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这句话时，他往转盘上一瞥眼，正好看见自己的墨绿色拉杆箱被机器吐了出来，摇摇晃晃跌落到传送带。他刚想挂断电话走过去拿行李，听到罗卫星一声犹犹豫豫的“喂”。

“回家再说啊！”他举着电话，匆匆走向转盘，心里抱怨罗卫星优柔寡断的脾气怎么就改不了。

电话那头的罗卫星赶快憋出一句话：“乔麦子那儿，要不要通知？”

仿佛被一颗子弹击中，罗想农站住了，举着电话的那只胳膊僵在空中，弯成一个很别扭的姿态。

大厅里嘈杂的人群忽然没有了声音，也消褪了色彩，变成小时候看过的无声电影，而且因为电影技术的关系，人们举手投足的动作极不连贯，有点摇摆不定，又像牵线木偶一样夸张和变形。他看到很多人的嘴巴在动，鱼一般地张合不停，可是因为无声，他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在焦虑和呼喊什么。慢慢地，地面滑动起来，从他脚下出发，潮水一般后退，仿佛地球上的板块飘移。他自己也在飘，滑离地面，升到空中，仿佛失重状态下的太空旅行者。

“哥！”罗卫星在他耳边呼叫。

他倏然惊醒。“要通知。当然要。”

“你来，还是我来？”

乔麦子在瑞士，瑞士的小城巴塞尔。南京和巴塞尔之间，六个小时的时差吧？

“要么你打给她？用座机打，讯号会比较好。”罗想农谦让一句。

罗卫星在电话里马上松一口气。“哥，我已经打了电话。她说她马上订机票。”

罗想农不再说话，有点愤怒地把手机翻盖合上。

这个罗卫星，凭什么自作主张？他已经打过了电话，还在装模作样征求哥哥的意见，这不是虚伪吗？罗卫星这家伙也学会了虚伪？

乔麦子那边，接到的噩耗是来自罗卫星，而不是她亲爱的大哥罗想农，她心里会怎么想？

罗想农痛恨自己在乔麦子的问题上总是畏缩和压抑。畏缩不仅仅是姿态，更是无可奈何的躲藏。他心里想要进攻，可是他表示出来的却是退让。

人就是这样，隐藏最深的那个念头，恰恰会以极端对应的方式表达出来。

乔麦子，他把她藏在灵魂最深处的那个人，他会在静夜无眠时想着她、呼唤她的那个人，他想起她的时候会热泪盈眶、会觉得世界已经崩溃的那个人。

所有的人都在隐藏自己。有时候，因为藏得太深，自己把自己丢掉了，这时候就需要提醒自己：你在哪里？你是谁？

他和乔麦子之间，却不是隐藏，是收藏。他们收藏对方，像吞一粒珍珠一样吞进腹中，之后让那珍珠留在身体的最温暖之处，养着，想念着。

罗想农的母亲杨云，在乔麦子八岁那年收养了她，为此跟罗想农的父亲决绝，几十年中形同路人。母亲去世了，他给她打个电话报丧，不合适吗？怎么可以让罗卫星抢在前面？

他心情沮丧地取了行李，恍恍惚惚地经过自动玻璃门出去。

排队等出租车时，依稀听到有人喊他。抬头看，罗卫星的大儿子罗江穿着黑皮夹克，站在一辆深蓝色“标致307”的车门前，冲他挥舞一只颜色鲜艳的塑料袋。

罗想农拖着拉杆箱走过去。

“我爸说，中午前后你肯定到。他让我开车过来等着。”小伙子笑模笑样，神色轻松，丝毫不像是家里要办丧事的模样。

车门打开，罗江的女朋友玉儿同样热情地从车里跳出来，张开双臂，不容拒绝地拥抱了罗想农，并且把香喷喷的面颊凑上去，很洋派地贴了脸，左边一个，右边再来一个。

“伯父，这事太突然了，我们都很难过。”

罗想农不无尴尬地挣脱她，感觉从她脸上并没有看到“难过”。这是一个面部轮廓凸凹有致的平面模特，天气灰蒙蒙地不见阳光，可是她头顶上却酷酷地架着一副墨镜，鲜绿色羊绒短款毛衣配紧绷绷的白色牛仔裤，时尚，鲜嫩，活泼。

“前天晚上罗江还跟奶奶通了电话，奶奶说她想孙子了，让我们去她那儿过‘五一’。奶奶真是个好人，这事太突然了。可是伯父，她毕竟上了年纪……”

罗想农摆摆手，不让她再说下去。对于一个还不懂得悲痛为何物的女孩子，让她搜肠刮肚寻找话语安慰别人，太难为了她。

玉儿打开车后厢盖，从一堆零食包、空饮料瓶、缠绕在一起的各种充电器、鞋和化妆用品中扒拉出一个空间，安置罗想农的旅行箱。罗想农就势钻进了车后座。车里有一股热烘烘的香水味儿，还夹着口香糖的薄荷味儿。后座上散落着几本大同小异的时尚杂志，罗想农瞄了一眼，其中的一本，封面女郎酥胸半露，粉红色的宽檐帽遮着半边眼睛，好像是玉儿。不过也不一定，这些化妆过度的姑娘，你很难在镜头里把她们区分得清清楚楚。

玉儿也上了车，坐到罗江身边，并且费劲地回过身，伸长手臂，把后座上的散乱杂物胡掳到一边，好让罗想农坐得更舒适些。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倒是让罗想农对她多了几分好感。

车开起来之后，罗江笑嘻嘻地说：“伯父，你今天整整一天都得赶路了。我奶奶真是个麻烦，她干吗要把自己的归宿之地选在青阳乡下？害得我们大家这么辛苦奔丧。”

罗想农不欣赏他的无厘头搞笑，正色道：“罗江，你可是奶奶最喜欢的孙子。”

罗江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开个玩笑，让你轻松点。奶奶今年八十整，算是喜丧，你真的不必这么严肃。”

罗想农没有接他的话茬。跟罗江这辈人在一起，他时常会觉得自己愚蠢迟钝，在同辈人当中的优秀和深刻被消解得一干二净。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罗想农的父亲罗家园去世后，母亲忽然提出，要把南京的这套房子卖了，回青阳老家，在江边良种场买个农家小院，终老于斯。

“妈，这不是好主意。从前的良种场早就不在了，八十年代就解散了，你没听袁清白说吗？还有，良种场的那些老熟人，怕也都不在了。”罗想农劝说她。

“小袁承包了农场。那地方现在很像模样，有个规模很大的养猪场，还有个肉联厂，集镇也起来了，有医院，有学校，百货店和饭馆也齐全，现在那儿叫江岸镇。”杨云穿一身肃穆的深色衣服，在餐桌边端正地坐着，神色非常认真。

餐桌另一边的罗卫星用他新买来的紫砂茶具研究“铁观音”的冲泡法，听到这里，插嘴：“袁清白在你面前吹牛吧？生意人的话你也信？”

杨云拿起一块抹布，把他洒在桌上的茶水擦去，不紧不慢道：“我信。这种年头，生意人才是踏踏实实做事情的人。”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汽车跑一趟都要几个小时，谁照顾你？”罗想农忽然有点憋气，他觉得母亲的异想天开简直就是无理取闹。

杨云抬眼看着他：“我需要谁照顾吗？算上乔麦子，我养大了你们三个，我把你们的父亲送了终，我还带大了罗江罗海，现在我无事一身轻，可不可以过上我喜欢的生活？”

罗想农和罗卫星面面相觑，都觉得理屈词穷。

在家人面前，杨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她不属于家中的弱势群体，完全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

那一年杨云差不多七十岁。父亲去世前的那几年，严重的“老年痴呆”，完全没有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靠母亲照顾，把精干的杨云拖得明显苍老。她很瘦，一双手伸出来的时候，手背上的青筋盘结交错，仿佛要冒出薄薄的皮肤层，在空气中作深呼吸。她的左边脸颊上有一片很大的老人斑，淡褐色，像粘在皮肤上的一小片落叶，每次罗想农见到她，都忍不住要伸手去摘。她的腰背还算挺拔，走路的步速也快，但是头发灰白得厉害，肩膀上时时都能见到掉落的发丝，拈起来看看，发丝微微地蜷曲着，枯干，晦涩，显见得丧失了生命活力。

七十岁的杨云，忽然决定离开南京到青阳乡下生活，到底为了什么？罗想农思来想去，得不到一个能够站住脚的答案。

然而罗想农必须帮母亲张罗。把南京的房子卖出，带着钱到青阳县江岸镇，找当地的大款袁清白帮忙，盘下一座三间正屋两间厢房的农家小院，做必要的修葺，添置简单的家什，最后动用袁清白的运货卡车，把母亲的家搬了过去。

这一切杂事，要指靠罗卫星是徒然的。罗卫星是母亲的宠儿。罗卫星同时也是艺术家。他脾气温和，神情谦恭，走路耸着肩膀，偶然被人叫住时，两眼茫然，笑容飘浮着，完全地不在状态。还有，他洗碗会打碎碗，用卫生间会压坏坐便器，装灯泡会把灯头掰断。除了画画，除了一次又一次地结婚和离婚，他几乎做不成什么。要求这样的一个人放下画笔去拾掇锅碗瓢勺，你得有十倍的耐心准备应付残局。

这样，罗想农命中注定是为母亲活着的。无论他多么愤怒，多么反对，多么抱怨，一切的一切：从一扇窗到一盏灯，从一张旧藤椅到墙上的一帧“全家福”，万千细节都要他去经手，交给别人他还真不放心。

世上的长子们，是不是都有类似的窘迫？

杨云在青阳良种场的旧址落户之后，袁清白特意把罗想农拉到昔日江堤上说话。袁清白挺着刚刚开始发福的肚子，对罗想农推心置腹：“大哥，我们乡下管杨姨这样的老人有个说法：老小孩。老了老了，成孩子了，任性，想折腾，你得担待她。话说回来，有小弟我在旁边，用车车现成，吃肉肉现成，洗个被子啦收拾个屋子啦，我让我老婆去帮她，我老婆没别的好，做家务一把手。反正你只管放心，像杨姨这样的身板，十年八年不会有大事。”

罗想农拍拍袁清白的肩。三十年前从江水中救了这小子一条命，还真是救着了。

杨云搬下乡的那年春节，罗想农跟随长江水资源委员会的代表团出国考察，罗卫星带着初中生罗江和罗海回青阳老家陪伴母亲。大年三十，罗想农从国外把电话打到江岸镇的农家小院，给母亲拜年。

“怎么样？家里冷不冷？”他问母亲。当时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刚刚吃过酒店里的自助早餐回到房间，一会儿要出发拜访欧盟总部。房间里热得穿不住毛衣，他口干舌燥，只好打开窗户吹风。

母亲在电话里却是答非所问：“到处都在放鞭炮啊，可热闹啦！罗江放了一挂长鞭，你猜是多少头的？一万！哈哈，一万响，那孩子兴得棉袄都穿不住了。我也给罗海买了一挂，可是罗海不行，胆小，鞭炮一炸起来就躲老远。到底不是我们家的种。”

他有点郁闷，没话找话地叮嘱母亲：“放鞭炮要注意安全。”

母亲说：“这个不用你操心，罗卫星在呢。”

放下电话，罗想农苦笑。也是啊，侄子放鞭炮，他操得着心吗？再想想，还觉得自己无趣：一家老小在老家炸着响鞭其乐融融，他隔着千里万里干吗提扫兴的事？

昂贵的越洋电话，倒把他自己弄得一整天心情不爽。

来年开春，他还是放心不下老母亲，趁“五一”假期，坐长途班车去青阳江岸镇。

下了汽车，穿过既脏又乱却又热热闹闹的集镇往母亲家里走，一路都有人跟他招呼：“哎哟，是杨先生的大相公啊，回来啦？”

此地乡民颇有古风，凡有知识者，不分男女，一律尊为“先生”。杨云从前是兽医，兽医也是医生，被称为“先生”理所当然。先生的儿子，当然就尊为“相公”。

罗想农一路享受着做“相公”的尊贵，意识到母亲在这里的境遇不错，她跟三十前的乡邻们已经重新打成一片。

母亲不在家。院门开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门外满头大汗地“跳房子”。女孩扎两条粗粗的羊角辫，辫梢上绑着两只塑料的花蝴蝶，每跳一格，蝴蝶就在她的耳朵边飞一下。她持续不停地跳，蝴蝶便快乐翻飞，如同活起来一样。走过去问她，才知道是袁清白的小女儿，来帮杨奶奶赶羊。老太太在屋后种了一园子蔬菜，暮春时节，菜秧嫩得滴水，邻居家的一头老山羊时时惦记着过来偷口，小女孩就负责用土圪垃把羊轰走。

罗想农抬头看，眼面前果真有一片生机盎然的菜园子，园子里的蚕豆苗已经开出了紫色的花，丝瓜和黄瓜刚刚爬藤，小菜秧碧绿碧绿，苋菜红艳得像涂了胭脂。再往远处看，一头胡子长长、毛色肮脏的老山羊沿着河边踱步，不时地斜眼往这边看，鬼鬼祟祟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贪嘴的家伙。

罗想农故意逗女孩：“费这个事啊！扎个栅栏不就行了？”

小女孩仰了头，反驳他：“你说得容易！老羊才精呢，它会跳高，多高的栅栏都有法子跳过去。”

罗想农哈哈大笑，觉得这女孩子非常可爱，乡村生活也非常可爱。

母亲回家时，一身装扮让罗想农目瞪口呆：脖子上扎了条蓝格子毛巾，身上穿着一件笨重的皮制围裙，同样质地的皮袖套一直拉到手肘，脚上是一双红色的高腰雨靴，浑身上下散发着浓烈的猪臊臭。她老远就冲罗想农喊：“让远点儿，别沾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