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的时候，班主任陈美龄叫住了我。她远远地站在办公室门口，对我招手。“你来一下。”她说，“我有话问你。”

陈老师怀孕了好几个月，快要生小宝宝了。她现在的身体像个纺锤，中间大，两头小，走起路来往两边摆来摆去，一不小心就会倾倒一样。每次踩着铃声走进教室时，她会仔细地用两条胳膊抱住肚皮，脸上保持着高度警惕。因为我们的教室门比较窄小，如果她进门的时候刚巧有哪个冒失鬼学生同时进来或者出去，那就难免不会撞她一下，那样的话就糟糕了，陈老师就会流产，生一个没有呼吸和心跳的死孩子出来。这是小妹告诉我的。小妹跟我不在一个班，但是她对陈老师的怀孕情况极感兴趣，总是悄悄观察孕妇的一切变化，而后再把她的观察心得报告给我。

我离开背着书包准备回家的同学们，折转身，三步两步奔上办公室的台阶。我以为她是像平常那样，请我帮她查字典，替生字标出拼音。我们那儿的人讲普通话有一定困难，主要是舌前音和舌后音不能分得清楚，要把字词读准，必须借助字典。

陈老师把我领进办公室，没有碰桌上的字典，却翻开了一本大字练习簿。

“这是你交的作业？”她侧着头问我。

我瞄了一眼，点头。这学期我们刚开了毛笔字的练习课，每周一次。大部分同学都把写大字当玩儿，鬼画符一样地画出一张交差了事，余下的时间就用墨汁涂手，涂脸，涂课本上的插图，涂桌面上的刻痕，涂得满教室一股臭臭的墨汁味。

“做人要诚实。学习问题上也要诚实。”她开头就说了这么一句极其严肃的话。

附近几张办公桌上的老师马上就抬了头，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不知道陈老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做了什么不诚实的事吗？

陈老师屈起一只中指，用指关节轻轻敲着本子上我写出来的毛笔字。“俗话说，字如其人。字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脸面问题，是外表给人的印象问题。我们开这堂课的本意，是要让学生练出一笔漂亮的字来，不是要比赛，你不必描得这么像模像样，来糊混我。”

我这才明白，陈老师不认为本子上的大字是我写的，她以为我是垫着字帖描出来的。当着办公室里众多老师的面，我觉得又伤心又委屈，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我一边哭，一边坚持我的陈述：我没有描，我有能力自己写出这样的字。

陈老师望望我眼泪巴嗒的脸，轻叹一口气，合上本子，说：“有机会我会找你母亲谈谈。”

我心里忿忿地想，为什么要找我妈谈？她完全可以当场验证我。找一瓶墨汁，一支毛笔，我马上可以写几个字给她看看。不过我转念一想，也许让她找我妈谈更好，我妈知道我的毛笔字能够写成什么样。从三年级开始，我妈一直逼着我在家里练字，我写秃的毛笔起码也有十来支了。这么想了之后，我擦了擦眼泪，不再伤心，相反有几分得意：陈老师把我写的字当成描红，说明什么？说明我写得好，好到都让她不敢相信了！

我兴冲冲地往家里奔，迫不及待要把陈老师对我的“怀疑”告诉我妈，让她也为我自豪一下。走到离家不远的拐弯处，看见小妹探头探脑等在那里，脖子伸出来老长，两只手在胸前绞来绞去，而且满脸都是着急。

“哎呀，你怎么才放学呀！”她轻轻地跺着脚，很夸张地表示不满。

我收住脚步，手按紧了书包，一下子紧张起来：“出什么事了吗？”

她凑近我的耳朵，无比激动地说了一句话：“小兔子的姐姐回来了！”

我瞪大眼睛朝着她看，好半天才作出了该有的反应：“你是说，那个会跳舞的姐姐回来了？”

她鸡啄米一样地点头：“是啊，下午刚到，穿了一身收腰的女式军装，那腰细得只有这么一点点！”她把两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围拢，比划了一个范围。“坐的是一辆吉普车，司机一直送她到大门口。你想想啊，我们县革会主任都未必能够把吉普车坐到家门口呢。”

我一把拉起小妹，飞一样地往大院里奔。书包在屁股后面啪嗒啪嗒跳得欢势，铅笔盒里忽啷啷乱响，恐怕所有削好的铅笔头都要断了。我也不知道我们平白无故瞎激动什么，人家小兔子的姐姐回家探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小兔子姐姐也有个很朴素的小名，叫小燕子。很长时间中她是我们大院里的一个神话。是不是因为她妈妈给她取的名字好呢？小小年纪她就长出一副身轻如燕的好身材，十二岁考进了上海的舞蹈学校。听她妈妈说，毕业那年她就在一台大型神话舞剧中当领舞，被周总理接见过。这样的尖子生，本来可以前途似锦的，可是偏偏文革开始了，大学生们都下到工矿农村了，燕子姐姐只好被分配到一个大型的煤矿文工团，当舞蹈演员。不管怎么说吧，毕竟她还是在大城市，在正正规规的文艺团体，仍然是我们一帮毛孩子羡慕的对象。

我们都曾经在小兔子家里看过她的演出剧照。有一张是《白毛女》，她扮演的喜儿正被大春扶着走出山洞，脑袋高高地仰起来，迎着初生太阳，脸上泪流满面。我们都很佩服演员的本事，她们在舞台上居然能够想哭就哭，而且真的有眼泪出来。我们就不行，我们演一出《收租院》的小话剧，演到最悲伤的情节时，要背过身子吐一点唾沫涂在眼睛上。

还有一张是集体舞，演员们穿军装扎皮带摆出战斗姿态的那种，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舞台上司空见惯，不算稀奇。突出的地方在于燕子姐姐来了个腾空大踢腿，显出她科班出身的不凡身手。并且那张照片是紧贴着舞台从池座里往上拍的，因为仰拍角度的关系，燕子姐姐的腾空动作越发夸张，简直就像是要从舞台上飘飘而起，英雄飞渡，风光无限。

我们百遍千遍总也看不够的是一张《天鹅湖》剧照。燕子姐姐那时候还小，扮小天鹅，头上扎着一小片白色发带，穿白纱的芭蕾舞裙，脚上是一双白色芭蕾舞鞋。那裙子短到不能再短，蓬蓬地张开，被灯光照出一种透明的质感。她足尖紧绷，双腿修长，柔软的胳膊环抱在头顶，目光低垂，优美中蕴含着娇憨和羞涩，是花苞初绽的一瞬。这张照片小兔子妈妈极为珍贵，藏在一个相框的背后，不是很熟的人，绝对不会拿出来给人看。小兔子妈妈说，《天鹅湖》是文革之前上演的剧目，讲了一个王子和公主的爱情故事，很缠绵悱恻的，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谁演谁倒霉。小兔子妈妈叮嘱我们不许在外面讲，她说，要是造反派知道有这张照片，肯定要她上缴，那我们就再看不着了。我们当然舍不得失去这张照片，所以都守住了这个秘密。

我们奔进小兔子家的时候，他家的堂屋里已经挤满了大院的邻居。连七老八十的林家老头也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凑热闹，拐杖头支住下巴，笑眯眯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也不知道看懂了什么。狗儿不是大院里的人，可是她站的位置离燕子姐姐最近，她简直就像粘在人家屁股上的一根尾巴，人家走到哪儿，她就一步不拉地跟到哪儿，一会儿摸摸人家的头发，一会儿讨好地替人家掸去衣服上的一点点脏物，一会儿又去摸人家茶杯，发现茶水凉了，赶紧反客为主地替人家换上热的。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燕子姐姐的后脑勺，一点儿都不想隐瞒她眼睛里的那种仰慕和巴结。

我和小妹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我们都觉得狗儿做得过份了，她占据了我和小妹的位置，有越俎代庖之嫌。燕子姐姐是我们院里的人，要做她的贴身侍卫之类，那也应该由我和小妹来做。

倒是小兔子表现得非常大气，他一点儿都没有以他的姐姐而据傲，脸上依旧挂着温和的笑，客气地招呼每一个走进他家里看热闹的人，是年长的就端一张凳子过去，是年少的就往人手心里塞两颗糖。他对我和小妹格外优待，塞给我们的糖不是两颗，是四颗。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一种奇怪的糖，捏在手里的感觉像面筋，糖纸上写的字是“高粱饴”。剥开糖纸，颜色是浅浅的肉红，外面裹着一层白色的糖粉，伸出食指轻轻碰一碰，软软的，嫩嫩的，滑滑的，像婴儿的皮肤一样腻手。我舍不得吃，把糖纸又仔细包上，放进口袋里。那天晚上，到我下决心尝上一块的时候，糖已经被我的体温弄成软乎乎一团，糖粉化开了，糖汁和糖纸粘到了一起，成了一摊粉红色的鼻涕。我沮丧得差点儿要哭。

还是回过头来说燕子姐姐。我永远都记得燕子姐姐那天穿的那件毛衣，一件柔软得像蒲公英的绒花那样的开司米毛衣，乳白色，胸口绣着一小片同色的图案，两片衣襟微微分开，被高耸的胸脯自然勾住，露出里面一件紫色小碎花的敞领衬衫。在全国人民都热衷于穿草绿色军装的年代里，我们如果有幸穿上一件毛衣，那也是大人们用旧的毛线七拼八凑手织出来的，式样永远都是粗陋而蠢笨。我们穿毛衣的目的只是御寒。像燕子姐姐这样，毛衣穿出了外衣的品位，这样高贵和闲适，这种不经意间显露出来的优雅，实在让我目瞪口呆。

燕子姐姐的头发也有些与众不同，初看是跟常人无异的两条粗粗的辫子，松松地编出麻花结，长度就在腰际之下。再琢磨，原来她的刘海和辫梢都是烫过的，发丝因此而蓬松开来，非常洋气，透着一股灵动和俏丽。那时候，烫刘海和辫梢是文艺团体演员们的“专利”，只有她们才能够这样小范围地打扮自己。走在街上，要是偶尔看见一个烫了刘海和辫梢的漂亮姐姐，我们会莫名其妙地激动，会手心出汗，喉头发紧，然后不由自主地跟上几步，享受和她们呼吸同一片空气的幸福。

因为看出了燕子姐姐头发上的秘密，现在我明白狗儿为什么要一步不拉地紧随她身后，时不时伸手去摸她的头发了。我理解狗儿的那种惊喜、羡艳和迷乱，也就原谅了她的唐突和过份。

燕子姐姐这时候抬起头，含笑地望了望我和小妹，又扭头询问她的弟弟小兔子：“两个小妹妹也是我们院里的孩子吗？”

天哪，她没有说我们的家乡话，说的是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她的声音那么甜美而清亮，像木槌从扬琴的琴键上轻抚而过一样，带着悦耳的欢快。她弄明白我们谁是谁家的孩子以后，夸张地瞪大眼睛，嘴巴张成一个好看的圆形，不住声地惊叹：“真快啊！她们长得真快啊！”她又回头对她的妈妈抱怨：“我都快要老了，是不是？我从家里出去的时候，也就是跟她们一般大的年纪。”

她一手一个，把我和小妹揽到胸口，亲亲热热，自自然然，分别吻了我们的额头。我看见小妹的脸颊腾地飞起两团红晕，眼睛用劲地闭了一下。不用说，我知道我此刻的表情同样生涩。我们长到这么大，婴儿时期除外，从记事开始，还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人这样地吻过。我们惊慌得像两只被人拎在手里的鸟儿。

燕子姐姐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让我们心跳的话：“我很喜欢你们。好可爱的女孩子啊。”

那一刻，我心里掠过一个很奇怪的念头，我知道我被她俘虏了，从灵魂到身体，完全彻底地俘虏了。从此以后，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洗衣，涮鞋，做饭，铺床……一切的一切。我可以在她面前没有呼吸，没有思想，也没有言语，只做一个忠实的木偶人。

那天从小兔子家出来以后，我和小妹、狗儿都不想立刻散去。我们聚集在院子里的一丛丝瓜架后面，细细地回忆和点评有关燕子姐姐的衣着装扮。小妹是最有语言天才的一个，她总是能够维妙维肖地模仿别人的口音和说话方式。而且她还有一个让人吃惊的本领：她把两根食指放到眼皮上，轻轻地一揉，一抹，再把眼睛用劲一眨，单眼皮顷刻间就变成含情脉脉的双眼皮，变戏法一样地迅速，不知底细的人能够吓一大跳。现在她又一次把自己的眼睛变得不同寻常，把嘴巴张成好看的圆形，用上海腔调的普通话说了一句：“这两个小妹妹也是我们院里的孩子吗？”

我们三个人就傻兮兮地大笑，你推一下我，我推一下你，兴奋地像过年喝多了甜酒，晕晕乎乎，飘飘然然。

狗儿更是别出心裁，她忽然对我们说一句：“等我一会儿啊。”就急急忙忙奔回家去。我和狗儿还没有来得及把燕子姐姐说过的话全部模仿一遍，她已经又喘着粗气站到我们面前。我们吃惊地发现她在几分钟之间完全地变了一个样子：她用烧红的火钳把刘海和辫梢烫出了漂亮的发卷，虽然有一部份头发烫成焦黄，带着很浓的一股焦臭味，可是蓬松的头发毕竟为她带出了几分洋气，显出从未有过的娇俏华丽。她又解了衣扣，把衣襟往两肩拉开一些，努力挺出胸脯，拔长了脖颈，绷直腿，往前走几步，再转身，往后走几步，用脚尖部位走出那种舞蹈演员特有的弹性步伐。然后她忽地一个旋转，挺胸收腹，笑嘻嘻地看着我们：“我像燕子姐姐的样子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小妹一下子沉默起来，许久都没有出声。我们都觉得狗儿表演得太像了，模样和神情像，体态和走路的身姿像。因为像，我们就感觉不大自在，有一种说不上是嫉妒还是什么的情绪，总之不那么舒服。

过了一会儿，小妹别有用心地说了一句：“你还是扣上衣服吧，我看见你里面的圆领汗衫有个洞，肚脐眼都露出来了。”

狗儿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她的神情跟着阴沉下去，两只手下意识地抓住衣襟，一点一点地往中间拉扯，要掩盖上她的那件破了洞的汗衫。我以为她一定会生气而归，然后憋好几天不跟我们说话。但是她没有。她一动不动地站着，目光像锥子一样盯住小妹的脸，好半天，挣出一个若无其事的笑：“小妹你看见了燕子姐姐的手吗？她的手跟我好像哎，简直就是一模一样！”说完这句话之后，她还不甘心，又加上一句：“你爷爷说过的，长这种手的人是贵妃娘娘命。怪不得燕子姐姐有那么好的工作，挣那么多的钱。”

小妹是一个多精细的人啊，连我都听出了狗儿话里的意思，小妹不可能不清楚，所以我看见小妹的脸气得皱了起来，本来只有菠菜叶子那么大的脸，那会儿皱成了一片瘦精精的黄花菜。

我赶快拉着小妹说：“我们做作业去吧，今天还要写一篇作文。”我又回头对狗儿：“你妈喊你回家，我听见她在外面叫你。”

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对峙，被我拉散开来。后来我和小妹一起做作业，她咬着笔杆出了半天神，得出一句很要命的结论：“狗儿她是一条蛇。”

我吓一跳，傻里傻气地问：“会变妖精的美女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