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他们的狗，快乐的，体型、面孔、毛皮的颜色奇形怪状的、或硕大或袖珍的，人前人后撒着欢儿的狗。

居然也有人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赤了一双脚，夹着冲浪板下到海滩上。

天哪，想一想冰冷的大西洋海水刺激皮肤的那种痛感，我的牙齿已经不由自主地咯咯发颤。

同伴说，好像西班牙足球联赛的一支球队，是以这个小城命名的？我不是球迷，搞不清楚，只觉得圣·塞巴斯蒂安这个名字的确耳熟得紧。

坐在海边露天咖啡座上闲闲地看，海滩上有不下四五支足球队在各自为战地练习射门和盘带，都是足球运动的后备军，中学和小学的孩子们。

简易球门像从海滩上长出来似的，眨眼工夫出现了一个又一个。

孩子们的教练奔前跑后大声吆喝着，帅气的长发在海风中像一面飘扬的旗帜。

站在稍远处围观的是孩子的家长，他们时而微笑欣赏，时而也会加入进去，跟着球跑，用劲挥着手，替他们年幼腿嫩的孩子着急。

小城里有这么多的足球运动者，如果真有一支闻名世界的“西甲”球队，我一点儿也不惊讶。

中午，本来要想尝尝西班牙的美味海鲜，但是因为眼馋嘴馋，先尝了一块点心店里新鲜烤制的“蛋挞”，这块点心就把我彻底打倒了。

蛋挞烘烤得金黄酥脆，碗口大小的底托上堆满了奶油和水果，沉甸甸极有分量。

吃完蛋挞，舒服得直想叹气，再无别的胃口。

中午过后，忽然就觉得海滩上的人群更加繁杂，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许多胸背上别着号码布片的人，他们穿跑步者的背心短裤，一伙伙一队队地四处走动，脸上写满了兴奋和骄傲。

他们的身前身后又拥着更多的人，丈夫，妻子，父母或是年幼的孩子，感觉上这些家人比当事者更激动，他们眉飞色舞，对所有路过的行人扬着笑脸，似乎要请全世界分享他们亲人的荣誉。

赶快打听，大致上明白了，这一天正举行全欧洲的“马拉松比赛”，小城圣·塞巴斯蒂安是比赛的终结点，这些跑步者是一大早甚至提前一天从欧洲各地开车过来参赛的。

他们拖家带口地过来，快快乐乐跑完全程之后，再拖家带口地回去。

成绩？成绩当然很重要，不过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参与了，他们的家人分享了整个的参与过程，他们喜欢运动，非常尽兴，这是美妙的一天，尽善尽美的一个星期天。

好家伙，我们的运气也不错，一不留神，稀里糊涂，撞上了欧洲马拉松赛。

难怪从法国出发的时候，一路上就碰到那么多跑步的人。

赶快寻找主会场吧，兴许还能够赶上更热闹的。

果然，在市中心一片不大的广场上，我们看见无数背号码布的跑步者还在络绎不绝地冲刺终点线。

广场上有堆成山一样的免费饮料供应点，想来应该是大赛赞助商的行为吧。

此刻冲线的都是六十上下的老年运动员，他们乐滋滋地、不紧不慢地跑完全程，汗淋淋的脸上不见疲惫，只有欣喜。

被许多家人朋友包围着的是一群坐轮椅的残疾者，他们的胸前背后同样别着大数字的号码布。

其中的一个壮年汉子，怀中抱一束鲜花，正在接受一个年轻女孩的亲吻。

女孩手里拿着他的奖杯，是一个漂亮的水晶制品。

他在残疾运动员中夺得了冠军。

看见没有？他笑吟吟地指着奖杯：是冠军杯。

第一名！女孩再一次吻他的面颊：我爸爸是好样的！那天下午，我们坐在离开西班牙的火车上，车厢里挤得热热闹闹，全都是参赛者和他们的亲友们。

他们兴奋不止地谈个不休，我猜想一定是有关马拉松赛的话题。

没有人舍得把他们身上的号码布取下来，他们大概要堂而皇之地戴着这块标志回到他们生活的小城，或者乡镇，让所有的邻居朋友分享他的开心。

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把幼小的孩子抱在腿上，孩子仰脸望着父亲不停说话的嘴，小手指下意识地抚弄那块白底黑字的布。

孩子的心里肯定很奇怪，爸爸今天没有喝啤酒，为什么原因笑得这么爽？

作协主席利娜德

利娜德是一个阿拉伯女人的名字，顾名思义，她不是我们的作协主席，是约旦国的。

五十五岁的利娜德学教育出身，拿到过教育学的博士学位。

我曾经在她家里看到过她年轻时的一幅照片，是一个平平常常面目含羞的女孩，远不如现在的她更有味道。

现在她有一头飞扬的深棕色头发，衬着极有沧桑感的浅棕色皮肤，黑色的、无时无刻不在显露着娇媚和快乐的眼睛，嘴巴薄而阔，变幻着红、棕、粉、紫的唇膏，很少有几分钟时间这两片嘴唇能够安静地闭着，获得一个短暂休息的权利。

我的同伴陈喜儒说，利娜德这样的女士做主席不错，做老婆不行，“闹心”。

我认为这词儿用得极妙，让我立刻能想象出一幅喧闹的夫妻生活的画面。

约旦国的作家协会是一个很小的民间机构，所以利娜德总是亲自充当司机，开着她的私家奔驰车接送客人。

安曼这城市相当于我们的重庆，高低落差大得吓人，利娜德左转右旋把方向盘打得飞快，一只脚同时把油门踩到最大，上天入地，给我的感觉像坐“过山车”。

快便快了，可怕的是她的身体和嘴巴还在同时运作，身子矮下来，眼睛从车窗里环顾路两边建筑，这个那个的如数家珍，涂着鲜红指甲的右手脱开方向盘，辅之以幅度很大的动作，腕上的手镯叮当作响。

偶尔觉得一只手不足以表达情绪的时候，左手也一并用上，腰肢和屁股兴奋地扭来扭去，像个刚拿到大把压岁钱快乐到忘乎所以的孩子。

她的奔驰轿车一瞬间便进入高危的无人驾驶状态，随着惯性上坡下坡，甚至还能够自动拐弯，每每让我手心里惊出一把冷汗。

再后来，遇有活动时，我们都一齐挤到了使馆同志开的车上。

她觉出了这一点，一脸遗憾，摊着双手说：“我开车已经三十年了！”于是再下一次，我们还是心惊胆战地坐回她的车。

国际友谊第一嘛，牺牲一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阿拉伯人都喜欢抽一种水烟：烟台像一只巨大的灯盏摆在地上，有一米多长的软管伸出来，管口便是烟嘴，抽烟者轻松地握住，吞云吐雾的同时不妨碍他们的高谈阔论。

顺便说一句，阿拉伯人喜欢讲话是出名的，他们自己的国家就流传着一句谚语：犹太人的脑袋，中国人的手，阿拉伯人的舌头。

精彩极了。

利娜德虽然是有身份的女性，但是这不妨碍她对抽水烟的嗜好，我每次看到她口衔烟嘴悠然自得的样子，心里总有几分荒诞之感：民族风情如此浓郁的烟具，跟她脸上的浓浓彩妆，跟她昂贵的西式裙服、腰带、皮包、首饰那么的不相吻合。

有时候统一未必是和谐，而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状态。

我们代表团的几个人中，抽烟者只有陈喜儒一个，有一次，仅仅出于礼貌，他对利娜德的烟具表示了适当的好奇，利娜德立刻拔出口中湿漉漉的烟嘴，热情洋溢地塞到了老陈的手里。

座中的几个阿拉伯人也即刻停止说话，一齐抬头看着老陈，惊奇、开心、怂恿、鼓励，种种神情兼而有之。

在这些目光的压迫下，老陈手抓着烟管思想斗争了足有三分钟之久，最后毅然一闭眼，把带着利娜德新鲜口水的烟嘴塞进嘴巴。

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阿拉伯人是笑老陈欲吐不能的怪怪的表情，我们却是笑他被迫接受了一位异族女士的芳香湿吻。

事后老陈苦着脸告诉我们，那烟的味道怪得不能说。

阿拉伯人本是游牧民族出身，游牧游牧，游到哪儿算哪儿的事，所以时间观念从来就不具备。

有一次我们从红海出发去佩特拉古城，上午临时增加一个搭军舰游红海的项目，及至到了佩特拉已经是下午两点。

先坐下来吃饭。

利娜德和她的同事们不知道聊些什么，嘻嘻哈哈一直说到四点多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