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洪阿姨特意去了舅舅舅妈做生意的农贸市场，看这两个人的经营状况。因为他们是贝贝的抚养人和监护人，居委会认为有必要考察一下他们的经济能力，如果两口子连自己的饭碗都端不稳，居委会就会重新考虑抚养权的事。洪阿姨对同事说，真不行，居委会豁出去上法院打官司，无论如何不能让贝贝受委屈。

考察的结果让洪阿姨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从农村来的两口子居然把生意做大了。他们现在不是租摊位，而是租了门面房，卖小商品，日杂货，稍带着还贩了炒货卖。他们的小店里人来人往，客流不断，显得红火又热闹。生意虽说不大，基本上没有超过十块钱的交易，可是架不住买卖频繁，盘算下来收入就相当可以了。

洪阿姨找个隐蔽的角落站了一会儿，看他们怎么做生意。她发现当舅妈的比当舅舅的能煽乎，生意基本上是女人做，男人只负责拿货，收钱，找零头。有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到店里买发夹，女人给她拿了一对银色带水钻的，要她八块钱。老太太摇头说，不要这么嫩相的，五毛钱一对的黑夹子就行。女人马上说：“你看你呀，你自己就嫩相啊，才五十多吧？正该打扮打扮，让老伴儿看着喜气啊。”老太太脸上带笑：“什么五十多啊，我都七十了，头发都白了！”女人做出吃惊状：“七十了？哎呀呀看不出！”她把发夹举到老太太耳边比划着：“啧啧，白头发配银水钻，没得说，漂亮！富贵气！真是没得说。”

老太太还真就买下了银发夹，花了八块钱。

洪阿姨心里很佩服。她想，什么叫“生意经”啊？这就是了：把你哄得上天入地，让你花了大钱还觉得喝一肚子蜜。

两口子眼睛尖，不，不是眼睛尖，是他们习惯了眼睛往人堆里瞄，在第一时间里发现潜藏的可能的顾客，他们一下子就发现了躲在一排衣服架子后的洪阿姨。两个人心往一处想，不约而同地奔过去把洪阿姨往自己小店里拖。

“洪主任，稀客稀客！过来喝茶！过来吃花生！”

“我胃不好，不能喝茶，血脂也高，不能吃花生。”洪阿姨找借口推。

“哎呀，坐坐总可以吧？坐坐，坐坐。”

就只好过去坐。坐下了，顺便问起收入上的事，洪主任真诚地夸他们很会做生意，舅妈赶紧叫苦：“会做个什么呀？城管的，税收的，卫生局的，防疫站的，街道上的，市场管委会的……哪个不得应付？一天能落个十块二十块就不错了。”

洪阿姨心里想，鬼才会相信。

临走，舅妈一定要让她拿点什么。女人动作夸张地装了一袋最便宜的葵瓜子，塞到洪阿姨的拎包里。洪阿姨死活扔下了十块钱。

洪阿姨在康盛小区门口碰到李大勇时，对他说：“还真是不能小看了人家，生意人十有八九都是这么发财的。”

李大勇不屑地回答说：“小笼包都舍不得买，要买大肉包，精明成这样，能不发财吗？”

洪阿姨拿出当主任的身份，批评说：“看人要用发展眼光，成见太深了不好，对贝贝尤其不好，毕竟他们是一家人。”

李大勇很不服气地哼一声。

洪主任拿出瓜子，要他抓一把。“放了大料的，吃吃看，挺香。”

李大勇斜着眼睛问：“他们家的？”

洪主任笑：“放心吃，我付了钱。”

李大勇就是不要。他对这一家人的成见实在太不好，舅妈的形象跟奶奶落差太大。

元宵节过后，学校陆陆续续开学了。培智学校的程校长给洪阿姨打来电话，问贝贝这学期怎么还是不上学？程校长委婉地说，智障孩子的学习一定要有延续，半途而废的话，那就基本是前功尽弃了。“那会很可惜啊。”程校长着重强调了这一点。

洪阿姨放下电话，心里想，怎么把贝贝上学的事情给忘了。她又跑去找那两口子。

两个人对她依然很客气，紧着腾地方让座。但是一提到上学，舅舅就牙疼一样地撮着嘴：“这个啊，洪主任啊，贝贝上学是要人接送的，我们两个早出晚归做生意，嗯哪，哪里能腾出空？我也知道上学好，嗯哪，可是没办法，我们得挣钱养家呀。”

当舅妈的就比较直截了当：“一个傻孩子，好吃好喝地养着就不错，上什么学？加减乘除都分不清，学也是白学，倒不如让国家省下这个冤枉钱。”

洪阿姨倒被两个人的强词夺理说倒了，一时间就不知道怎么应对好。她清楚，国家有义务教育法，可那是针对普通孩子的，对于贝贝这样的特殊儿童，有没有什么政策规定呢？洪阿姨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也不能便宜了这两个人。洪阿姨话题一变说：“我看见你们用残疾人电动车拖货了。那辆车是赞助贝贝上学的，孩子如果不上学，电动车就要收回来。”

女人一听就变了脸，使劲用手扯男人的衣服。男人脑子也算来得快，眼珠一转有了回答：“洪主任啊，如今都讲诚信啦，嗯哪，给了我们家的东西再要回去，嗯哪，这算不算政府的诚信啊？”

洪阿姨不能不承认，民间智慧真是了不得的东西，要论脑筋好使不好使，她可能真是拼不过农村来的两口子。

事情就这样无奈地搁置。贝贝这学期不能去学校了。他不懂得抗议，也不知道怎么抗议。他被舅妈一把锁锁在家里。闷得难受时，他把从前跟奶奶一块儿做的蝴蝶标本一盒盒地搬出来，想出法子玩。他先把绿翅膀的蝴蝶放在沙发上。红翅膀的蝴蝶放到桌子上。黑蝴蝶和黄蝴蝶往哪儿放呢？放到地上吧。一盒一盒堆放妥当后，马上打乱重新来：黑蝴蝶和黄蝴蝶请上沙发；红蝴蝶移到桌上；绿蝴蝶安置在地上……贝贝独自游戏，嘴里还念念有词：“办展览啊，办展览啊。”

他照着贴在墙上的电话号码，给吴小雨打了电话：“办展览啊，来不来看啊？”

吴小雨接到了贝贝的电话，很开心，咯咯地笑，重复贝贝的话：“办展览，嘻嘻，办展览……”

她没说来，也没说不来。

贝贝的反应同样莫名其妙：听到吴小雨的声音后，他感觉心满意足了，就把电话挂了。他忘记了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蝴蝶标本摊了满屋子，舅妈回家的时候一开门，一脚踩上一只标本盒，咯嚓一声响，盒体绽开，碎玻璃差点把她滑跌跤。舅妈很恼火：“我的个娘哎，你这是摆的什么迷魂阵？”

贝贝笑眯眯地抬了头，回答她：“办展览。”

舅妈骂他：“办你个头。”

她没好气地踢开那些玻璃片。其中的一块擦着大狗妹妹的眼角飞过去，把它吓了一跳。它恼火起来，蓦地冲向舅妈，摆出一副“讲讲清楚”的架势，唬得舅妈赶快躲进了厨房。

她对随后回家的舅舅抱怨：“早出晚归做生意，脚杆子都要站断了，回家还要侍弄你的傻外甥，这日子过得值不值？”

舅舅在厨房喝水，咕咚咕咚的，茶水顺着嘴角流，仿佛渴了八辈子的模样。喝完茶水后，他鄙夷地说舅妈：“进城苦钱是为什么呀？跟你说一百遍，你还是一脑子浆糊啊！嗯哪，说归齐你就是个妇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嗯哪。”

贝贝蹲在地上，从碎玻璃片里扒拉他的蓝蝴蝶。玻璃划开了他的手指，有一滴血珠冒出来，红得像樱桃，贝贝举起手，惊奇地看着。血珠越聚越大，迅速地长肥，胀鼓鼓的，然后弹了一弹，自作主张地脱离指尖，掉落在贝贝的裤角上。

舅妈拿着畚箕过来，看见贝贝手上的血，惊呼一声，赶快找一张“创可贴”给他缠手指。她警告他：“碎玻璃不能碰！要弄出个破伤风，你就害死我们了。”

贝贝举着那只缠胶带的指头，嘀咕着：“死了。”

舅妈没好气地：“谁死了？胡说什么？”

贝贝从地上拣起蓝蝴蝶掉落的翅膀，无比伤心地：“死了啊。”

舅妈拍拍自己胸口：“一惊一乍，魂都要被你吓出来。不关我的事啊，你这蝴蝶本来就是死的。”

贝贝继续嘀咕着“死了”这两个字，一边从地上拣齐了蝴蝶破碎的翅膀和身体，托在手心里，去阳台找那只小花盆。奶奶在世时，蝴蝶的尸体都要埋进花盆里，她说：“睡吧，做个好梦吧。”贝贝记住了这个程序，现在他也要这么做。

可是阳台上空空荡荡，花盆不见了。花盆被舅妈收拾东西的时候当废物扔出去了。

没有了花盆，没有了花盆里的泥土，蝴蝶死了往哪儿睡呢？它要是不睡觉，怎么能够“做个好梦”呢？贝贝想不出好主意。他又托着碎蝴蝶回房间，没头苍蝇似地转。后来还是舅妈被他转烦了，给了他一个装“大宝润肤霜”的小盒子，让他把碎蝴蝶装进去。

“死了。”贝贝还在不停地嘀咕。

舅妈终于尖声叫起来：“你别再说这两个字好不好？晦气啊，你懂不懂？”

贝贝胆怯地看着舅妈，闭住了嘴。他不懂“晦气”是什么意思，但是舅妈的脸色他能够看得懂：她现在制止他说话。

第二天早晨舅妈出门时，特意告诫了贝贝：“不准再往地上摊你那些破盒子！”

贝贝很乖，很听话，舅妈说了不能做的事，他就不敢做。

不碰那些标本盒，漫长的一天里，贝贝在家里能干什么呢？

他画画。舅妈舅舅舍不得给他添置新东西，所以蜡笔只剩下了指甲盖那么长，抓在手里直打滑。水彩笔也大部分没水了，只有褐色、白色、土黄色、深灰色的几种还能马马虎虎画出颜色来。这几种颜色是因为不好看，贝贝以前很不经常用。本子一样用得苦：纸页的正面画完了，反面也画完了，贝贝只能在余下来的空白角落里见缝插针地画。他必须把图形画得很小，比他的指甲盖还要小，所以画出来的东西像个蟑螂一样趴在本子上。他画了一朵花，涂上了土黄的颜色，颜色漫出线条，花朵看上去像一滩鸟屎。他又画了桌上的一只茶杯，线条歪歪扭扭，好像玻璃正在高温下熔化。他还画一个小人儿，有十来根白色的头发向四面撒开，脸上的皱纹是墨黑的线条，那是奶奶。

他对这些画统统不满意，因为没有好看的水彩笔，颜色灰不溜丢。这不是贝贝的风格。

这样，贝贝又一次想起了小纸盒里的碎蝴蝶。

奶奶说，死了的东西一定要埋进泥土里。贝贝无论如何要照奶奶的话去做。阳台上找不到泥土了，可是楼下有啊，有好多好多的泥土，栽着草，还开了花。

贝贝奔过去抓起小纸盒，脱了鞋子，爬上窗台，打开窗户，从盒子里拈起一片花瓣样的蓝翅膀，举着，对阳光照一照。

“死了啊。”他忧伤地自语。

他一探身，把手里的东西扔下去。蝶翅太轻了，轻得就像贝贝嘴里哈出的一口气，没有一丁点份量，它刚要飘落，就被风一吹，回转了身，贴在窗框上，被胶水粘住一样，不动了。

贝贝踮起脚，拼命往窗外伸出手，要够着那片蓝翅膀，帮它落下楼。

李大勇手里托着个鸟笼子，来给贝贝送他昨天抓住的一只鸟。那只鸟也许是因为饿，误入物业值班室，被李大勇关紧门窗逮了个准。他边走边吹着口哨逗那只红头绿翅膀的鸟，一抬头，恰好看见贝贝的半个身子挂在窗户上。他一惊，下意识地喊出来：“贝贝别动！”

他拎着鸟笼，拔脚往楼下奔，一边挥手催促贝贝：“有危险！快离开窗户！”

贝贝把脖子伸得更长，告诉他：“蝴蝶死了啊！”

话才说完，他踮起的脚尖在窗台石板上一打滑，身子忽然间失去平衡，一下子头重脚轻，不由自主地就往楼下栽出去。

千钧一发的时候，李大勇恰好奔跑到了位。他仰着头，眼看着贝贝像个秤砣一样地坠下楼，想都没想，鸟笼一扔，伸出手去接。贝贝的身子“砰”地一下砸在他的胳膊上。两个人几乎同时倒地，但是李大勇倒在下面，后背着地。贝贝倒在李大勇的身上，毫发未损。

给李大勇拍片子的医生庆幸地说：第一，孩子是从三楼坠下来的，冲力不算大；第二，两个人是倒在草地上，而不是水泥或者石板上，所以李大勇仅仅是肩胛骨裂，轻伤，躺上十天半个月，应该就没事。

洪阿姨找到贝贝家，神色严肃地照会舅舅：“贝贝是特殊儿童，应该属于重点看护对象，同意你们两口子住过来，是为了贝贝得到最好的照顾。可你们只顾了出门挣钱，把孩子锁在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说吧，该怎么处理？”

两口子吓得脸色发白，生怕居委会告到法院，把他们赶出这个家门。舅舅一个劲地道歉，甚至紧张到忘了洪阿姨的性别，掏出香烟要给她点火。舅妈更是满脸苦相，好话说了一篓筐，就差没有跪地求饶。他们赌咒发誓：从前是不懂，疏忽了，以后出门做生意要把贝贝带上，要加倍地对贝贝好，天天买小笼包，年年做新衣裳。

洪阿姨摆出很勉强的架势：“既然表了这个态，我就再相信你们一回。政府也要允许公民改正错误是不是？不过呢，二回再出事，就不会这么处理了。”

两口子千恩万谢，口口声声称颂洪阿姨是活观音，人好，心善。

洪阿姨说：“好话我不爱听，我要看行动。”

舅舅说：“保证行动，嗯哪，保证。”

贝贝带上大狗妹妹，到物业的集体宿舍去看李大勇。他嗅嗅屋里的骨伤膏药味，挤眉毛皱鼻子地说：“苦。”

李大勇忍不住哈哈笑：“苦什么呀？膏药是贴在肩胛骨上的，又不是吃的。”

贝贝就小心翼翼去摸李大勇的肩胛骨，说：“疼。”

李大勇安慰他：“还好，不动就不疼。可惜鸟笼子被我砸散了，鸟儿飞了。”

洪阿姨在路上碰到贝贝，疼爱地拉起他的手：“爬窗台很危险啊，奶奶从前没有跟你说过吗？”

贝贝告诉她：“蝴蝶死了。”

洪阿姨哭笑不得。她深感跟贝贝说话很费劲，因为他的思路总是跟你不在一个层面上，你明明在说东，他想的却是西。从这个角度想，做舅舅舅妈的想要通过照顾贝贝得房产，也真是不容易。洪阿姨心里多少有点同情那两口子了。

洪阿姨告诫贝贝说：“要不是大勇叔叔路过，躺在床上挨疼的就是你。也没准你的小命都没了。以后一定要记住，不能爬高，有危险！”

贝贝笑嘻嘻地重复洪阿姨的话：“不能爬高，有危险。”

洪阿姨盯住他没有什么内容的眼睛，叹口气，自语：“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这孩子！”

实际上贝贝是听进去了。他不单是听进去了，还牢牢记住了。李大勇伤好之后接着上班，有一天扛着高梯给小区里的路灯换灯泡，恰好碰上贝贝在楼下玩。贝贝一仰头，发现李大勇站在高高的折叠梯子上，梯子摇摇晃晃的，李大勇的裤管和衣襟被风吹得飘飘荡荡的，他吓得直摆手，大声地劝说李大勇：“不能爬高，有危险！”

李大勇故意逗他，把两只胳膊张开，做出摇摇欲坠状，嘴里惊呼着：“要跌倒啦！跌下来啦！”

贝贝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死死地抱住折叠梯，用哭一样的声音喊：“不能爬高啊！有危险啊！”

李大勇低头笑起来：“没事，叔叔逗你呢。”

贝贝抱紧了梯子不肯走：“下来，不要危险！怕！”

那一瞬间，李大勇的心里像被电流击中一样，酥麻麻地发颤。他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贝贝是真心在乎他的安危的，如果他此刻掉下地，贝贝也会毫不犹豫用身体接住他的。

他后悔地想，不该跟贝贝开这个玩笑，对于如此纯洁和简单的孩子，任何的欺骗都是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