声响得狂野而喧嚣，轰轰地将我们可怜的六个人埋进了悲哀的山谷。

小伙子已经彻底地丧失了信心，他不敢也不愿意再看，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在周围一浪高一浪的人声鼓声中，他转身趴在椅背上，脸埋在肘弯里，一动不动地静默到终场。

我不知道他哭了没有，我绝对相信他的一颗心已经被泪水浸泡得膨胀和发白。

他是个多么渴望见到胜利和辉煌的矜持的球迷啊！最后的十分钟里，奇迹终于没有出现。

实际上我们也没有指望有奇迹出现。

绿茵场上，双方球员草草握手之后就退到休息室。

中国队员们在休息室里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我无从知道。

我只看见场中工作人员飞快地忙碌起来，为即将到来的韩国队的领奖仪式做准备。

日本的摄影记者们更是蝗虫一样在场边散开，各自占据着有利位置，把炮筒一样的相机架设和调试到最佳状态。

我身边的日本拉拉队已经扎好了头带，披挂上带“忍”字的日式和服，专门的后勤人员正从看台下变戏法一样地运上一盒又一盒糕点，忙而不乱地分发给大家，吃饱了肚子才有劲喊加油啊。

而在另外一边的看台上，沙特队的球迷们也已经穿上了绿色和白色的服装，把同样颜色的大旗小旗举在手中，严阵以待，大有跟日本拉拉队一决雌雄的意思。

毕竟这里是黎巴嫩，阿拉伯人的世界，从人数来说他们已经占有了优势。

好戏这才要开场呢，没有人再记起刚才的中韩之战，就仿佛那是一场微不足道的预演，幕落了就过去了，情节和演员水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时候，在全场观众整体激动起来，要把自己投入进大宣泄大狂欢的时候，北京小伙子一声不响地站起来，卷起手中的国旗，没有跟我们打一声招呼，坚决地、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想他的心情太过悲哀，无法再把自己溶进眼前的欢乐。

虽然十美元的球票中有八美元的价值在下一场比赛，他还是要走。

这个伤心的球迷，这个孤独的旗手。

记下以上的这些，也是替我们全中国的球迷泣哭。

黑人兄弟莫哈比

莫哈比大概是我见过的黑人中体型最庞大的一个。

我和舒婷见到他的第一眼，就不约而同地想到南非土地上出产最多的一种动物：鸵鸟。

不知道物种之间厮守太久，是不是会有某种程度的渗透和交融？莫哈比站着的时候，山包一样高耸的屁股上绝对可以端坐两个孩子。

他坐下来的时候，垂落在腿面上的肚子又自然而然成了一张脂质餐桌，放一个西餐托盘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