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五日，本日接奉廷寄，阅之郁恼

早起，觉病大减，诊脉亦平和。饭后散步千馀。清理文件，围棋二局。局终，大汗湿透重衣，虚弱不能用心，一至如此！汗后又觉烦燥。本日接奉廷寄，有朱学笃劾予之件，阅之不无郁恼。午刻，与钱子密久谈，阅《读通鉴论》唐末二十叶，至未正毕。阅本日文件甚多，内有沅弟六月二十二、七月初△及儿侄等信。翻阅时许，遂觉太劳，身体又大不适，坐卧靡宁。傍夕，昌期、敬堂诸人来视，余坚持不服药之说。夜小睡二次，俱略成寐。二更三点后睡，凡醒者四、五次，成寐者亦四、五次。尚不至一味烦燥不安，无唤人索火求茶等事，外症要不重耳。

在这篇日记里，曾国藩推出了他的一个奇特观点，称他有一个不服药之说。这个理论假说，又是个什么名堂呢？

七月三十日，余坚不服药，而药皆可伤人

早饭后开船，节节浅阻，未刻行至蒙城上数里之七里沟地方，胶浅一时之久，因在该处湾泊。派人至上游探看，浅滩甚多，不能再进，乃于酉刻退回蒙城县外河下泊宿。或称宜退回怀远，仍由正阳沂沙河而上，或称宜在蒙城登陆，商议不定。见客，坐见者二次，立见者一次，幕府来谈者三次，叶亭甥两次谈甚久。是日阅《读通鉴论》唐末、五代，凡三十叶，未初毕。下半日，体中又小不适，盖馀邪之未净者。小睡多次。灯后，仍觉清爽。夜睡至二更四点，汗透衣襟，有似医家之所谓自汗者，盖三贴三服桂支一两八钱，为分太重之咎。乃知凡药比可伤人，悔不坚守弗药之戒。

这一篇日记里，曾国藩摇头叹息说：是药三分毒啊，是药就有负作用，所以呢，我不吃药，甭劝我，劝我也不吃。

这到底说的是什么事情啊，不明不白的，感觉好神秘。

原来，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吃过服药的亏。在他于同治三年八月十四日，写给曾老九的一封信中说：……余于道光二十五、六、七、八等年遍身癣毒，其痛楚实为难受，澄、温诸弟曾见之。亦曾服攻伐之品，疑为杨梅疮而医之，终无寸效……

曾国藩这番话的意思是在说：要用吃药，吃药不管用的，这事我有亲身体验。我年轻时遍身癣毒，医生给我开了治疗性病的药，我吃，我吃，吃啊吃，吃到最后，也不管用。所以我知道吃药是不管用的。

权威史家唐诰明先生为此犯了嘀咕，说：这曾国藩，他是不是年轻时私生活不俭点，和女生们胡来，结果染上了性病呢？如果不是这么回事，那么医生拿他的病当性病治，曾国藩应该很生气才对啊？不可能拿过来药就吃。

此外，曾国藩的诗文集中，还有一首名联：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消魂。这首挽联说的是湘乡县城一位名妓，名字就叫大姑。此外另有野史证明，说曾国藩年轻时风流荒唐，异性伴侣比较的多，所以才染上性病。

这样猜测也是无妨的，但我们也可以提出相反的论证。

怎么个论证法呢？

论证方法就是从医家的角度来说，性病和皮肤病其实是一码事，都是皮肤表层感染了霉菌，所以说性病就是皮肤病。即使是在现在的医院里，去医院看皮肤病的患者，也要和性病患者同时在医生的门外排队。相信如果当时的医生跟曾国藩讲清楚了这个道理，曾国藩也会欣然将治疗杨梅大疮的解药服下，服下后发现不管用，他就发飙了。

所以据情判断，曾国藩年轻时应该很吃亏，没有风流过。如果有的话，他不会对药物憎恨到这种程度，让他搭上不洁之名，然后药又不管用，这多让人窝心上火啊。

相反，如果曾国藩真的风流过，患上性病治不好，他的表现应该是更加的病急乱投医，只会后悔自己的不俭点，恨自己的病情太重，怪自己没有找到对症的良药，没理由跟药物过不去。

所以从他那奇异的药物观念上来判断，曾国藩清白的可能性，更大一些。