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恩伯格大夫把手从婴儿保温箱边上两个象舷窗一样的洞口伸进去，仔细地检查着亚历山大的婴儿。产后已经三天半了，本来这是很有希望的迹象。

可是却有另外一些征候越来越明显，引起窦恩伯格的不安和注意。

他观察得很仔细，然后站在那里思索，衡量着脑子里记下的问题，通过他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无数熟悉的病例加以甄别。最后他的判断验证了他的预感，预后很不好。“你知道，”他说，“我先前还以为他能活下来呢。”早产婴儿室的年青的主管护士（就是几天以前约翰·亚历山大见到的那一位）在用期待的眼光望着窦恩伯格。她说：“他的呼吸在一个小时以前还是正常的，以后慢慢弱下来了。那个时候，我才请你来的。”保温箱那一边的一个护校学员在仔细听他们的谈话，大口罩上边的眼睛在窦恩伯格和主管护士之间来回转动着。

“他的呼吸很不好，”窦恩伯格慢慢地说着。他一边想，一边说，为的是怕漏掉了什么，“黄胆不应该这么多，脚象是有些肿。再告诉我一遍验血结果。”主管护士看了看病历单。“红血球四百九十万。有核红血球与白血球是七比一百。”又沉默了一会儿。两个护士等着窦恩伯格考虑这个化验结果。他心想：“是太贫血了，当然也可能是正常型反应过度。”然后，他大声说：“你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有那张查血敏的报告，我怀疑这孩子患的是有核红细胞增多症。”主管护士象是有些惊讶。她说，“大夫，可是肯定……”这话没有说完又咽回去了。

“我知道——不会发生那样的事的。”他指了一下病历。“可是，还是让我看看那个报告——原先给母亲查的那张。”主管护士翻了几张单子，找到那一张，把它抽了出来。就是皮尔逊大夫和戴维·柯尔门拌嘴之后签的那一张。窦恩伯格仔细又看了一遍，递了回去。

“嗯，很肯定——血敏是阴性反应。”当然，应该是肯定的；可是在他脑子里却有一种想法在纠缠着不走：化验会不会错了？不可能的，他告诉自己；病理科决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可是，他还是决定在查完病房之后，去找皮尔逊谈谈。

窦恩伯格对主管护士说：“目前我们没什么别的办法好想了。如果情况有什么变化，请再叫一下我。”

“好的，大夫。”窦恩伯格走了以后，护校学员问：“窦恩伯格大夫说什么来着——有核……？”她没记住。

“有核红细胞增多症——是一种婴儿血液病。当母亲的血是rh阴性、父亲的血是rh阳性的时候，婴儿有时候会发生这种病。”这位红头发的年青主管护士仔细而有信心地回答着。她总是这样的，实习的护校学生都愿意被派到她的手下。这位主管护士是医院最能干的护士之一，她从护校出来不过十二个月多一点，毕业时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实习的这位小护士知道这些，所以没有顾虑，接着追问下去。“我原来以为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在出生时就会给婴儿换血的。”

“你说的是作换血手术？”

“是的。”

“那只是在某一些情况下才能作的。”主管护士耐心地说。

“要看给母亲查血敏的反应来决定作不作。如果报告说是阳性的，一般意味着婴儿落生时就得了这种病，在出生以后必须换血。如果化验结果是阴性的，就不必要换血了。”主管护士停住了口，然后，她又若有所思，一半自言自语地说：“可是那些症状倒是很奇怪的。”自从几天以前为了检查化验室工作拌了一次嘴以后，皮尔逊没有再过问戴维·柯尔门在血清学化验室的活动。柯尔门摸不清这种沉默意味着什么——是他已经达到了直接负责血清学这个目的了呢，还是皮尔逊准备以后再来找他的岔子。可是在目前，这位年青的病理医师已经习惯于经常到这个化验室看看工作进行的情况了。由于这样做，他已经在脑子里形成一些改变这里工作程序的想法。过去一两天里，他已经在一些小地方做了一些调整。

在他和化验室技术员组长卡尔·班尼斯特之间，暂时形成一种类似休战的状态。而约翰·亚历山大则明白地表示了欢迎柯尔门对化验室的关注，在过去两天他也提了几条建议，并且得到了柯尔门的赞同。

亚历山大在他妻子入院后的第二天就上班了。皮尔逊曾粗声粗气但是好意地告诉亚历山大，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休息几天。“谢谢你，大夫；可是如果我不工作，我会想得太多，没有什么好处的。”皮尔逊点了点头，说亚历山大可以随便，在他想去看看他的妻子和婴儿的时候，也可以离开一下工作，到楼上去看看。

现在，戴维·柯尔门打开血清室的门进到屋里。

他看见约翰·亚历山大正坐在室中央的化验台前，从一架显微镜上抬起眼睛，面对着他的是一个有两个非常大的***的、穿着白大衣的妇女。这个女人柯尔门模糊记得在医院里曾经遇到过几次。

在他走进来的时候，亚历山大正在说：“我看您也许应该去找皮尔逊大夫或者柯尔门大夫去问问。我在给他们作这个报告。”

“什么报告？”柯尔门这样随便一问，他俩都转过脸来了。

那个妇女先说：“■，大夫！”她看着他的脸问：“您是柯尔门大夫吧？”

“是的。”

“我是希尔达·斯特朗。”她伸过手去，补充介绍自己说：“营养科主任。”

“您好。”当她握着他的手时，他很有兴趣地注意到她那两个***房和她的手臂在一起颤动——一种象条鲸鱼游泳那样的波浪式的颤动。他定了定神，问道：“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忙吗？”他从自己经验中体会出病理医生和营养技师是在饮食卫生方面密切合作的。“过去几个星期发生了不少肠道感染病，”营养科主任说，“很多是医院里的职工。”柯尔门笑了一下。“哪个医院不三天两头发生这样情况呢？”

“噢，那我知道。”斯特朗夫人对这种不太重视的话稍微露出了一点不大同意的样子。“可是如果食物是病因的话——一般都是如此的——我愿意尽可能地找找原因在哪儿。然后我们可以设法防止同样的情况再发生。”柯尔门发现这个女人的认真态度是值得尊敬的。他客气地请教道：“您有什么看法吗？”

“很肯定。我怀疑是我的洗碟机的原因，c大夫1。”

1c大夫，斯特朗有叫人名字头的习惯。柯尔门的第一个字母是c。柯尔门一下子被这个称呼叫怔了。然后，他才问：“噢，为什么呢？”他从眼梢里看到班尼斯特进来了。现在两个技术员都在听着他俩的谈话。

营养科主任说：“我的热水加温系统简直不行。”把设备说成“我的”，听着有点逗笑，但是他没笑，继续问：“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没有呢？”

“我当然提过了，c大夫。”显然这是使斯特朗夫人感情冲动的问题。

她接着说：“我和院长，塔马塞利先生，谈过好几次了。事实上就是在我和先生最近一次谈这个问题以后，他才请皮尔逊大夫再化验一下洗碟机的。”

“噢，是这样的。”柯尔门转向约翰·亚历山大问道：“你做了一些化验吗？”

“是的，大夫。”

“结果怎么样？”

“水温是不够高的，”亚历山大看了看有几页笔记的夹纸板。“我给每台洗碟机作了三个化验，选一天的不同时间做，水温在华氏一百一十度到一百三十度之间1。”

1华氏沸点是二百一十二度。

“你看！”营养主任很有表情地摊开双手。

“噢，那对。”柯尔门点点头。“温度差太多了。”

“还不仅是这个，大夫。”约翰·亚历山大把夹纸板放下，从化验台上拿起一个玻璃片来。“我发现有属于大便组的产气菌，在经过了洗碟机之后的碟子上。”

“让我看看。”柯尔门拿着玻璃片走到显微镜前。当他调整了接目镜之后，马上看见象蛆虫一样的细菌了。他直起身来。

斯特朗夫人问：“什么玩艺儿？说明什么问题？”柯尔门一边考虑，一边说：“玻璃片上是产气杆菌。一般热水是能杀死这些细菌的，现在看来，它们通过洗碟机以后，留在干净的碟子上了。”

“问题严重吗？”他仔细考虑了一下，回答道：“也严重，也不严重。这可能是你谈到的一些肠道感染的原因。那倒并不很严重。但是，变成严重问题的情况是可能有的。如果我们碰巧在医院里有个带病菌的人，那就不妙了。”

“带病菌的人？”柯尔门继续解释道：“那是指体内带有病菌，可是本身并没症状的人。带病菌的人可能表面上是正常、健康的人。这种情况比一般人设想的要常见得多。“噢，我懂得你的意思了。”斯特朗夫人说着，心里也不住地思量。

柯尔门又冲那两个化验员问：“我想咱们对医院里所有炊事人员都会作定期检查的，是吧？”班尼斯特得意地说：“嗯，是的。皮尔逊大夫对这点是不厌其烦的。”

“我们的工作做得及时吗？”

“嗯。”技术员组长想了一下，又补充说：“可能有好长时候没做了。”

“最后一次检查在什么时候？”柯尔门是作为一般问题这么随便问的。“等等。让我查查。”班尼斯特走到化验室的另外一头。戴维·柯尔门的脑子里在掂量着有关的几个因素。如果洗碟机有问题（看起来是这样的），应该及时采取些措施；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另一方面，既然对于接触食物的人员定期仔细做了检查（照班尼斯特说是这样做了），那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也不能漫不经心。他告诉约翰·亚历山大说：“你最好尽快把你的报告送给皮尔逊大夫。”

“好，大夫。”亚历山大又回去看他那夹纸板上的记录了。班尼斯特在屋子那头，查着档案柜子上摊开的工作日志，抬起头来叫道：“二月二十四。”柯尔门一怔，问：“你说的是二月吗？”

“对的。”

“那几乎是六个月以前了。”他向营养科主任问：“也许你那里的炊事人员并没有多大变动，是吧？”

“■，不巧，是有变动的。”斯特朗夫人摇着脑袋说。“从二月以来，我们添了不少新人，c大夫。”柯尔门还不大理解，又问班尼斯特：“那日期没错吧？”

“最后一次就是那日子。”班尼斯特非常肯定自己说的没有错。他倒觉得能够给这个什么都懂的年青大夫讲点他不了解的事挺来劲。接着又找补了一句：“不信你可以自己来看看。”

柯尔门没答理这个建议。“可是从那时以后上班的新来的雇员呢？”

“这上面没有别的记载了。”班尼斯特耸耸肩。“如果保健科不送化验单，我们没法知道来了新炊事员。”他是满不在乎的态度，而且还近于有些轻蔑。

柯尔门心里在冒火。他控制了一下，对营养科主任平静地说：“我看这个问题你应该查查。”这时候他才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斯特朗似乎也想到这儿了。她说：“我马上去。谢谢你，c大夫。”她***一颤一颤地走出了化验室。

室内一霎时沉静下来。柯尔门第一次发现班尼斯特有些嘀咕了。当他俩的眼神对在一起的时候，他冷冷地问那老化验员：“已经好久没有把炊事员的化验送到这边来了，你就没有感到有些奇怪吗？”

“嗯……”班尼斯特有些不自在了，先前的那种自信也已经消失。“我想要是老不送的话，早晚我会发现的。”柯尔门带着厌恶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生气地说：“我看只会晚，早不了，你说呢？——特别是要你动点脑筋的事。”他走到门口，转过头来说。

“我去皮尔逊大夫那儿。”老技术员脸上的血色都没了，柯尔门走了以后，他还站在那里，看着柯尔门走出去的那扇门。他又生气、又懊丧，嘴上迸出来这么几句：“他什么都懂，是不是？书上的那些讨厌的事他都懂。”此时此刻，班尼斯特周围都是失败和倒霉的气氛。他所熟悉的世界（他认为是不可能遭到侵犯的、因而也就没有设防）正在垮台。一个新的秩序在出现，而在这个新秩序里，由于他自己的缺点，是没有他这样的人的位置的。

他，垂头丧气，和新的秩序很不合拍，象是一个为时间所抛弃的软弱的、可悲的人。

柯尔门走进来的时侯，约瑟夫·皮尔逊还坐在办公桌后边，抬起头来。

这位年青的病理医师没有废话，开门见山就说：“约翰·亚历山大在通过洗碟机之后的干净碟子上发现了产气杆菌。”皮尔逊对发生这样的事似乎一点也没有感到奇怪。他冷冷地说：“是热水系统的毛病。”

“我知道。”戴维·柯尔门想控制住他声音里的讥讽味道，但是没有控制住。“有没有人想点什么办法呢？”老头子有点纳闷地看着他，很奇怪，他不但没上火，反而很沉静地说：“我估计你是觉得这儿的工作搞得很糟糕吧。”

“你既然这样问——我就告诉你，是这样的。”柯尔门的嘴唇绷得很紧。

他心想，在这样的气氛中，真不知道他们两个还能在一起工作多久。

皮尔逊猛地把书桌下面的抽屉拉开，翻着里边的档案文件，一边找着一边说着，他是带着又生气、又难受的口气讲的。“你年青，阅历还浅，可是一脑子的大道理。你到这里来正赶上刚换了一套领导班子，比过去好多年花钱容易些了。于是你就认为出了什么毛病，都是因为没有人想到要做些改进，没有人试着想些办法！”他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把一堆厚厚的卷宗往桌子上一扔。

“我并没有那么说。”这话脱口而出，有些象是自卫的口气。

皮尔逊把卷宗往他那边一推。“这是关于厨房热水系统的行文卷宗。如果你不怕麻烦翻一翻，你就知道我请求换一套热水系统已经好多年了。”皮尔逊的声音提高了，象挑战似地说：“看哪——你看看哪！”柯尔门打开卷宗，把前面的看了。他翻了一页，又一页，把后面的也大致看了一遍。他立刻知道自己错了。那些行文中包括皮尔逊对医院食堂卫生提出的批评，措词比他自己可能用的还要尖锐得多。这些意见一直提了好几年了。

“怎么样？”在他看卷宗的时候，皮尔逊在看着他。

柯尔门没有迟疑，马上说：“对不起，我应该向你道歉——单就这件事来说。”

“没关系。”皮尔逊烦躁地摆摆手，他听出了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又问：“你说还有别的事情？”柯尔门平静地说：“在了解洗碟机的事情时，我还发现已经六个多月没有给炊事员作体格检查了。”

“为什么？”这个问题象一颗子弹似的蹦出来。

“保健科显然没有把样子送来化验，营养科主任已经去查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也没去问吗？病理科没有人去问问为什么不送东西来化验吗？”

“显然没有人问过。”

“这个班尼斯特真笨蛋！这是严重的。”皮尔逊真的关心了这件事，把对柯尔门的敌对情绪忘了。

柯尔门平静地说：“我想你会关心的。”皮尔逊拿起电话。等了一下，说：“接院长电话。”电话直截了当，说的时间不长。最后皮尔逊挂上电话，站起身来，对柯尔门说：“塔马塞利下来了，咱们到化验室迎他去。”在化验室里用了几分钟时间，约翰重述了已为柯尔门所了解的情况。皮尔逊和塔马塞利听着，约翰·亚历山大重新翻开他的记录，皮尔逊检查了玻璃片。当他看完显微镜直起腰来的时候，营养科主任进来了。院长问她：“你问出什么结果来了吗？”

“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事实就是这样的。”斯特朗夫人带着不相信的神气直摇头。她对皮尔逊说：“今年年初，保健科添了一个新职员，p大夫。没有人对她说过要给炊事员作检查，这就是没有送下大便样子来的原因。”塔马塞利说：“那么，现在有多长时间没检查了？”

“大约有六个半月了。”柯尔门注意卡尔·班尼斯特一个人阴郁地站在一边象是在做什么工作，可是他感到那个化验员组长是在注意听这边人的谈话，一句没漏。

院长问皮尔逊：“你建议怎么办？”

“首先得给所有的新雇员做一次检查——越快越好。”这回老病理医师的话很利索果断。“然后其余的人都作一次重新检查。包括化验大便、胸部透视和体格检查。应该包括所有的炊事员和所有接触饮食的人员。”

“请你安排一下好吗，斯特朗夫人？”塔马塞利说。“和保健科配合一下，大部分具体工作让他们干。”

“好，先生。我马上去办。”她浑身的肉一颤一颤地走出化验室。

“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塔马塞利又转回过脸问皮尔逊。

“我们需要给那些洗碟机换一个烧热水的系统——或者干脆拆了换新机器。”皮尔逊的声音又提高了。“我已经向所有的人喊了好多年了。”

“我知道。”塔马塞利点点头。“过去的卷宗我都接受下来了，这个问题在我们待办的单子上。问题是我们的基本建设开支太多了。”他思考一下说：“不知道要花多少钱。”皮尔逊毫无道理地带着气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管子工。”

“我懂得一点管子工的，也许我可以帮帮忙。”听见这个轻轻的语声，大家都转过头来。原来是窦恩伯格大夫，他的手还是在那里摆弄着烟斗。他进来时很安静，没有人注意。看见哈里·塔马塞利，他问道：“我打搅了吗？”皮尔逊咕哝着说，“不，没关系。”窦恩伯格看见约翰·亚历山大正在看着他，就对他说：“刚才我在看你的孩子，年青人，他的情况不大好。”

“有希望吗，大夫？”亚历山大小声问。其他人也转过了身子，表情也缓和了。班尼斯特放下一个玻璃吸量管，也凑了过来。

“恐怕是希望不大。”窦恩伯格缓慢地说，停了一会儿，然后象想起一件事，对皮尔逊说：“我估计，约，给亚历山大夫人作的血敏试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问题？”

“我的意思是会不会作错。”皮尔逊摇了摇头。“没有问题，查理。事实是，这个试验是我亲自做的，做得很仔细。”他非常奇怪地问：“为什么你问这个呢？”

“想再核对一下。”窦恩伯格吸了吸烟斗。“今天早晨有一阵子我怀疑这孩子得的是有核红细胞增多症，这只不过是个猜测。”

“那是不大可能的。”皮尔逊很强调地说。

窦恩伯格说：“是的。我也那样想。”又沉默了一会儿。大家都把眼光转到了亚历山大。戴维·柯尔门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随便说点什么来转移一下，让那年青的化验员心里好受一点。他没有思索就对窦恩伯格说：“过去对血敏试验是产生过怀疑的——那时化验室只用盐水介质和蛋白介质两种方法检查。有时少数阳性反应会被当成阴性的了。现在加上了孔姆斯间接试验，已经相当保险没有错了。”他说完以后才想起是在他来了以后这个化验室才改变的。他并没有意思想打击一下皮尔逊，不由得希望老头子没有注意听他的话。他们两个已经拌了不少的嘴，不要再毫无必要地火上加油吧。“可是，柯尔门大夫……”亚历山大嘴张得很大，眼睛露出惊慌的样子。

“啊，怎么了？”柯尔门有点莫明其妙了，他说的话怎么会引起这种反应呢？

“我们没有作孔姆斯间接试验。”尽管柯尔门对亚历山大很关心，他觉得有点不愉快了。由于皮尔逊在场，他很想避免再谈这个问题。现在他被弄得不得不谈了。“唉，作了，你作过了，”他顺口说道。“我记得是我签的孔姆斯试验的申请单子。”亚历山大用绝望的眼光看着他，眼睛里流露出请求的神色。“可是皮尔逊大夫说没有必要。这个试验是仅仅用盐水和高蛋白作的。”柯尔门花了几秒钟时间消化这句话。他看见塔马塞利不大明白似的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一场表演。窦恩伯格马上注意起这些话来了。

皮尔逊显得很不舒服的样子。他带着不安的心情对柯尔门说：“我原打算告诉你的，可是给忘了。”戴维·柯尔门的脑子马上转过来了。但在没有进一步弄清情况以前，他需要落实一下。“我理解的对吗？”他问亚历山大，“根本就没作孔姆斯间接试验？”在亚历山大点头的时候，窦恩伯格突然插进来说：“等等！让我先弄清楚。你的意思是说，那母亲——亚历山大夫人——终究还可能有血液敏感问题？”

“当然她可能有！”柯尔门这回不管不顾了，他的声音一下提高起来。

“盐水和高蛋白试验在很多情况下是有用的，但不是所有情况都有用。任何在血液学方面合理地跟上现代医学的人都应该懂得这一点。”他斜眼看了皮尔逊一眼，他在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又对窦恩伯格说：“所以我才让作孔姆斯间接试验的。”院长仍然在努力理解医学方面的含义，他问：“你说的这个试验，既然你让作了，怎么又没有作呢？”柯尔门转过身来冲班尼斯特，眼色很严厉地问：“我签的那张申请单哪里去了——孔姆斯试验的申请单？”技术员犹犹豫豫地没有回答，他又问：“说呀？”班尼斯特直发抖。他嘴里嘀嘀咕咕，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在说：“我把它撕了。”窦恩伯格有点难以置信地说：“你把大夫的申请单给撕了——也不告诉他？”柯尔门毫不客气地说：“是谁叫你撕的？”班尼斯特看着地板，勉强回答：“皮尔逊大夫叫我撕的。”窦恩伯格现在思想转得很快。他对柯尔门说：“这说明那孩子可能得了有核红细胞增多症，事实上，各种迹象都说明这个问题。”

“那你要作换血手术吗？”窦恩伯格痛心地说：“如果需要换，也应该在出生的时候换。可是尽管这么晚了，也许还可能有救活的机会。”他望着年青的病理医师，似乎只有柯尔门的意见是可以信赖的样子。“可是我想弄牢靠一些。那孩子没有多少力气，经不住折腾了。”

“我们需要给孩子的血作一次孔姆斯直接试验。”柯尔门的反应很快、很中肯。现在都看他和窦恩伯格的了。皮尔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给迅速发展的情况弄呆了。柯尔门厉声问班尼斯特：“医院里有没有孔姆斯血清？”那技术员咽了一口气，说：“没有。”这是院长权限之内的事了，他很干脆地问：“我们从哪里可以弄到？”

“时间不够了。”柯尔门摇摇头说。“我们得请别的地方作，那些有条件的地方作。”

“大学可以作，他们的化验室比我们的大。”哈里·塔马塞利走到电话机旁，对接线员说：“请给我接大学医院。”他问在场的人：“谁在那里负责？”窦恩伯格说，“弗兰茨大夫。”

“我找弗兰茨大夫。”培马塞利问：“谁和他接头。”

“我来。”柯尔门拿过电话。别人听着他说：“弗兰茨大夫吗？我是柯尔门大夫，三郡医院病理副主任医师。您能给我们作一个紧急的孔姆斯试验吗？”停了一会儿，柯尔门听着。然后，他说：“好，我们立刻把血样送来。谢谢你，大夫。再见。”他转过身说：“我们要很快抽血样。”我帮您抽，大夫。”这是班尼斯特，手里拿着器械盘子。

柯尔门想拒绝他帮忙，又看见他眼里带着恳求的神气，犹豫了一下，说，“好，跟我来吧。”在他们走的时候，院长在他们后边喊道：“我叫一辆警车。他们可以把血样送得快一点。”

“请允许我自己把血样送去——和他们一起去。”这是约翰·亚历山大。

“好吧。”院长拿起电话耳机，他很快地对接线员说：“接警察局，”又冲亚历山大说：“和他们一起去把血样拿到急诊出入口。我让警车在那里等着。”

“好，院长。”亚历山大很快地走了出去。

“我是三郡医院院长。”塔马塞利又在打电话。“我们需要一部警车送一个紧急血样。”他听了一会儿。“是的。我们的人等在急诊出入口，好。”他挂上电话，说：“我再去看看，让他们都接上头。”他走了出去，室内只剩下皮尔逊和窦恩伯格两个人了。

在过去几分钟的时间里，老产科医生脑子里思绪万端。在漫长的医务生涯当中，查尔斯·窦恩伯格当然经过许多病人死亡的事例。有的时候，他们的死亡几乎好象是命中注定的，可是他总是全力以赴地，有时甚至是拼命地设法抢救，一直到最后，从不放弃一线希望。在一切情况下——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他自己，他的所作所为是光荣的，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高的，工作是踏实的，他总是要尽他最大的力量的。他知道，有的医生有时就不那么认真。但就他自己来说，他自信和自负的是：我查尔斯·窦恩伯格从来没有由于技术不行或粗心大意而耽误过一个病人。

这样一直到现在的这一次。

现在，在他即将结束他的医务生涯的时候，他似乎要分担一份由于另一个人的无能所造成的悲惨的恶果；而最倒霉的是——这个人竟是他的一个朋友。

“约，”他说。“我想告诉你点事情。”皮尔逊坐在一个化验台的凳子上，脸色苍白，眼神发散。现在他慢慢地抬起头来。

“这是一个早产儿，约，可是他是正常的，我们本来可以在他出生的时候给他换血的。”窦恩伯格停顿了一下，当他又继续说的时候，他的声音里带上他自己的情绪了。“约，我们是很长时间的朋友了，有时我给你打掩护，我帮着你去跟别人干。可是，这一次，如果这个孩子死了，那么上帝帮助我！——我要把你带到医管会去，我非把你撕成两半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