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捏着花三百块钱买来的票子，走进门前并不怎么热闹的剧场。剧场上演的是芭蕾舞剧《天鹅湖》。天空中飘着霏霏的细雨，有一点冷，但是空气却清新。街上梧桐树的叶子差不多掉光了，路灯从树杈间黄黄地晕出来，照得湿滤滤的街面泛出一层流金的颜色。出租车一辆接一辆沙沙地驶到我面前，放下客人，再沙沙地驶过去。也有坐公交车、骑自行车、步行过来的，他们都是上海本地人，穿着得体却不喧哗的晚装，提一只精致手袋，肩并肩地或者胳膊挽着胳膊地踏上剧院台阶，款款进入旋转门厅。

我觉得他们的脸上都有一种很相似的表情：冷冷的，傲傲的，与己无关的，看和不看都无所谓的，甚至是居高临下的或说是赏赐的，好像他们来看演出是给足了剧团的面子。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对于本地的剧团太过熟悉，因而失去了期待中的快乐。

我已经记不起来我是第几次看《天鹅湖》了。我从北京看到广州，从俄罗斯看到日本。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欣逢《天鹅湖》的演出，我一定不会放过。其实芭蕾舞的经典作品不止一个，《睡美人》、《吉赛尔》、《堂吉诃德》、《胡桃夹子》……每一个都是美不胜收。可是，因为我的少年时代只听说了一个《天鹅湖》，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只对它情有独钟，好像它是融入我生命的一团血肉，一块皮骨，我无法将它与我的灵魂世界完全割除。

我走进剧场，在中间靠右的一张座位上坐下。等待开幕前的十多分钟时间里，不知为何我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激动，我的喉咙甚至发干，太阳穴一阵阵地绷紧，似乎我的身边潜伏着一种危险，一片猝不及防就会扑将过来的黑暗。

我的预感果然应验，开幕不久我就认出来了，那个扮演王后的风情万种的女人，是我少年的朋友鸽儿。她穿着一件曳地长袍，头上身上插满了珠花羽饰，迈着程式化的芭蕾舞步，专横地指令王子做这做那，神情冷酷而妖艳。二十多年的时光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印痕，虽然她化着过浓的舞台剧妆，正在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角色，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当年那个敢想敢做的俏丽的女孩。

认出鸽儿之后，我想我再不可能平平静静坐着看完全场了，所以我干脆起身离座，在大厅里工作人员的奇怪目光中，走出剧院，站到街边迷朦的小雨中，等待曲终人散。

街道现在变得很静，隔了剧场厚厚的墙壁门窗，“四个小天鹅”的舞曲像是从天边飘来的仙乐，与我的世界离得相当遥远。我舒服地靠在梧桐树的枝干上，仰头看剧院顶层的那一排灯光，感觉到岁月从我身边流过去的沉闷的声响。然后，我惊讶剩下来那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比平常要快，因为到演出结束，观众散场，演员们卸装之后嘻嘻哈哈地涌出偏门，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我们从前的生活回忆一个大概。

鸽儿裹着一件薄呢大衣从剧场里匆匆走了出来。她很瘦。在那一群跳芭蕾的苗条女孩子中，她仍然显得薄削，好像一根久放而失去水份的芹菜。她的脸色在街灯的照耀下变成暗黄，一种滞涩而憔悴的颜色。也许是被那些葱管儿一样水嫩的小女孩子衬托出来的。她现在的年龄完全可以当她们的妈妈。

我走出树影，轻轻喊了她一声：“鸽儿。”

她一开始没有回应。我估计是很久没有人喊她这个名字的缘故。然后，走出两步之后，她身子轻轻地一抖，蓦地站住了，把脸孔转到我的这边。

“谁？”她问。

我说：“是我，鸽儿。”

“你是谁？”她走过来，迟迟疑疑地盯住我看。她看了我很久，目光是退缩和弥散的，又是漫不经心和似是而非的。最后她猛然一仰头，闭上眼睛，把我紧紧地抱住了。

“认出我是谁了吗？”我在她怀里不放心地问。

她抱住我，不动，身体簌簌地颤抖着，像是怕冷一样。“小爱啊。”她叹息般地说，“我怎么会认不出小爱呢。”

之后她就向团里请了假，没有上那辆接送演员的大客车，转而打了一辆出租，把我带到了衡山路的酒吧里。

她的脸色在酒吧灯光下不再那么滞涩暗黄，转而泛出一种带荧光的亮，不知道是不是用了什么特殊化妆品的效果。她的眉眼整体上看依然俏丽，说是妖媚也不过份，但是不能笑，一笑就显出了岁月沧桑，眼角的皱纹有一点触目惊心。我想是因为她太瘦了，像她这样的年龄，胖一点就会好上很多。

“我不能胖啊。”她对我说，“团里像我这个岁数的人，发胖的不少，一胖就不能上舞台了。你说我不上舞台还能够干什么呢？”

我告诉她说，我是出差到上海，偶尔看到报纸上的演出广告，找到剧场来的。我说这些年我看了很多场《天鹅湖》。我有《天鹅湖》的情结。

她愣愣地看了我半天，忽然说了一句话：“小爱，我应该告诉你，我一辈子都没有能演过一次天鹅。”

我张大了嘴巴，不敢相信。

她说，她的确没有演过。没有演过“四小天鹅”，没有演过众多的天鹅侍女，也没演过黑天鹅奥黛莉，更没有演过天鹅公主奥德塔。她甚至没有穿过一次小时候朝思梦想的天鹅舞裙，那种蓬蓬地张开、比羽毛更加轻柔和飘逸的白裙。从前是因为时代不对，舞台上只有工农兵的形象。后来改革开放了，《天鹅湖》允许上演了，她也老了，不可能挤进主角的位置了。

“我妈早生了我五年。”她伸出一只手。“否则的话，我还有机会考舞蹈学院，还能试试天鹅公主的角色。”

我没有来得及为她惋惜，她却突然地转了话头：“记得那一次，过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沿河边去找我的亲生妈妈吗？”

我说我当然记得，我过河掉进冰窟窿里，差一点就冻成了冰人。

她开心地打了我一下，说：“你肯定没有想到，后来我的亲生妈妈到上海来找过我。”

我又一次目瞪口呆。那一年，鸽儿走了之后，我们全家跟着我爸爸下放到了乡镇。我爸我妈调去任教的那个学校，居然就是小兔子借读过的中学。我在那所中学里高中毕业，然后回老家插队，然后考上了大学。因为自尊，同样也是因为自卑，我很少跟从前的朋友联络，梧桐院里的很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

“真的是我妈来找过我。”鸽儿眯缝起眼睛。“她那天往我门口一站，我就听到我心里叮地一声响。我跟她长得太像了，世界上简直少有我们这么像的母女。”

“她干什么的？”我很好奇。

“从前的公社干部。公社妇联干部。我是她的私生女，所以她不能不扔了我。天哪，小爱，你能想得到吗？我是个私生女！你想想，那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找到她？找到了她也不会承认的。我们根本不懂私生女的含义是什么！”

“你喊她妈妈了吗？”

鸽儿摇头：“喊不出来。小时候没有喊过，一把年纪之后怎么喊得出？况且，一个妈妈就够我折腾的了，我不想再添一个。我还没那份爱心。”

我问她，那一个妈妈，是不是指的豁嘴婶婶？鸽儿点头。她说豁嘴婶婶年老了之后身体不好，又死活不肯到上海来住，鸽儿只好时常往县城里跑。她每年最少要跑两次，一冬一夏。一直跑到豁嘴婶婶去世。鸽儿说到“去世”这两个字的时候，眼圈儿红了一红。

“你还是很孝顺她的。”我感叹。

鸽儿沉默了一下。“小时候她总是打我，你记得吗？打得我鬼哭狼嚎。可是她是真心盼望我能有出息。后来我也打过她，我们两个对着打，像冤家一样。到她死了之后，我才知道我是离不开她的，我的心里像有一根筋被抽走了，说不上来那种难受劲儿。”

鸽儿接着又告诉我一些梧桐院里的事。因为她以前每年都往老家跑，所以她知道的事情比我要多。方明亮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得了精神病，住进精神病院，就是她告诉我的。我们两个唏嘘感慨了很久，共同为方明亮可惜。小时候他是个多有学问的孩子啊，前前后后他读过了多少书啊，鸽儿还帮他翻窗户偷过书呢，那些书都白读了。

我们说到了小妹。小妹的命更苦。鸽儿说，现在想起来，小妹那张菠菜叶子大的脸，根本就是“苦相”。人的命运有时候是会刻在脸上的。小妹初中毕业那年，林老师突然去世了，是一种很奇怪的血液系统的毛病，前后不过个把月时间。林老师一死，小妹只好回她亲生的父母家。父母家本来就穷，孩子多，小妹又是从小不在身边长大的，稀罕不到哪儿去，所以小妹连高中都没有读下去，下乡插了队。她最后的消息是回城当了商店营业员，生了一个有一点残疾的女儿。估计她现在差不多下岗了。小时候她喜欢《红楼梦》，其实她自己就是大观园里的“晴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最后我们才说过小兔子。鸽儿说到小兔子时，头往后一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看起来她始终没有忘记那个男孩。小兔子是跟我同年考上大学的，然后读研究生，然后考了奖学金出国。对此我一点儿没有惊讶，小兔子从来都是这样优秀。令我想像不到的是小兔子一直没有结婚，据鸽儿分析的原因是：他根本就是一个对女孩子没有感觉的人。鸽儿说，有一年燕子姐姐到上海来，想亲自撮合鸽儿跟小兔子的关系，还是没有成功，他们彼此相敬如宾，一点找不到恋爱结婚的感觉。那年她跟小兔子都已经三十多岁了。小兔子现在一直生活在国外，偶尔回国，几乎像一个机械人，除了学问，其余一切都已经在他身上退化。

“那么，你自己……那个导演的儿子……”我不知道怎么问她。

鸽儿轻轻叹一口气：“他死了。还没等我长到法定的结婚年龄，他就死了。他脑子里的毛病是器质性的毛病，医学书上记载说，这样的人不可能活得很长。”

我不知道鸽儿后来结婚没有，她现在怎么生活。她似乎不愿意说她自己的事，我也不便多问。她把我带到酒吧见面，而不是带到她的家里，这里面多少有些隐情，有她不愿意让我知道的东西。我想我应该尊重她的隐私。

她最后拿出来给我看的东西，是藏在皮夹子里的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燕子姐姐是“四小天鹅”中的一个，她头上扎着一小片白色发带，穿白纱的芭蕾舞裙，裙摆短到不能再短，蓬蓬地张开，被灯光照出一种透明的质感。她足尖紧绷，双腿修长，柔软的胳膊环抱头顶，目光低垂，优美中蕴含着娇憨和羞涩，是花苞初绽的一瞬。

“天哪，这张照片你还一直在身上放着！”我惊叹地说。

鸽儿回答：“我一直都在身上放着。”

说话之间，我的身上微微地热了起来，就像有一部机器在我体内发动了一样。多年前的时光穿过长长的岁月，浓雾一般弥漫在我的周围。我紧紧地抓住鸽儿的手，我们在同一时间回到了那个湿滤滤的水码头，回到了梧桐院，置身在一群快乐和纯真的孩子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